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一字洪道，庐陵人。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淳熙十四年拜右丞相，淳熙十六年进左丞相，封益国公，为南宋中期集中枢财政决策、地方亲民治理、文献典籍校勘于一身的核心名臣。其一生仕履，上参庙堂国计，下亲州县民生，晚岁归隐庐陵凡十五载，深耕典籍刊校事业，形成以民本为根基、核实为准则、务实通变、兼顾国计民生的经济治理体系。学界既往研究多重其文学辞章、文献整理与政治交游，对其经济理念、楮币调控、刻书经济实践等专题仍缺少系统阐发。本文以清道光二十八年欧阳棨瀛塘别墅刻本《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为底本，参校王瑞来《周必大集校证》，兼以《宋史》《历代名臣奏议》互证勘误，订正四库本衍、脱、讹、改诸弊，重点抉发其货币治理与私家刻书的经济史价值，系统考论周氏经济思想的义理内核、实践路径与历史限度。

一、民本立义：裕民与足国相须的理财伦理    

南渡以后，宋室偏安，边防供亿浩繁，岁用恒绌，朝野理财遂分为两途：其一专事增益赋敛，以搜刮民财纾解国库匮乏；其二固守性理仁政言说，倡言宽恤民生，却缺乏可落地的财政举措。周必大突破“富国”与“富民”二元对立的认知局限，提出核心理财命题：“爱民仁也，理财义也，二者相须，初无二说。”

文献考辨为立论之基。后世研究者多将“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一语归为周必大所言，实为文献误植。该句源出唐代陆贽，淳熙七年朱熹《奏推广御笔指挥二事状》引之以谏孝宗，今存周必大全部文集及校勘本均无此记述，不可因时代相接、论旨相近而牵强附会。剥离后世理学话语附缀，方能还原周氏思想本源：其理财认知，并非源于义理推演，而是植根于南宋州县财政崩坏、民力凋敝的现实观察。

周氏对宋代财政积弊的剖析，直指制度性冗耗为病根。其奏疏详载平江府冗官费膨胀实况：绍兴年间归正、添差诸官岁支不过五万缗，至孝宗朝激增至二十余万缗。巨额经费缺口无从填补，地方官府遂于支移、折变法度之外暗增科敛；法定苗米一石耗粮三斗，州县层层加码，增至五斗乃至七斗。由此可见，民间财力困竭，并非源于一时突发横征，而是冗官冗费倒逼形成的常态化、制度化加耗。据此，周必大确立稳健理财准则：治国理财，重在节用清弊、裁汰冗滥，而非苛敛加赋、透支民力。他既肯定孝宗“损己以裕民，未尝瘠民以供己”的恤民之举，亦不回避“中外廪廪，尚以阙乏为忧”的国用现实，主张裕民、足国双向统筹，实现民生根基与国家财用的动态平衡。

二、据实施政：荒政视域下的民生财政实践

相较于朝堂义理建构，周必大的地方荒政实践，更直观体现其核实务实、以民为先的治理品格，绝不因国库短绌而搁置民生疾苦、消极怠政。

乾道年间江湖全域大旱，州县常规赈粜、贷放之策尽数穷尽，朝臣多以大农匮阙为由，阻遏内库拨支。周必大力排众议，奏请自南库拨银一二十万缗代民输租，并阐发极具长远性的财政治理逻辑：“臣非不知大农匮阙，然艰食则盗起，盗起则调兵，当是时能惜费乎？”灾荒赈济并非单纯的财政支出，而是低成本的社会风险防控；若民生无着、流民四起，后续军费维稳开支，远超当下赈灾所需。

淳熙八年天下久旱，孝宗下诏求言、通达下情。宰执群臣顾虑诏令颁行后，州县纷纷乞赈将加剧财政压力，邀约周必大联名阻格，为其断然拒绝：“上明目达聪，欲通下情，而吾侪阻隔，万一上自行之，且以此奏示人，岂不获罪公论？”在周氏治理逻辑中，闭塞民情、漠视民瘼的政治代价，远胜于短期财政损耗。

履职地方期间，他始终严裁法外苛征、轻徭薄赋。秀州因灾荒乞免大军总制钱二万缗，吏胥循例请逐级勘核迁延，周必大以灾荒事急、民生为重，直言“此岂勘当时耶”，即刻准予蠲免。绍熙改元，其出判潭州，察知当地私设倍税牙契钱，岁征杂税二十万缗，全无律令依据，纯属地方盘剥，遂于到任之初即刻罢除，肃清地方累民弊政。

兹订正一则传世史实讹误：历代方志、传记多谓周氏知南剑州时主持水灾赈济。今考李璧《周益国文忠公行状》与《宋史·周必大传》，乾道四年周氏虽除权发遣南剑州，实则未赴任，次年即改授福建提点刑狱。故此赈灾事迹实属附会，其存世荒政举措，皆为亲身莅官的真实治绩，可征可考、无有空谈。

三、权变称提：楮币流通格局下的货币调控思考

孝宗朝为南宋会子制度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楮币流通全域铺开，和籴军储、百官俸给、州县经费多赖楮币周转，纸币超发贬值、铜楮比价失衡、物价波动失控，成为中期最突出的财政经济难题。面对币制变局，南宋朝臣分为两极：或固守复古之见、主张废楮复钱；或放任纸币滥发、以财政货币化填补国库缺口。周必大持守中道、因势权变，既承认楮币流通的制度优势，又严守货币发行信用边界，构建虚实相权、铜楮互补、稳健称提的货币治理思路，代表南宋中期士大夫最成熟、最务实的楮币治理理念。

