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功立学:永嘉学派的谱系演进与“浙学”范式建构

晓春视野 原创

2026-11-08 22:44

“浙学”之名肇始于朱熹,其初始语义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特指浙地儒学“专务功利”的学术偏向。后世学术史却逐步反转其贬义,将“浙学”定型为南宋以降独具地域品格的事功儒学体系。朱熹视野中的“浙学”,囊括吕祖谦婺学、陈亮永康之学与陈傅良、叶适永嘉之学,且一概以“功利之学”视之。永嘉学派最大的学术贡献,不在于被动承受这一批判标签,而在于通过完整的学理重塑,将被理学诟病的“事功”,改造为具备儒学正统依据、有独立方法、价值根基与知识范式的成熟学统,由此奠定“浙学”区别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核心学术底色。

以学派源流谱系观之,永嘉儒学始于北宋“永嘉九先生”传洛学入浙,开启浙东儒学风气,全祖望《周许诸儒学案序录》所言“浙学之盛,实始于此”,即为公允史论。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永嘉学术发生关键性范式转向:薛季宣承接程门袁溉之传,跳出心性义理的治学框架,专以礼乐兵农、经制治法为宗,使永嘉之学成为“程门别派”;陈傅良继之,学风平实笃切,专攻历代典章利弊与当世治道;叶适总汇各家、熔铸新旧,集永嘉经制事功之学大成,最终使永嘉学派以独立、自洽的学理形态,稳居“浙学”主干地位。

永嘉学派对“浙学”的范式建构,可归为三层递进的核心贡献:方法论上,突破理学性理空谈,确立“以经制言事功”的独特路径,成就“浙学”的方法自觉;价值论上,重释三代王道道统,重构义利秩序,为事功之学正名、归宗儒学正统;知识论上,将务实精神固化为经制考据、制度审辨、治道践履的知识体系,使“浙学”“经世致用”从地域学风升维为稳定的学术范式。

朱熹对“浙学”的批评集中见于《朱子语类》卷一二三:“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在程朱理学的价值序列中,心性义理为儒学本体,事功效验为末流外用,故而视“浙学”为偏离正统的学术隐患。然而学术史的张力正在于此:由对手赋予的贬抑标签,经由学派自身的学理深耕,最终转化为自我确立的核心标识。永嘉学派正是通过系统性学理建构,完成了“功利标签”的范式逆袭,塑造了“浙学”千年不坠的实学传统。

一、经制开宗,“浙学”方法论的奠基    

永嘉学术的范式突破,始于薛季宣对洛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全祖望《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指出:“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并总结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这一论断点明两层关键:永嘉学脉源出程门,具备正统儒学根柢,却不囿于洛学心性内省之轨,转而向外开掘制度、治道、实务的儒学维度,由此脱离理学主流,别立永嘉一系。

全祖望以“永嘉以经制言事功”概括其治学纲领,精准揭示“浙学”方法论的内核。不同于程朱“即物穷理、归本心性”的思辨路径,永嘉之学严守“道器不二”,主张道不离制度、理不离实事,将儒学重心从个体身心涵养,转向国家典制、财赋兵农、刑政民生的经世治理。薛季宣以礼乐法度为治学根本,拒斥空疏义理;陈傅良接续其学,考镜古今制度沿革,辨析历代治道得失,学风愈发平实可行。

至叶适出,永嘉经制事功之学体系大备。黄宗羲总结其学风:“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这不仅是一种务实态度,更是一套严格的治学准则:学问真伪、义理高下,最终验之于实事、可行之于治世。当代学者任锋指出,永嘉学术自薛季宣以降,始终贯穿着“以法度为中心的秩序关怀”。可见永嘉所言“事功”,绝非世俗功利之计,而是一套以制度建构、秩序治理、安民经世为目标的儒家治道之学。

由此,永嘉学派为“浙学”完成了关键的方法转型:将浙地固有的务实风气,提炼为以经制考辨为核心、以治道践履为目的的稳定治学范式,彻底确立“浙学”有别于理学、心学的独立学术品格。

