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很多语境里，“红苕稀饭”早已不是一道早餐的名字。

它成了一个梗，一句调侃，一张被随意贴在巴中人身上的廉价标签。酒桌上有人拿它打趣，半是戏谑半是轻慢地说“你们巴中人是不是天天喝红苕稀饭”；网络上有人用它自嘲或互嘲，把这四个字和“穷”“土”“没见过世面”牢牢绑定。不少年轻人生怕和这碗粥扯上关系，仿佛承认自己从小喝红苕稀饭长大，就等于认领了出身的寒酸，就矮了别人一头。

一碗由大米和红薯熬成的家常粥，何时成了上不得台面的贬义词？当我们忙着和一碗粥划清界限的时候，我们究竟在撇清什么，又在悄悄遗忘什么？

答案藏在大巴山的千沟万壑里，藏在祖辈屋后的土苕窖里，藏在1959年炊烟稀薄的冬日里，藏在几代人数不清的清晨与黄昏里。红苕稀饭从来不是贫穷的证明，它是这片土地最厚重的生存证词。以它为耻、拿它取笑，本质上是对历史的轻薄，对土地的疏离，对祖辈的忘本。

《朱子家训》有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训诫，在物质丰裕的今天，反而更值得我们细细品读。读懂一碗红苕稀饭的来路与分量，才懂什么叫“做人不能忘本”。

一、大山里的“压舱石”：红苕何以成为巴中的生存底色

巴中地处米仓山南麓，境内峰峦叠嶂，沟谷纵横，自古便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成都平原的沃野千里，这里没有；江河沿岸的平坝良田，这里稀缺。世代居住于此的先民，要在坡地、台地甚至崖缝里讨生活，单靠传统的稻麦黍稷，永远填不饱肚子，也扛不住频发的旱涝灾荒。

红苕的到来，像是一场跨越万里的命中注定。

这种原产于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块根作物，随大航海的风帆传遍世界，明万历年间由福建人陈振龙冒死引种回国，此后由闽入赣、由赣入湖广、再沿长江水系逆流而上，在清代中期扎根大巴山区。民国《南江县志》“植物篇”中“番薯俗名红苕，惟低处种之”的记载，是目前可考的巴中红苕最早的文字记录。而它真正遍山满谷铺开，靠的从来不是官府推广，而是最朴素的生存逻辑——它太适合这片贫瘠的山地了。

红苕不挑土壤，不占良田。坡地、荒土、石砾地，哪怕是崖边新开的薄土，截一截薯藤插下去，几场春雨就能蔓延成荫；它产量惊人，一亩地产薯可达数千斤，是小麦亩产的三四倍，抵得上小半亩稻田的口粮；它耐储存，秋收后挖个土窖深埋，能从深秋吃到来年春夏，不会轻易霉烂；它更全身是宝，薯块当主食，薯叶当蔬菜，薯藤喂牲畜，薯渣能酿酒，连削下来的苕皮晒干磨粉，也能掺着杂粮果腹。

对“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先民来说，红苕是开荒拓土的“先锋粮”。清初数百万移民扶老携幼走进大巴山，搭起草棚，烧荒辟地，最先种下的永远是红苕。当年栽种当年收成，收了就能活命，一截薯藤落地生根，就像离乡的人在异乡扎下了家。是红苕养活了第一代巴山移民，支撑着他们把荒坡改成梯田，把异乡熬成故乡，让凋敝百年的山区重现人烟与烟火。

在此后的数百年里，红苕始终是巴中民生的“压舱石”。大巴山十年九旱，清代至民国的地方志里，“大旱，田土龟裂，颗粒无收”“民大饥，饿殍载道”的记载比比皆是。每到灾年，平坝的稻麦绝收，玉米卷叶枯死，山里的红苕却凭着深扎地下的根系，依旧能结出薯块。清代农学家陆耀在《甘薯录》中直言“甘薯一物，最为救荒第一良法”，这句论断在大巴山得到了最真切的印证。一碗红苕稀饭，在丰年是省粮的家常饭，在灾年就是救命的续命汤，托着无数家庭熬过最艰难的岁月。

甚至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红苕也撑起过一方红色天地。1932年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成为苏区首府。国民党重兵围剿、严密封锁之下，粮食是苏区生存的生命线。巴山百姓节衣缩食，把稻谷、玉米这些细粮送往前线，自己在家喝稀得见底的红苕稀饭；伤员缺营养，妇救会的妇女就熬稠稠的红苕稀饭调养身体。据巴中党史资料记载，苏区时期当地为红军筹措的军粮中，红苕与苕干占比近三成。那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是军民鱼水情最朴素的注脚，也是红色记忆里最温热的一笔。

