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丙午，序属三秋。渝州夜雨初歇，桂香浸窗，案头老荫茶三沸而凉，《青春山河酷记》四辑文字逐卷读完，二十八日牵念至此尘埃落定，胸中丘壑却反被一纸人间风骨沉沉压住，久不能平。

著书者阿蛮先生，本名卢延辉，巴渝文坛宿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渝中区作家协会主席、渝中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今已年过七旬，仍笔耕不辍。先生本是渝城土生土长之人，半生笔墨皆扎根巴渝山水：《依仁巷》写母城市井烟火，《纪年绣》录蜀绣百年沉浮，《宁厂》《三峡古镇》探巴渝文脉遗韵，更以暮年之身踏遍嘉陵江源，成《嘉陵十卷》厚重之作。世人皆道先生笔墨尽付嘉陵烟雨，殊不知其文学根须，早于半个世纪前便扎进了南疆哀牢山的红土深处。

1971年，少年意气的卢延辉远赴云南河口农场插队，在密林胶林间度过整整八年知青岁月；1979年返城，从工人、行政干部到文学编辑，再到专业作家，四十余年笔耕未断。此番《青春山河酷记》四辑连载于本土文学公号“黄桷小屋”，既是先生对八载青春的迟来回望，亦是一位老作家沉淀半生的生命答卷。自《哀牢山记》云雾开篇，经《南溪河记》波影流转，历《畜兽虫记》兽影照心，终至《垦荒人记》风骨收官。先生以亲历者之身、史家风骨之笔，取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之体，写南疆红土上的滚烫青春。通篇读来，无哗众之语，无激愤之言，却字字有千钧之力，句句含岁月之重。其文承史地之脉，得比兴之旨，续史传之神，既为一代垦荒人立心立传，亦为当代笔记文学开出了守正创新的新境。读之既见前辈青春之热血，亦窥创作之正道，掩卷沉思，获益良多。

一、山川为纲，人事为目：承地志之体，写青春之实

中国文学自古便有“地灵人杰”的叙事传统。《水经注》因水记山，因地叙事，于山川草木间藏历史兴衰；《山海经》列四方山海，载风物传说，于蛮荒旷远中存文明根脉。阿蛮先生写《青春山河酷记》，深得此中真意——不以跌宕情节取胜，而以山河为骨架，以人事为血肉，将一代知青的青春记忆，牢牢锚定在哀牢山的云雾、南溪河的碧波里。这份笔力绝非凭空而来，一则源于先生数十年深耕巴渝地志文学的功底，二则源于那八年踏遍哀牢山麓、南溪河畔的亲身步履。

开篇《哀牢山记》，便先接千年地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九隆传说流传两千年，是哀牢文明的源头，亦是《撵山》篇中隆玉家族的精神根脉。先生写少年知青初入山林，写猎枪与神话的相遇，写城市文明与山野文明的碰撞，并非凭空铺陈知青故事，而是将个体青春嵌入整片土地的文明史中。他写隆玉对着马鹿河畔的巨鳄缓缓道出身世，文字便跳出了知青题材的窄框，接上了哀牢山千年的地脉。于是少年的莽撞不再只是少年意气，而是两种文明跨越千年的悄然对话；少女的传说也不再只是乡野奇谈，而是土地深处生长出的文化基因。此一笔，便让整部作品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先生写巴渝山水时，便惯于将市井烟火置于山河文脉之中；写南疆岁月，同样遵循着“人在山中，山在史中”的叙事逻辑。他曾写渝城巷陌的黄桷树，写树底下的人世浮沉；如今写哀牢山的云雾、橡胶林的头灯，写云雾里的青春聚散，笔法一脉相承——从来不是为写景而写景，是让山河成为人事的容器，让土地成为人物的根脉。

及至《南溪河记》，又得“智者乐水”之韵。古人言“水者，天地之血，山川之气也”，南溪河蜿蜒垦区腹地，既是日常劳作的天然浴场，亦是运输木材的生命通道，更是盛放青春心事的沉默容器。诸葛玉华抛童衣于碧波，任小力绘故园于画纸，曾恒河遇救于激流，三段人事皆以河为舞台，以水为意象。童衣随波而逝，是约誓被时代洪流碾碎；画作三易其稿，是乡愁随岁月流转重构；恒水生死相托，是善意如流水奔涌不息。

先生写河，并非只写河水之形，而写河水之性——包容、隐忍、生生不息。其笔法暗合《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婉约寄情，又有庾信《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的岁月沉郁。以河为绳，串起散落在时光里的青春碎片；以水为镜，照见一代人的等待、乡愁与救赎。此乃“景语皆情语”的古典笔法，于当代创作中尤显珍贵。

