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一年一度毕业季，也是一年一度就业季。不过，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就业，还多了几分时局的艰难。当2022届毕业生走出校园，他们所面临的几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疫情反复下就业市场的紧缩，互联网及其他行业的持续裁员，以及史上最大规模的、来自1076万同届生的竞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灵活就业”受到广泛关注，简单来说，灵活就业，就是所谓的“零工”。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一个客观事实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这样的就业方式，即采取非全日制、临时性、阶段性和弹性工作时间等多种灵活的就业形式。从传统的签约就业到如今的灵活就业，是时局艰难下的妥协，还是社会变化所指向的趋势？

从签约就业到灵活就业

不可否认，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的确非常严峻。

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1076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67万人，是历史上首次突破千万人大关，增速迅猛，显而易见。相比之下，从2011年到2019年的近十年间，毕业生人数也才增加了174万人。实际上，1076万毕业生的数字公布出来后，今年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史上最难就业季”。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高校扩招，过去几年来，毕业生连年创下新高，每年春夏之交的毕业都可以说是当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当然，虽然毕业生连年增多，但是在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可以有效地吸收这些新增劳动力。

而现在，受到不时发生的疫情的影响，各地不时陷入封控状态。此消彼长之下，这一届高校毕业生就业陷入了困境。摩根士丹利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如果把过去几年的GDP增速与城镇新增就业做一个简单相关性测算，大致一个百分点GDP增长对应200万-24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今年中国两会提出1100万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这与1076万大学毕业生相符。

章俊称，要完成这一目标GDP增速大概应该落在4.5%-5.5%区间内。然而，中国今年一季度GDP增速4.8%已经几乎要跌出上述区间。并且，疫情对二季度的影响还将进一步凸显。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失业率已经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0.3个百分点至6.1%，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

其中，16岁-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则高达18.2%，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4月城镇新增就业121万，不仅低于去年同期的140万，而且低于2020年疫情期间4月的125万。这些数字反映出的，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严峻形势，更重要的是，这是在今年1076万毕业生还未正式毕业的情况下。

而澎湃新闻援引权威部门消息称，截至2022年4月17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仅为23.61%。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截至 4 月中旬，46.7%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已收获聘用书，远低于2021 年同期的 62.8%；已签约的应届生占毕业生总数的15.4%，也低于2021年同期的18.3%。在就业季正面撞上疫情封控的上海，22.7万高校毕业生落实率为36.47%，比去年5月同期降低了6.54个百分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拓宽灵活就业渠道、发展新就业形态成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措施。一方面，2020年教育部进一步扩增灵活就业范围，将电子商务创业（如开设网店）列入自主创业，并在自由职业中增添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三类。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就业率，一些高校会用各种方式“软硬兼施”，让未落实工作的学生签署灵活就业表，同时默许纵容其中的弄虚作假行为。

可以说，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们选择了这样的灵活的就业方式。

灵活就业的社会趋势

当然，在疫情影响下，一定程度上，大学生选择灵活就业是时局艰难下的妥协，但不可否认，灵活就业也是社会变化所指向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就业方面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不仅仅是在总量上，同时还在结构上有差别。总量差别指的是发达国家的就业率高，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率低；结构上是指发达国家的自雇率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自雇率较高。

牛津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Douglas Collin在《自雇率：更多可能不是更好》的论文中指出，最发达国的20个工业国家的自雇率为14%，而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自雇率则是43%。从统计数据看，一个国家贫困的减少是伴随着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以及自雇率的下降而实现的。

在发达国家内部，通常也是存在这样的规律，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自雇率越低。OECD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以6.3%的数字在OECD国家中占据最低，而哥伦比亚则是以51.3%的比例位居榜首。

然而，近年来，不少工业化国家在的自雇率上不断上升。英格兰银行的千禧宏观数据显示，2016年英国的自雇率达到了近150年的高点，为15%，近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在2018年自雇率还是有14.81%，超过1861年的13.15%，是最低点1945年6.98%的2倍。

这种现象不只是在英国一个国家出现，在经合组织国家几乎一半的国家中，自雇比例最近也一直在上升。换言之，灵活就业的形式正在蔓延。

究其原因，数字技术重塑了传统的零工经济的模式，一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的零工劳动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零工劳动带有强烈的互联网色彩，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劳动者不再经由劳动中介获取工作，而是直接通过平台获得订单。劳动者拥有工作的自主权，这意味着一种自我雇佣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劳资关系的社会契约性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由固定的、具有显性特征的社会契约关系变为灵活的、隐性的市场化契约关系。

另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当前零工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首先，过去以生产性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越来越转向以服务劳动为主。其次，与以往零工劳动者在固定的、集中的工作场合进行劳动不同，当下的零工劳动者采用分散化的工作方式，工作地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其三，零工劳动者与客户之间建立联系不再通过以往的劳动中介机构，而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平台通过云计算对劳动的供给池和需求池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精准匹配。

对我国来说，数字经济带来的灵活就业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借助于数字在线平台，更多人得以通过此增加收入。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有将近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在这个灵活就业的人口中，很多是依托于数字平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托于数字平台就业的人口远高于发达国家，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成为了中国就业的“蓄水池”。

同时，诸多创业者通过平台实现了创业，一个自雇者转而招募更多的劳动者，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直播购物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显然，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加速，再加上疫情常态化的影响，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工作、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企业管理者也在尝试新的工作模式、文化和价值观，劳动力市场也就自然地向更加灵活弹性的方向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