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王莹莹正忙于给屋子里濒临死亡的患者直系亲属介绍时，一阵急促的踹门声突然传来，屋外患者的其他亲戚对于王莹莹的到来并不欢迎，甚至有些愤怒。

王莹莹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就职于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她此行的目的是劝解患者家属，希望他们能同意将患者的器官进行捐献，但是遭到了众多亲戚的反对。眼看踹门声音越来越激烈，她打开门，将反对的亲戚迎了进来。

在拥有近一亿人口的河南省内，与王莹莹从事相同职业的只有60人，包含红会系统协调员和移植医疗机构协调员，而在全国，从事这一职业的仅有几千人。

与人数寥寥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相对的是巨大的社会需求缺口，“我国的遗体器官捐献工作起步较晚，发展很不平衡”，河南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四级调研员姚玉祥对此有些无奈，“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

从业7年

协调成功器官捐献仅160例

器官捐献工作的不易，同样在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工作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葛亚辉深有体会，亲人逝去的痛苦、地方风俗、不被接受的观念……这些是他时常被拒绝的理由。

葛亚辉

除此之外，在立法、制度完善、宣传力度等方面，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还面临诸多不足，亟需改进。

符合条件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并不多，除了医生对病情的评估外，病人的年龄、身体状况以及家属的意愿等都至关重要，但只要有一名潜在器官捐献者顺利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就意味着将有另一个人甚至几个人迎来新生。

转岗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葛亚辉一直从事器官移植相关工作，因为等不到器官来源而失去生命的病患，他见过很多，2015年，葛亚辉怀揣着扩大器官来源的希冀，他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但成功率远远低于预期，从业7年，葛亚辉协调成功的案例160余例，王莹莹也仅有百例。

“现状就是10个里面可能只能成功两个三个，全国的成功率都不太高”，不管怎么看，在至亲濒临死亡的时刻和家属谈论器官捐献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行为，但这是器官捐献协调员无法逃避的事情。

从助产士到器官捐献协调员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王莹莹有长达8年的助产士工作经历，因为了解到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份工作很有意义，她便报名成为志愿者，慢慢地从兼职做到了全职。从产房里迎接新生命的喜悦到直面生命终结的悲痛以及劝解家属进行器官捐献的“残忍”，她适应调整了很长时间。

王莹莹

“最大的困难就是沟通问题”，从业7年之久，除了出发前了解病人的基本信息、家庭结构、成员年龄背景外，王莹莹的沟通诀窍只有“用心”二字。

用心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成功，相反她还时常陷入各种情况的困局。

“刚到医院就被壮汉拽住领子”

“有一次我在屋里给家属讲解，屋外的亲戚就开始踹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王莹莹打开门把其他亲戚迎了进来。时隔多年，关于病人的具体情况她已经记不清，但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对众多亲属的场景记忆深刻。

“按照相关规定，器官捐献需要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等家庭直系亲属全部同意之后才能够捐献，与旁系亲属无关，但在实际工作中，旁系亲属的意见通常也会影响直系亲属的决策”，那天，王莹莹一个人在屋子里对着三十多名亲属进行解释，但最终还是被婉转拒绝。

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刚到医院就被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拽住领子”，对于自己的第一次器官捐献协调经历，葛亚辉记忆犹新。

那是一位因为车祸导致颅脑损伤的潜在捐献者，这位潜在捐献者有7个兄弟姐妹，母亲已经将近80岁了，年长者的传统思想加上子女众多，迎面而来的沟通难度并不小。

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努力，与家属得沟通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之后葛亚辉再次前往沟通时，前一天未去的亲属对此极度不理解，他刚到医院就被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拽住领子，后被其他家属赶紧拉开……

第一次协调器官捐献

“产生了巨大的挫败感”

但这并没有结束，即使获得家属同意，也并不意味着器官捐献就一定能成功。

2015年上岗后，王莹莹收到任务，信阳有一位潜在器官捐献者，她需要迅速出发。收到任务时是傍晚，放下手头的事情后她迅速乘车抵达医院，在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见到了患者家属。

和当地医院的管床大夫与家属沟通了几个小时后，患者家属终于做出了同意的艰难决定。经研判，病人不适合在当地进行器官维护，但由于病情危重，在赶回郑州的路上已经不行了……

这是王莹莹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后的第一次工作，送走病人、安顿好家属、办好手续后已经将近凌晨，她迟迟无法入眠，“我觉得工作太难了，好不容易跑那么远，好不容易谈了那么久，好不容易车也到了，我们来了那么多人，最终还是没挽留下来”，这次经历让她产生了巨大的挫败感，但她只能自我消化、咬牙坚持。

刚刚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时，王莹莹曾听过一句话，做这行能坚持两年的并不多。在7年的工作生涯中，她充分体会了这句话的含义。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压力很大，天天穿梭于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面对悲痛哭喊的病患家属思考该如何开口、司空见惯的拒绝以及身上背负的沉重使命。