反观当下诸多题材创作，或脱离土地凭空造情，或囿于琐事格局逼仄。《青春山河酷记》的创作路径恰是一种引领：写青春必先写青春扎根的土地，写人事必先托举人事的山川。如先生一般，先有脚踏土地的真实阅历，后有贯通文脉的笔墨表达，作品方能有根，方能历经岁月而不褪色。此即古人所言“文章者，天地之器，风云之思，必植根于土，方能生长于时”。

二、托物言志，观物见心：得比兴之旨，察人性之微

中国古典文论素有“比兴”传统。《毛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阿蛮先生写《畜兽虫记》，深得比兴三昧，以牛、马、熊、猴、蛇、蟒、鳞虫七类生灵为媒介，不写猎奇山野异闻，而照见蛮荒环境中的幽微人性，于一物一事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清代张潮《幽梦影》有言：“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先生以古稀之年回望青春，正是“台上玩月”的境界。所有激荡与坎坷都化作月光清辉，温柔落在每一个人物、每一只生灵身上。故而他写畜兽虫，不见少年人的猎奇心，只见过来人的悲悯眼。

《逮牛》一篇，以一头小牛之死，写少年莽撞之代价。伙棒因一念贪嘴，学老黄逮牛却不得其法，终致人牛俱坠悬崖。《礼记·经解》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先生不直言教训，只写小牛受惊狂奔之状，写少年临终模糊之咒，写众人终究未得一口牛肉的荒诞。轻描淡写之间，已将“慎始敬终”的古训藏于故事深处。读者读至此处，不必作者点破，自会反观自身——谁年轻时不曾因急于求成而轻举妄动？谁不曾因轻视规律而付过代价？以一牛之死，醒万千世人，此乃比兴之力。

《杀马》一篇，则以一匹老马之殇，叩问文明之底线。老战士言“马通人性，不吃马肉”，是边地流传的朴素敬畏；新战士执意杀马食肉，是脱离文明约束后的原始释放。先生写马临死前“黯绿黯绿的情绪”，写众人“嚼得腮帮子痛”的马肉，写多年后那句“我们那时被文明放逐，自己也放逐了文明”的长叹，层层递进，发人深省。《尚书·泰誓上》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之所以为人，不在力量强弱，而在心存敬畏。杀马之事，杀的不是马，是人心中的文明标尺；忏悔之意，悔的不是口腹之欲，是对生命的轻慢。此一笔，超越了知青故事本身，直抵人性的普遍命题。

至若《挤熊》见爱情之真，《惊猴》见孤独之醒，《捉蛇》见赤诚之爱，《吞胆》见敬畏之醒，莫不如是。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先生写兽，从来不是将兽当作异类来写，而是将其视作与人共生的生命，视作映照人心的镜子。黑熊挡路，照出傻老关的担当与温柔；深山孤守，照出梁一柱的封闭与觉醒；蛇谷历险，照出肥头的笨拙与深情；杀蟒逞能，照出唐光明的虚妄与成长。

这份观物的通透与慈悲，唯有历经半世浮沉方能拥有。先生从少年赴滇，到中年执笔，再到暮年回望，见过巴渝的市井烟火，也见过南疆的瘴雨蛮烟；听过市井里的家长里短，也听过山林里的兽鸣风声。故而他笔下的万物皆有灵性，皆能照见人心。这种“托物言志、观物见心”的创作手法，正是当下许多创作者所缺失的。今人写故事，常直奔主题，直白说教，少了含蓄蕴藉之美；常以人为唯一主角，忘了万物皆有灵性，忘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本就是文学的永恒母题。《畜兽虫记》给出了范本：写物不是目的，写人才是核心；写景不是装饰，写情才是根本。以物为桥，连通自然与人心；以兴为法，让故事有余味、有回甘。此正是《文心雕龙》所言“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的境界。

三、匹夫立传，风骨为魂：续史迁之笔，铸红土之神

读至第四辑《垦荒人记》，方知整部书的终极指向——写山写水写万物，终究是为了写人。司马迁著《史记》，开纪传体之先河，不为帝王将相独美，亦为游侠、刺客、商贾、医者立传，因其知“历史者，非一人之历史，乃万人之历史也”。

阿蛮先生数十年创作，始终秉持着为普通人立传的民间立场。写《依仁巷》，他写渝城老巷里的升斗小民，写市井烟火里的悲欢离合；写《纪年绣》，他写蜀绣艺人的百年沉浮，写手艺传承的坚守与困境；写《嘉陵十卷》，他写沿江古镇的寻常人家，写巴渝文脉的生生不息。及至《垦荒人记》，这份立场一以贯之——他不为英雄立碑，只为凡人作传；不写宏大叙事，只录个体命运。虎女、弱女、竹女、侠女，守签者、弈棋者、出题者、冲锋者，八个绰号，八段人生，无高大全之英雄，无惊天动地之伟业，皆是有血有肉、有缺点有软肋的普通人。可正是这些普通人，在蛮荒岁月里脱胎换骨，铸成了一代人的精神风骨。

