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至11日，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会上点名“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要求加大惩治网络违法犯罪，降低公民维权成本。检察长掷地有声的讲话重点在于后者:降低公民维权成本。

就该案而言，是一起典型的网络诽谤和暴力事件，几度上热搜，引起了全国层面的关注。而且造谣者即便被拘留，道歉仍然避重就轻，不诚恳。最重要的是，当事人吴女士坚决主张自己的权利，拿起了刑事自诉的武器，表现出坚决捍卫自己权利的勇气。该事件本身虽然不算很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案件典型，社会影响很大。法院立案后立即指令公安部门协助调查，而后检察机关又提出检查建议“自转公”，舆论对检察机关的撑腰也是一片称赞之声。

尽管检察机关越来越积极作为，但事实上，受害者有勇气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并不多见，该个案从自诉转公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更为不多见。

要知道，作为刑事自诉，原告要承担举证责任。通常受害人自行收集罪证较为困难，受害人一旦举证不能，就面临被说服撤诉或被裁定驳回的尴尬。而且诽谤罪认定门槛较高，要求“情节严重”。根据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或者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才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在现实生活中，被造谣诽谤遭遇网络暴力的情况目前呈多发态势，而点击数和转发率未必达到情节严重的次数，造成的伤害也未必到精神失常、抑郁的地步，难以达到刑事案件的认定门槛。但是谣言常常具有无可言喻的威力，比如“社会性死亡”。

尽管有些事件当中，造谣者已经公开道歉和辟谣，但是人们往往更容易传播谣言，而对辟谣不是那么感兴趣，辟谣的信息达到率往往不高，还可能对受害者进行持续伤害。再则，很多案件侵权主体难以确定、证据难以固定、赔偿难以获得支持等，全都是民事诉讼维权道路上的难点。

走司法途径虽然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事实上，耗时耗精力，可能还耗费钱财，而且面临败诉的风险。在此期间，受害者还会不断被审视和追问，加剧伤害和煎熬。而很多受害者还可能并不是“完美受害者”，权衡利弊之后妥协的可能性也很大。

该案中，检察机关的积极作为是基于案件本身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性质和风险，从而由自诉转为公诉。德国法学家罗科信曾指出，自诉与公诉之关系，“既非具排他性，亦非补充关系”。该个案并不代表所有受害人都能得到如此给力的司法救济，但是代表了司法机关对于网络诽谤和暴力亮剑的鲜明姿态，客观上对惩处网络暴力、维护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作用。当然在技术手段上，杭州等地互联网法院正在探索、使用司法区块链存证平台，让受害者能够以低成本、高公信力的方式，及时保存证据，为后续维权追责扫除障碍。

（黄河评论信箱：zghhp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