可以说，在漫长的旧时代里，红苕不是可有可无的杂粮，是巴中人生存的底线。没有它，就没有大巴山的人口繁衍，就没有一次次灾荒后的劫后余生，也就没有今天的巴中。

二、1959：那碗熬到极致的稀粥，托住了无数个家庭

如果说旧时代的饥荒还隔着岁月的烟尘，那么1959年开始的三年粮食困难时期，则是很多巴中老人刻在骨血里的记忆。那是一段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岁月，山大沟深、交通闭塞的巴中，更是雪上加霜。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叠加自然灾害，让粮食产量大幅下滑。公共食堂解散之后，农村口粮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最低时只有几两，连半饱都达不到。稻谷、小麦、玉米这些主粮越发稀缺，人们把能吃的东西都找遍了：蕨根挖出来捣碎澄粉，葛根挖出来切片晒干，各种野菜、榆树皮、观音土，都成了填肚子的东西。而在所有的代食品里，红苕依然是最可靠、最体面的那一个。

那时候的“红苕稀饭”，早已不是今天我们熟悉的模样。大米是少得可怜的奢侈品，大多是切碎的红苕块，混着少量碎米、玉米碴，有时候甚至只有苕块、苕藤和苕叶，加水熬成清汤，也叫“稀饭”。家家户户的苕窖都看得比什么都金贵，每天按人头算着挖，多挖一块都不行——要留着熬过漫长的冬春，要留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常说，那几年，是红苕吊着一口气。生产队里分的红苕，小的、破的先吃，好的、大的小心翼翼窖起来；新鲜苕叶摘下来先吃，吃不完的晒干，留着冬天煮菜；削下来的苕皮也舍不得丢，晒干磨成粉，掺着糠菜做粑粑。一根红苕，从根到叶，没有一点浪费，全进了肚子里，托着一家人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很多人那时候吃红苕吃怕了，吃到胃反酸，吃到见了就反胃。但没人会真的怨恨红苕——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没有这东西，就活不下来。多少人家，靠着半窖红苕、一锅清汤寡水的红苕稀饭，撑过了最饿的冬天，等到了第二年的春播，等到了粮食形势慢慢好转。通江县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回忆，1960年冬天，他的弟弟妹妹饿得浮肿，全靠母亲每天煮两块红苕、熬半锅稀汤，才把两个孩子的命吊了回来。“那碗苕汤，比什么都金贵。”这句话里，没有抱怨，只有庆幸。

这不是什么遥远的民间传说，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真实日常，是我们的祖父辈、曾祖辈亲身走过的绝境。今天我们轻描淡写拿来调侃的四个字，是那代人拼尽全力才守住的日子；我们觉得寡淡无味的一碗粥，曾是无数家庭全部的希望。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红苕依然是巴中农村的主食之一。六七十年代的集体化时期，“红苕半年粮”是山区生活的常态。秋收时节，生产队按工分和人口分红苕，家家户户推着独轮车往回运，然后忙着窖藏、切丝晒干、磨粉做粉条。清晨的炊烟里，每家灶上熬的都是红苕稀饭，就着一碟自制的土酸菜，就是山里人最标准的早餐。那时候没人觉得这碗粥寒酸，没人觉得喝红苕稀饭丢人——它就是生活本身，是踏踏实实的日子。

三、从日常主食到“贬义标签”：富裕之后的记忆失重

变化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地巴中，农民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与此同时，水利设施逐步完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推广开来，粮食产量一年迈上一个台阶。很快，家家户户的粮囤满了，大米白面成了餐桌上的常态，再也不用靠红苕顶半年粮了。

红苕的地位，就这样悄悄发生了变化。

它从一日三餐的主角，慢慢退成了配菜、零食。偶尔蒸一锅红苕，是给孩子换口味；熬一锅红苕稀饭，是图个新鲜、刮刮油水。再后来，生活越来越好，肉蛋奶越来越充足，红苕更是成了“忆苦思甜”的道具——逢年过节长辈做上一碗，给年轻人讲讲过去的苦日子，孩子们听完也就一笑而过，转头就忘了。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红苕稀饭”的语义慢慢变了味。

先是走出大山的年轻人。他们去城里上学、打工，见了更繁华的世界，也感受到了城乡差距带来的身份焦虑。他们不好意思说自己从小喝红苕稀饭长大，觉得那是乡下人的标志，是穷的证明。有人甚至刻意纠正自己的口音、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只为了和“山里人”“红苕稀饭”划清界限。

再后来，这种内部的自卑，慢慢演变成外界的刻板印象。巴中作为川东北的山区城市，发展起步晚、经济基础弱，在省内的存在感不算强。很多不了解这里的人，便用“红苕稀饭”四个字来概括这片土地，把它当成落后、闭塞、贫穷的代名词。调侃的人多了，它就真的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个用来攻击地域、贬低出身的符号。

更值得深思的是，不少巴中人自己也接受了这个设定。有人跟着外人一起嘲笑“喝红苕稀饭的”，有人急着解释“现在谁还喝那个”，仿佛否定了这碗粥，就能否定自己的来路，就能显得更“体面”。

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记忆失重。当物质匮乏的年代过去，当饥饿的记忆远去，人们开始用当下的富足去评判过去的日常，用精致的标准去嘲笑生存的底色。他们忘了，今天餐桌上的山珍海味，是建立在过去“红苕半年粮”的基础上的；今天能从容地挑选食物、挑剔口味，是因为祖辈们靠红苕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把生存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里。