先生写女性，跳出了“柔弱依附”的刻板印象，写出了蛮荒土地上生长出的女性力量，直承《列女传》“辨通事理，抗节行义”之遗风。这与他常年深耕本土、观察市井女性的生命状态密不可分——巴渝女子本就有刚烈爽利之气，边地女子亦有坚韧坦荡之质，二者在他笔下交融，便有了这四位光彩照人的垦荒女子。

虎女如火，刚烈坦荡，敢爱敢恨。丈夫偷偷返城，她掷子以护尊严，转身却泪流满面；丈夫迷途知返，她一句“坏蛋，你还晓得回来呀”，藏尽思念与原谅。其性情如哀牢山的红土，热烈、厚重、不矫饰，爱得光明，恨得坦荡，等得踏实。

弱女如竹，外柔内刚，坚韧不拔。孙娅被分配至伐木班，不怨天尤人，只道“总得有人做，我也想试试”；丈夫牺牲，她不崩溃倒下，咬碎牙齿撑起一家老小。古人云“竹有千节，不改其青；女有千韧，不改其志”，孙娅以一生印证了“懂得爱的女人最坚强”。

竹女如荫，含蓄绵长，执念深藏。秋渝与严从军以竹结缘，无风之夜摇竹作声的浪漫，胜过万千甜言蜜语；分散后嫁与有竹之家，将青春记忆藏于竹荫之下。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克制，这种“物是人非而情寄于物”的执念，正是东方式情感最动人的模样。

侠女如风，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迟菲当众掷衣入河，为弱者出头；晚年集资修书，为青春立碑。其侠气不在武功高低，而在心存公义、肩有担当，有古侠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之风。

先生写男性，则写出了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路径，诠释了“勇者不惧、仁者无敌”的古训。《出题者》中，两营少年为争风吃醋险些群殴，及至女战士受辱，却能同仇敌忾，共对外侮。营长诸葛大炮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法化解冲突，更给所有少年上了一课——真正的勇敢，不是挥拳向同胞，而是执戈卫家国；真正的胜利，不是血流成河，而是化干戈为玉帛。此正合《论语》“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之论。

《冲锋者》一篇，则将这份成长推向极致。曾经打架斗殴的莽撞少年，在边境烽火燃起之时，毅然奔赴战场，以血肉之躯戍守边疆。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有过荒唐，有过懵懂，可在家国大义面前，从未退缩。顾炎武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普通的垦荒青年，便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

班固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阿蛮先生写人，正是如此。他不美化人物的缺点，不回避人性的幽暗，也不拔高人物的选择。正因真实，方显鲜活；正因不完美，方见风骨。作为文化馆的副研究馆员，先生常年从事民间文化整理与保护，深知民间记忆的珍贵；作为作协主席，他始终倡导文学要扎根生活、关照人心。《垦荒人记》便是他文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为普通人立传，方见时代真貌；以风骨铸魂，方有作品重量。

当下创作常陷入两种误区：或塑造完美无瑕的“神化”英雄，脱离人性根基；或沉迷琐碎日常的“扁平化”书写，不见精神高度。《垦荒人记》的创作启示正在于此：文学的终极价值，从来不是制造传奇，而是看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光；历史的真正主角，从来不是少数伟人，而是千千万万在土地上耕耘、在苦难中坚守的普通人。

四、守正创新，文脉相传：探笔记之新，启创作之思

读罢全书，除了被那段青春岁月打动，更令人感佩的，是阿蛮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接续与创新，以及他作为文坛前辈的坚守与姿态。

笔记小说一体，滥觞于魏晋，兴盛于明清，《世说新语》以韵胜，《阅微草堂笔记》以理胜，《聊斋志异》以情胜。延至当代，长篇小说大行其道，笔记体渐趋式微，世人多以为此体陈旧，不堪承载当代叙事。而《青春山河酷记》以四辑、三十余篇笔记，重构了笔记体的当代生命力。它守古典之正，创当代之新，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三条重要启示。

其一曰：扎根生活，以真情铸文骨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第一生命力。阿蛮先生写南疆岁月，不是道听途说的虚构，不是凭空想象的怀旧，而是自己八年知青生涯的生命沉淀。他在橡胶林里割过胶，在南溪河里游过泳，在垦荒地里开过荒，亲眼见过哀牢山的云雾，亲身体会过边地的民风。正因有真实的生活打底，文字才能从红土里长出来，才能带着泥土的腥气、青春的汗味、岁月的重量。

