立过秋后，登封久旱不雨，太阳高悬，晒的人难以忍受。地里的玉米被晒得卷起了叶，一片枯萎景像。８月２４日夜间，下了一整夜的中雨，天气凉爽了不少。趁着好心情，下午我漫步在旅游公路，参观了许久没来的崇福宫，考察了宫内的古老殿房和碑刻，体验了她的沧桑和不凡。

嵩山万岁峰下的崇福宫，雨后格外清爽。宫内的古建筑和残缺的碑刻，把千年的历史留在了这里。位干嵩山太室山南麓的千年古建筑群，初名万岁观，始建于西汉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宋代更名为崇福宫，现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崇福宫的历史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相传因汉武帝登嵩山时闻山谷中“万岁”呼声而得名“万岁观”。唐代因道士祈雨显灵更名为“太乙观”，北宋真宗时期扩建并正式定名“崇福宫”，成为皇室避暑离宫及道教重要场所。‌‌

现存规模‌占地约５０００平方米，保存清代建筑３０余间、古树５０余株及历代碑刻１０余品，包括北宋泛觞亭遗址等三清殿的琉璃瓦历经千年风雨，但仍能在晴日里映出细碎金光——这方看似静谧的道教宫观，藏着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交集：它既是宋代帝王钦定的“皇家祈福圣地”，亦是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等文学圣人曾驻足治学的“精神栖居地”。帝王的玉辇轨迹与文人的笔墨痕迹，在此交织成一段政与文共生的独特史话。

这通《嵩阳崇福宫修建碑》圆首，双龙戏珠，龙体肥大，双龙之间嵌圭形额石，额题“嵩阳崇福　修建碑”八字，竖２行，篆体，隐约可见者１行，即碑题“嵩阳崇福宫修建碑记”，均楷体，字径２．５厘米。从内容提及“首召重阳大弟子长春丘真人”“自重阳起大振全真教”“圣元龙飞”“帝临寰宇”等句，说明此碑主要是叙其道史，刻立年月约在元代。

崇福宫的“帝王缘”，自北宋便刻入了宫墙基石。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听闻嵩山有道观“应天顺人”，遂遣使赐名“崇福宫”，将其从寻常道观擢升为皇家祭祀与祈福的专属场所；宋太宗赵光义更曾亲赴嵩山，在崇福宫举行隆重的“封禅祷天”仪式，殿内至今留存的“太宗御笔碑”，字迹遒劲间仍能想见当年銮驾簇拥的盛景。到了宋仁宗时期，崇福宫的地位愈发尊崇——帝王不仅下诏扩建宫宇，增设“会真殿”“延真阁”，更将这里定为“宗室祈福、朝臣休沐”的官方场所，凡朝中重臣遭逢政务间隙，或需静心治学，常被派往崇福宫任“管勾崇福宫”一职，这道诏令，无意间为文人与帝王的“隔空对话”搭起了桥梁。　　　　　　

而让崇福宫超越普通皇家道观的，是那些在此驻足的“文学圣人”。庆历年间，范仲淹因新政受挫，暂任管勾崇福宫，他并未沉湎于失意，反而在三清殿旁的书房里，伴着松涛与晨钟，梳理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治国理想。后人在他当年居住的“松风轩”遗址，曾发现一页残存的《岳阳楼记》草稿，墨迹里还沾着嵩山的晨露气息。与范仲淹相隔不久，司马光也来到崇福宫。彼时他正着手编撰《资治通鉴》，崇福宫的清净恰好成了治学的佳境，他常与来访的欧阳修、富弼等文人围坐于银杏树下，以宫观中的碑刻史料为据，考证历代治乱兴衰。欧阳修曾在《嵩山崇福宫记》中写道：“嵩高之阳，有宫曰崇福，其地清而幽，其泉甘而冽，吾友君实（司马光字）居此，如处蓬瀛”，字句间满是对这片“文心之地”的推崇。

帝王的旌表赋予了崇福宫“贵气”，文人的笔墨则赋予了它“文气”，二者并非割裂，而是相互成就。宋代帝王推崇崇福宫，本为彰显“君权天授”，却因“管勾”制度，让这里成了文臣们远离朝堂纷扰、沉淀思想的净土；而范仲淹、司马光们在此留下的诗文、著述与治世理念，又让崇福宫超越了“祈福之地”的单一属性，成为宋代文治鼎盛的鲜活见证。就像宫内存留的“宋贤碑刻群”，一边是帝王的御笔敕令，一边是文人的题咏抒怀，字句相邻，仿佛千年前的帝王与文人，正隔着案几对话，一个谈家国社稷，一个论民生忧乐。

如今再踏崇福宫，银杏树下的石凳仍似当年模样，仿佛还能想见司马光与欧阳修围坐论史的场景；三清殿前的台阶上，阳光投下的影子，与“太宗御笔碑”的碑拓重叠，分不清是帝王的足迹，还是文人的身影。这里从来不是帝王的独属禁地，也不是文人的孤立书斋，而是一段特殊历史里，权力与文心相遇、碰撞、共生的见证——它让我们看见，当帝王的目光投向文治，当文人的心怀系着天下，一座宫观，便能成为千年文明里，最动人的“聚会坐标”。

作者：王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