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田七

出品丨鳌头财经（theSankei）

茅台集团（600519.SH）负面新闻不断，好似有幕后推手集体发难、抹黑，但多数内容又显得言真意切。

牛年春节假期中，“白酒院士”、“千种微量元素”、“习酒同业竞争”，以及此前的“腐败门”“违规捐赠”等，让茅台的话题不断。茅台集团和不少外界，将大多问题归因为管理问题、监督问题。

然而，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这位经济学者的观点中，从市场的角度解读了“茅台之困”。

董登新认为，贵州茅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沿袭了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的计划配售、凭票供应模式：经销商按计划分配，定量供应，计划指导定价。

茅台由于“价格双轨制”产生的差价暴利，滋生了权力寻租空间，也就产生了“官倒”“倒爷”腐败现象。

“白酒院士”&“千种微量元素”

2021年春节以来，本在一片祥和气氛中的茅台，屡被顶上热搜。

茅台集团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王莉，由贵州省科协推荐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贵州推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领导小组公司办公室责任人甚至表示，领导小组专门组织专家，进行了严格的资格审查，确认王莉均符合申报条件，没有问题。

王莉被调侃成“白酒院士”，在各界引发了广泛讨论。我国院士评选的一条重要标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大众的质疑多聚焦在茅台的制作工艺能否被看成是“科学技术”，如果茅台可以，那五粮液、洋河是不是也可以，甚至北京烤鸭、狗不理包子都行？

2011年12月，中国工程院公布的“2011年当选院士名单”中，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谢剑平的当选已饱受争议，他也被称为“烟草院士”。

2021年2月5日，山东省科协《拟推选202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人选公示》名单中，山东黄金集团董事长陈玉民在列，他被称为“黄金院士”。

无论是“烟草院士”、“白酒院士”，还是“黄金院士”，舆论的焦点都集中在质疑两院院士的评选，是否存在官僚化，是否将“科学是我判断的唯一标准”落到实处。

贵州茅台酒厂名誉董事长季克良也揶揄虽是旧闻，但也是一个关于科学的问题。季克良被外界称为“茅台之父”，他曾公开说：“茅台酒蕴含的微量元素达1000多种，这是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等外国品牌蒸馏白酒都无法比拟的！”

人类已知的微量元素约70种，有文章调侃道：“季克良先生一下子发现了900种，最最保守的估计，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稳了！”

当然，季克良的“千种微量元素”论应属口误，不过这也足以成为他的“笑点”，甚至“污点”。

“违规捐赠”&“习酒同业竞争”

作为公众企业，只要说得有理，每个人都可以对贵州茅台品头论足。

2月25日早间，新浪微博用户“茅台900元真不算高”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已向国家信访局实名举报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股东茅台集团利用其全资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与上市公司贵州茅台大搞同业竞争，违背上市承诺，违反《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禁止同业竞争相关法规，严重侵害了上市公司中小公众股东利益，要求明查事实，追究责任，及时制止。

举报信中还列举了贵州茅台上市时不搞同业竞争的承诺，但与之相悖的现状则是，习酒公司绝大多数产品都是酱酒，与贵州茅台在香型、酒精度数上完全一致，且价格、消费群体也面向中高层消费，已构成明显同业竞争，且未来竞争将愈演愈烈。

此前，“茅台900元真不算高”曾联合197名中小股东起诉茅台捐赠违反公司章程。2021年2月9日晚间，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终止了四个捐赠事项。

“捐款违规”事件中，“茅台900元真不算高”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同业竞争”事件的专家评论，目前似乎呈现一边倒的趋势。

酒水行业专家蔡学飞则表示，“习酒目前还在全国性扩张阶段，而茅台是成熟的全国性品牌，两者无论是目标市场、经销商结构，及主力产品短期内不存在同业竞争。发展习酒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在茅台持续的升级下，利用习酒针对其他酱酒进行阻击。”

“从商业逻辑来看，茅台集团不会刻意去侧重习酒而损害主要资产的利益。”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分析称，“习酒和茅台都属茅台集团旗下，而且茅台不仅是白酒的龙头企业、更是茅台集团的核心资产。在举报同业竞争时，最好能够拿出习酒对于茅台形成的实质性收益冲突，或者是习酒对茅台股价造成的伤害，否则就是一种哗众取宠、制造茅台无谓对应成本的呱噪举动。”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中小股东可能觉得二者之间或有互相蚕食的可能，从而影响茅台整体的营收和利润。“但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影响并不大。”

“腐败门”&“价格双轨制”

“捐款违规”和“同业竞争”属于茅台的内部管理问题，而茅台酒日益成为“硬通货”已是不争的事实，一瓶价格1499元的茅台被吵到两三千元已不是新闻，围绕期间的腐败现象也不绝于耳。

2月22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一渠道经理李某刚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2006年至2018年期间，李某刚利用职务之便，受贿上千万元。

2020年7月，贵州省纪委监委通报称，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家齐，茅台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明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

自2019年5月茅台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被通报“双开”至今，茅台集团及其子公司已有至少13名高管被查。

2018年8月，赴任的贵州茅台集团纪委书记卓玛才让坦言：“茅台此前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监督缺失。集团党委这个层面不愿意让纪委去履行职责。”

然而，在经济学者的眼里，管理问题、监督问题都只是“表明现象”。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由于历史原因，贵州茅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沿袭了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的计划配售、凭票供应模式：经销商按计划分配，定量供应，计划指导定价。

很显然，贵州茅台并非国计民生之类的基本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其销售模式却仍保留计划配售、凭票供应、定价管制，这是计划经济的残留与怪胎，与市场经济精神格格不入。

董登新举例称，贵州茅台在生产环节“暴利”的前提下，经销商在整个流通环节也是十分“暴利”的。这就催生了一套非常固化的经销商“套利”模式：假设经销商从贵州茅台提货10吨，只需要出货5吨便可以收回成本，剩下的5吨囤货待涨，成本就此锁定，剩下的全部是利润。

众所周知，价格双轨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它是同种商品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

董登新认为，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产物，在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它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由于“价格双轨制”产生的差价暴利，滋生了权力寻租空间，也就产生了“官倒”“倒爷”腐败现象。

董登新表示，时至今天，贵州茅台却一直沿袭着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下的“价格双轨制”模式来定价和销售，人为主观制造“饥饿营销”的市场环境与氛围，让消费者在正常价格下很难买到茅台酒，但茅台经销商囤货惜售、黄牛党炒货、串货与假货等各种乱象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