先生年过七旬仍笔耕不辍，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记下那些被大时代裹挟的普通人。他将新作交付“黄桷小屋”这样的本土民间公号连载，而非追逐流量平台，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态度——不追热点，不弄噱头，只把好文字交给懂的人。这份笃定与沉静，恰如巷口那棵百年黄桷树，守着一方阴凉，自有气韵。

反观当下不少创作，或闭门造车悬浮失真，或跟风题材同质化严重，或贩卖情绪刻意煽情，究其根本，便是缺了“生活”这一课，少了“真诚”这颗心。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创作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的技巧游戏，而是生命体验的文字转化。唯有如先生一般，扎根大地、深入生活，以真心写真情，笔下的人物才能活，笔下的故事才能真，作品才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其二曰：接续文脉，以守正开新局

中国文学有数千年传统，诗词、散文、笔记、传奇，各有其体，各有其美。今人创作，常一味追随西方叙事范式，忘了自家宝库中的珍宝。阿蛮先生以笔记体写知青题材，并非复古倒退，而是取古典文体之长，写当代生活之实。

他承笔记体“短小精悍、以小见大”的特点，一篇一个人物，一则一个主题，散而不乱，串珠成链；他取古典文学“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韵味，不直白说教，不激烈控诉，于平静叙事中藏千钧之力；他化用史传“秉笔直书、客观克制”的笔法，不偏不倚，不溢美不隐恶，自有史家的冷峻与诗人的柔情。

先生四十余年创作，始终扎根于巴渝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他写巴渝本土题材，是接续地域文脉；他以笔记体写青春记忆，是接续文体传统。守正不是泥古，创新不是无源之水。真正的好创作，从来都是在民族文化的根脉上生长出来的。唯有接续中华文脉，汲取古典养分，再融入当代的生活与思考，才能创作出有中国气派、中国风骨的作品。此即《文心雕龙》“变则其久，通则不乏”之理。

其三曰：心存悲悯，以温度立精神

文学的高度，最终取决于创作者的精神高度。阿蛮先生写那段岁月，不控诉，不抱怨，不标榜，不贬低，始终以悲悯之心看待每一个人物、每一段命运。他理解少年的莽撞，体谅时代的局限，看见人性的微光，也接纳命运的遗憾。

他写诸葛玉华的破碎，不指责负心人，只写河水葬衣的沉默；写孙娅的苦难，不渲染悲情，只写她活出来的光彩；写洪运来的牺牲，不刻意拔高，只写那枚染血的手术针。这份“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温柔敦厚，正是中国诗教的核心精神，也是文学最动人的力量。

先生作为文坛前辈，半生阅尽世事，笔下却无戾气，只有通透与温柔。这份心境，是岁月沉淀的结果，也是文学修养的体现。当下创作常走极端，或一味批判戾气十足，或一味甜腻脱离现实，皆失之中正。真正有高度的创作，当有悲悯之心，有包容之量，既能看见苦难，也能看见微光；既能反思过往，也能致敬生命。唯有如此，作品才能跨越年代，成为关于人性、关于成长、关于命运的普遍寓言。

尾声

夜雨初停，桂香未尽，合上书卷，窗外嘉陵江的灯火仍在夜色中明明灭灭。我想起书的结尾，南溪河的水还在流，哀牢山的云雾还在聚散，红土依旧，山河不老。当年的少年少女已华发苍颜，有些身影永远留在了南疆的土地上，可因为有阿蛮先生的笔墨，那些滚烫的青春便永远鲜活，那些不屈的风骨便永远传承。

先生常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写《青春山河酷记》，不是为了怀念而怀念，是为了记下那些被大时代裹挟的普通人，记下他们的青春、爱恋、坚守与伤痕。这些人没有青史留名，可他们的故事，就是真实的历史。而他自己，便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记录者、守夜人。

作为后辈读者，亦作为文字路上的赶路人，读阿蛮先生的文字，既为前辈的青春热血而动容，亦为先生的创作笔力与人格风骨而折服。前辈们以青春开垦山河，以笔墨留存记忆，把一代人的风骨种进了红土，也把文学的薪火递到了我们手中。

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或许不必再去深山垦荒，却可在自己的领域里，守住一份赤诚，接续一脉文脉，以笔为锄，开垦精神的荒野；以心为灯，照亮前行的路途。

山河不语，自有千钧重量；笔墨无声，可传万古精神。愿我们都能如阿蛮先生一般，扎根土地，坚守本心，写出有温度、有风骨、有根脉的文字，让青春的热血不因岁月而冷，让文学的长河不因时代而断。

如此，方不负山河，不负青春，不负笔墨，不负文脉相传的使命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