做到第10个案例的时候，王莹莹有些承受不住，头发大把大把地掉，独自一人时的崩溃落泪，她无法公开与人分享，只能进行自我心理调节。

葛亚辉表示，巨大工作压力之下，如果自我调节不好的话，大多都会有一定的抑郁程度，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也会面临一些人员流动问题，葛亚辉表示，在我国十几亿人中，具备器官捐献协调资质的仅有几千人，而这对于目前患者的需求，从事人员还是捉襟见肘。

“阳光下的接力”

器官捐献人数逐年增加

“最近几年情况已经好转了很多，像之前的激烈冲突已经少了很多”，王莹莹说。随着人体器官捐献在社会上的普及与媒体的关注报道，这个词语对人们来说不再陌生，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登记捐献器官。

2个月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自2015年以来，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发展迅速，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MP）持续上升。2019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从2015年的2766例上升至5818例，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从2015年的2.01上升至4.16。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保持稳定发展。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网站，截至 2022 年 8 月 18 日，志愿登记人数为4949591。

在此期间，葛亚辉也见证了越来越多的自愿捐献人体器官案例。

8月1日，新密8岁女孩时心蕊在郑州市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捐献出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和一个肝脏，把光明与生的希望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赠予另外5名患者，这一举动感动了无数人。

​时心蕊

此外还有因车祸死亡的焦作男子栗利军，将肝脏、肾脏器官无偿捐献，拯救多人生命；不幸从高空坠落的驻马店男子代明，将能够使用的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人……

“器官捐献让生命延续、彰显博爱让新生在阳光下接力！”这些捐献故事总是让葛亚辉分外动容。

供需矛盾突出

观念是最大障碍 

“时心蕊小朋友这么年幼就离开十分惋惜，另一方面又对于孩子和家人能做出这种善意的行为表示非常的钦佩”，河南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四级调研员姚玉祥介绍，但在实际工作中，像时心蕊那样自愿自发捐献人体器官的案例并不多，人体器官捐献发展面临的困境重重。

姚玉祥

姚玉祥表示，“我国的遗体器官捐献工作起步较晚，发展很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供需矛盾尤为突出”。

正观新闻记者了解到，2010年1月25日，原卫生部发函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有关工作，2011年7月河南省正式纳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第二批试点省份。

而据中华医学会统计，美国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捐献者之间的比例为5∶1，英国为3∶1，欧盟平均为2.2∶1。

同时，他也透露称，河南省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立法工作目前也在有序进展中，继2017年9月《河南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征求意见稿）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2022年5月《河南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征求意见稿）再次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希望能够早日为河南省人体器官捐献事业提供更科学、更全面的有力保障。

如何推动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曾表示，一是进一步推进器官捐献以满足移植需求；二是坚持深化改革，特别是加快修订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对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赋予完整法律论述；三是严厉打击器官买卖，要依据民法典明确提出的“禁止器官买卖行为”，加大监管力度，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抱女孩遗体出手术室 

姐姐替弟弟抚养孩子

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7年，葛亚辉有时觉得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好比生与死的桥梁，在这条桥上他已经成功协调了160余例捐献案例，虽然成功率不算高，但他还想继续前行，多挽救几条生命。

除了生命的脆弱与惊喜外，王莹莹时常会接收到来自他人的感动。

进行器官捐献的患者在术后穿好衣服，遗体通常会被放进袋子里从手术室推出。王莹莹曾遇到过一个因胶质瘤病危的5岁小女孩，多次协调之后父母悲痛不已，怀着“让女儿的生命延续下去”的想法艰难点头。

在手术室门口，器官捐献手术结束后，装进袋子里的5岁女孩的遗体，被工作人员放在怀里抱出，那一刻王莹莹再也绷不住了，泪水顺着眼眶流出，“她就和抱正常孩子一样”。

器官捐献结束之后王莹莹和捐献者家属还会继续保持联系，尤其是清明节前后。坐落于新郑市的河南福寿园里，纪念着许多人体器官捐献者，每年清明节河南省红十字会会在这里举行缅怀纪念活动，王莹莹的手机也会在这时收到许多无法赶来的家属发来的信息，“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去拍个视频，拍个照片发给他们，就当他们也来过。好多家属来不了，我都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他的儿子大了一些，长得很好，有些调皮”，不断和王莹莹分享小男孩照片、视频的，是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姐姐。她的弟弟和妻子离婚之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之后因车祸不幸逝世，去世时才30多岁，儿子5岁，之后儿子交由姐姐抚养，今年已经十几岁了，“我看孩子现在长得挺好，也很幸运，有时候在朋友圈刷到他们的动态挺欣慰的”。

除了崩溃，王莹莹还窥见了生命结束之时爱的延续与感动，她想这些足够给她勇气，让她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