二、道统重诠,事功义理的正当性论证    

方法论的革新,仅解决“浙学”“如何治学”的路径问题,却无法回应朱熹“专务功利、有失道义”的价值质疑。永嘉学派更深层的贡献,在于叶适通过道统重估与经典辨正,为事功之学完成儒学正统的价值奠基。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对程朱建构的单线道统提出深刻质疑,直指后世理学误信《十翼》为孔子所作,致使“道之本统尚晦”。他跳出“心性传道、一脉相承”的理学道统叙事,主张儒学道统存于三代治教合一的历史实践。三代王道的核心不在于玄妙性理,而在于完备的礼乐制度、有序的君臣共治、有效的养民治世,治道实践即是道统所在、制度法度即是义理落地。

据此,叶适重构儒学价值秩序:道义不再悬浮于心性思辨,而是落实于制度民生;事功不再是道义对立面,而是儒学王道的真实呈现。这一学理翻转,彻底消解了理学对“浙学”的价值贬抑,使事功之学由“异端功利”转为“三代正统”。

义利观的重构是其思想核心。叶适提出“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否定程朱“重义绝利”的单向道德论,主张义利相融、体用合一。真正的儒学道义,不是拒斥功利实效,而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安顿民生、成就公利,使道义见之于实事、德行落之于治功。

经由叶适的价值重构,“浙学”彻底摆脱“逐利忘义”的负面标签,在儒学道统谱系中获得独立、正当、完整的价值位置,形成义利合一、体用兼赅的“浙学”价值传统。

三、制度垂范,经制实学谱系的形成    

方法自觉、价值正统之外,永嘉学派最终以一套可传承、可考据、可践履的经制知识范式,完成“浙学”的学理定型,彻底杜绝实学流于空口号的弊端。

薛季宣首开“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事功”的治学路径,将笼统的“经世务实”细化为礼乐沿革、官制兵政、赋税财用、货币商贸、刑律治理等具体研究领域。永嘉学者立足宋代社会症结,深耕财政、军政、专卖、赋役、吏治等制度实务,考其沿革、辨其利弊、求其改良,形成聚焦国家治理的制度实学体系。

其知识范式与程朱格物之学截然不同:理学格物旨在体悟普遍天理、回归心性本体;永嘉经制格物旨在考究制度机理、研判治理效能、优化当世治法。其核心特质正如任锋所论:重在纪纲法度的结构性考察与制度变迁的实践性研判,形成“以治法统学、以实务证道”的思维范式。

这一知识范式深刻规约了后世“浙学”发展脉络。明清浙东学术“言必有征、学必有据”的实证精神,黄宗羲“穷经兼通史”的治学主张,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经典论断,皆可溯源至永嘉经制事功传统。永嘉学派留给“浙学”的,并非零散的治世观点,而是以经史为本、以制度为要、以经世为归的知识生产范式,奠定“浙学”绵延数百年的实学根基。

结    语    

永嘉学派在“浙学”谱系尚未定型、学统尚未自立的萌芽阶段,完成了范式奠基性的学术建构。它将朱熹贬抑的“功利”标签,重塑为“浙学”正统的事功价值内核;将地域性的务实学风,升华为“以经制言事功”的专属治学方法;将零散的治道思考,体系化为成熟完备的经制实学知识范式。由此,永嘉学脉从程门附庸别派,成长为支撑“浙学”整体品格、规定“浙学”千年走向的主体性学统。

后世浙东史学、浙地心学、清代浙派实学虽形态迭变、路径各殊,但其求实、求证、求用、求治的核心特质,皆承自永嘉学派的学理奠基。归根结底,“浙学”之所以能在宋明儒学诸脉中独树一帜、体用兼备,其根本渊源正在于永嘉学派以事功立义、以经制立学、以治道立统的卓越学术建构。

‍ ■ 作者:杨 桦     

‍2026年11月2日于东瓯寄吾斋

(作者:温州市刘基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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