淳熙年间，针对和籴运行阻滞、楮币大幅贬值的乱象，周必大据实直陈弊病根源：朝廷连年增印会子，发行量溢出市场需求，导致楮币虚值严重，官方会子一贯仅值民间现钱七百七十一文，币值折损直接扰乱粮食收储与民间商贸秩序：“止可作七百七十一文行用。”

为纾解币制危机，其提出精准可落地的称提之策：在官方和籴支付体系中，增搭一至二分现钱结算，总计增支铜钱一二十万贯，以铜钱实值锚定楮币信用，实现轻重相权、平稳市价，“所费不过一二十万贯，而轻重相权，其利极溥”。相较于单一回收焚毁楮币的被动举措，周氏“铜楮参搭、结构优化”的调控方式，更贴合宋代货币流通规律，既能遏制贬值态势、稳定市场秩序，又不破坏楮币便民利国的流通体系。

同时，他高度肯定孝宗出内库百万缗积镪平抑币价、稳固币制的举措，誉之为“权之之术”，并明确货币调控的终极宗旨：称提救币、稳定流通，归根结底在于安民裕民、稳固国本。在南宋货币经济初兴、朝野认知尚未成熟的时代背景下，周必大精准区分楮币制度功能与滥发政策弊病，坚守国家货币信用底线，对宋代纸币制度化、规范化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四、公私相维：刻书活动作为文化经济的个案

周必大晚年倾力校勘刊刻《欧阳文忠公集》《文苑英华》，并以胶泥铜版新工艺摹印《玉堂杂记》，学界多从文献学、印刷史维度予以阐释，却长期忽视其深层的宋代文化经济价值。周氏刻书并非文人雅趣式的私人著述，而是一套涵盖经费筹措、人力配置、工期管控、成本核算、质量核验的标准化、体系化文化生产工程，亦是南宋庐陵地方文化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宋代官刻普遍存在公帑糜费、胥吏滋扰、摊派匠户、质量参差等弊病，周必大刻意规避官营体制弊端，构建私费主导、官督匠营、公私相维的全新刊刻模式。庆元二年，历时五载校勘刊刻《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起于绍熙辛亥，讫于庆元丙辰。其组建专职校勘团队，由孙谦益、丁朝佐、曾三异、胡柯等分司校理，广搜宋元旧本、比对异文、订正讹脱，保障典籍精度。经费全程取自个人俸金，“送刘氏兄弟私下刻板，免得官中扰人”，委托民间刘氏书坊刻板印制，完全不耗公帑、不役民力，彻底隔绝官办出版扰民糜费的积弊。

嘉泰元年至四年，周氏主持千卷巨编《文苑英华》的校刊工程，运营体系更为成熟规范。指派使臣王思恭专职钞录全文、校勘重讹、督理雕版工序；纸札、墨料、工匠工值等全部耗材与人力成本，交由本土印匠市场化承揽，官府仅负责校勘审核、质量把关，不干预具体交易与生产环节，权责明晰、成本可控、效率井然。

绍熙年间，其借鉴沈括所载胶泥活字技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玉堂杂记》，将宋代活字改良工艺落地于私家出版实践，兼具技术革新价值与文化经济意义。整体观之，周氏刻书事业，以文人私资整合民间匠户、书坊资源，形成规范化的文化生产模式，既保全了唐宋传世典籍文脉，亦充分印证了南宋商品经济浸润下，民间文化产业高度成熟、公私经济良性互动的时代特征。

五、限度与价值：时代约束下的治理范式            

以唯物史观辩证审视，周必大的经济思想与社会实践，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其治理重心集中于裁冗节用、肃清吏治、平抑楮币、减免苛征，本质是在既有封建财政体制内的修补式治理，聚焦表层弊政整顿，未触及土地制度、产业结构、财税体系等深层经济体制变革。其施策仅能缓解南宋中期短期财政与民生危机，无法根治宋室南渡后军政负重、土地兼并、税源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亦是孝宗朝稳健派士大夫理财思想的共同历史局限。

置于宋代政治社会史脉络中，其治理价值依然凸显。其一，重塑宋代儒者理财伦理，消弭仁政与理财的对立认知，确立养民以足国的财政根本；其二，荒政治理具备长效思维，以社会风险视角统筹财政支出，突破短期收支的狭隘认知；其三，楮币治理秉持审慎理性，以铜楮相权稳固国家货币信用，适配宋代货币经济发展趋势；其四，创新文化经济运营模式，厘清公私边界，以私费民办、官督提质的方式，实现文脉传承与社会民生的双向兼顾。

结语            

周必大一生贯通中枢财议、州县荒政、楮币称提、典籍刊刻多重领域，构建起以民本为体、以节用为用、以制度为程、以核实为法的完整经济治理范式。其所有奏议对策、施政举措，皆植根于南宋社会经济真实困境，无空疏义理、无浮泛议论。其审慎辩证的纸币治理理念，是中国古代早期楮币制度史上的珍贵思想记录；其规范化、市场化的私家刻书实践，为宋代文化经济研究提供了可考可析的典型个案。

受制于宋代政治体制与时代认知局限，周氏治理偏重整顿修补，缺乏结构性变革视野。但其中和持正、富民富国相维、信用制度为先、文教民生并举的治理取向，不仅丰富了南宋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思想体系，亦为观察宋代财政运行、民间经济与区域文化的互动共生，提供了极具学术价值的历史样本。

■ 作者：杨桦

‍2026年11月8日于东瓯寄吾斋

（注：本文根据作者“纪念南宋贤相周必大诞辰900周年暨宋代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周必大国际学术研讨会）入选征文、研讨会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