这种嘲笑里藏着的，往往是浅薄的优越感和脆弱的身份焦虑。靠贬低自己的来路来抬高自己，靠否定一碗粥来标榜精致，本质上是对自身根脉的不自信。一个人如果连自己吃什么长大的都不敢承认，连祖辈的生存方式都要鄙弃，那所谓的体面，不过是空中楼阁；所谓的优越感，不过是建立在遗忘之上的虚妄。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可仓廪实之后，更该有的是对历史的敬畏，对过往的感恩，而不是数典忘祖的轻薄。富裕从来不是嘲笑过去的理由，更不是忘本的借口。

四、不忘本，不是守着苦日子，是守住根与魂

我们常说“做人不能忘本”，可什么是“本”？

对个体而言，本就是你的来处——是生养你的土地，是养大你的食物，是祖辈走过的路，是家族传承的品格。对一方土地而言，本就是它的历史、它的精神、它独有的文化基因。红苕稀饭之所以不能被嘲笑、不该被遗忘，正是因为它承载着巴中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说不忘本，从来不是要大家回到天天喝红苕稀饭的苦日子，更不是要以穷为荣。恰恰相反，正视这碗粥的历史，是为了更珍惜今天的好日子；铭记过去的苦难，是为了守住那份不怕苦、不服输的劲头，把未来的日子过得更好。

巴中人常说自己有股“苕劲儿”，这话精准又传神。红苕是什么性子？不挑环境，给点土就能活，扎下根就使劲长，不张扬，不炫耀，默默在地下结出果实。巴中人的性子也是这样：朴实、坚韧、肯吃苦、不服输，在大山里凿出路，在瘠土里种出粮，凭着一股子韧劲，把闭塞的山区建设成了今天的模样。

从米仓古道的悠悠驼铃到今天的高铁穿山，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到今天的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巴中每一步发展，靠的都不是天上掉馅饼，是一代代人红苕一样扎根本地、默默耕耘的结果。革命年代，巴山儿女踊跃参军、倾其所有支援前线；建设年代，山里人肩挑背扛修公路、修水库；脱贫攻坚时期，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硬是在深山里闯出了致富路。这股“苕劲儿”，就是巴中最宝贵的本，是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金贵的精神财富。

更何况，今天的红苕，早已不是当年“救命粮”的单一形象。巴中多富硒土壤，出产的红薯天然富含硒元素，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红薯粉条、红薯干、红薯淀粉等加工产品，走出了大巴山，卖到了全国各地；休闲农业里，挖红薯、烤红薯、品红薯宴，成了城里人追捧的乡村体验。

而红苕稀饭也早已完成了价值回归。它不再是寒酸的象征，成了乡愁的味道，成了健康的选择。很多走南闯北的巴中人，回到家的第一顿饭，往往就是让家里人熬一锅红苕稀饭。喝下去的那一刻，胃里暖了，心就定了，仿佛所有的奔波疲惫，都被这碗甜淡的粥熨帖了。从救命粮到家常菜，从贬义词到乡愁符号，红苕没变，粥也没变，变的是时代，是人心，是我们看待过往的眼光。

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坦然面对来路；真正的不忘本，是带着祖辈的坚韧往前走，而不是踩着过去的痕迹标榜自己。就像红苕，从来不会因为长在地下就卑微，也不会因为曾经救过命就高傲，它只是扎根泥土，该生长时生长，该结果时结果，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做人也该如此：不妄自菲薄，也不忘乎所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脚下有根，眼里有光。

结语

前几年在乡下，我见过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蹲在自家苕窖边，小心翼翼地把红苕一个个摆进去。他的孙子在旁边玩手机，随口说：“爷爷，现在谁还吃这个，超市里什么都有。”老人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土，慢悠悠地说：“你爸小时候，为了抢块小红苕，还跟你姑姑打架呢。没有这东西，你爸都长不大，哪有你？”

那句话很轻，却很重。

我们这代人，大多没有挨过饿，没有经历过靠红苕续命的日子，所以很难理解一碗粥的分量。我们习惯了富足，习惯了挑剔，习惯了用轻薄的态度去对待自己不了解的历史。可我们必须知道：今天的一切不是凭空来的，是祖辈们一口一口熬出来的，是这片土地一粒一粒长出来的。

红苕稀饭从来就不是贬义词。

它是大巴山给子民的馈赠，是生存智慧的结晶，是苦难里开出的花，是刻在味觉里的乡愁。它见证了移民的筚路蓝缕，见证了灾年的生死相依，见证了烽火里的军民同心，见证了困难时期的守望相助，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的日新月异。它是一枚朴素的勋章，刻着大巴山的坚韧与生生不息。

做人不忘本，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我们端起的每一碗饭里，藏在我们对土地的敬畏里，藏在我们对祖辈的感恩里。愿我们都能读懂那碗红苕稀饭里的山河岁月，愿我们走得再远、过得再好，都记得自己从哪里来，都守好心里那点踏踏实实的“苕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