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文脉，精神根脉可溯至东汉王充的实证批判思想，而作为专属学术概念，则定型勃兴于南宋。有宋以降，婺学、永康之学、永嘉之学次第兴起，构筑起以经世、事功为核心的浙学体系；历元明积淀学养，至明末清初，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诸贤接续文脉，缔造体系完备、传承有序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千年学脉一以贯之，秉持求实疾妄、经世致用、综会博采、以史证道的治学特质，不仅主导东南学术流变、深度影响近世中国思想进程，更远播东亚、泽被近代，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当代转化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滋养与学术根基。

一、“浙学”概念之缘起与南宋事功学脉的确立

“浙学”一名，首见于朱熹笔下。朱子最早使用该词，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书》：“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传授师说何故乖讹便至于此？深可痛恨。”潘叔昌（景愈）为吕祖谦入室弟子，吕子约乃祖谦之弟，足见朱熹最初所讥之“浙学”，专指吕祖谦所倡婺学。随着朱子与陈亮、陈傅良、叶适往复论辩，浙学的外延逐步拓张，由婺学扩及永康之学，终至永嘉之学，后世遂将南宋浙江一带以事功为根本旨趣的学术体系统称为浙学。一个本由批评者定名的学术概念，最后反成为浙江学术共同体自我认同的标识，此一学术史现象殊堪玩味。

然浙学精神渊源远在南宋之前。广义浙学可溯至东汉王充“实事疾妄”的批判传统。王氏于《论衡·对作篇》自述撰作宗旨云：“《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不盲从先圣权威，以实证精神审辨旧说，为浙学奠立最初的精神底色。南宋浙学的崛兴，实为儒学面对宋室南渡的时代变局做出的一次重要自我革新。李圣华将浙学核心特质概括为经史并重、经世用实、重于文献、综会博采，四项宗旨彼此贯通，塑造浙学独有的学术品格。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的论断尤为精邃：“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吕祖谦乃是这一学术传统的关键奠基者。其《太学策问》揭橥“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治学纲领，将学术关切从纯粹形上思辨转向人间世务。吕氏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然其学术取向与朱、张存有根本分野：朱子、南轩以天理为最高范畴，浙学则以经制事功为归宿。此一分歧并非浅层次的义利之辨，实关乎治学的终极目标：究竟是“穷理尽性”成就内圣人格，抑或是“明体达用”回应社会现实。与吕祖谦同时或稍后的陈亮、叶适，进一步推扬事功之学。陈亮永康之学，力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不再讳言功利价值；叶适永嘉之学，撰《习学记言序目》辨析旧经，标举“以物用而不以己用”的知识立场。《朱子语类》载朱子批评浙学：“专是功利”，“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熹的评判固然立足于理学正统立场，却也反向印证浙学的核心特质：学术必须关切实效，知识终当付诸践履。

二、明末清初：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成型与理论建构

南宋浙学概念的确立与事功学脉的发轫，已经为后世浙东学派的兴盛埋下学术根脉。但作为具备明确师承谱系、统一学术纲领的学派实体，浙东学派成型于明末清初。

黄宗羲实为该学派的开创宗师。其《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驳斥史馆“浙东学派最多流弊”之论，将阳明姚江之学、蕺山刘宗周之学一并归入浙东学脉：“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吴光指出，黄宗羲所言“浙东学派”，重在梳理明初以来绍兴、宁波区域的学术传承脉络，即浙东学统，并非现代学科意义上界定严密的学派。降至梨洲与其门人后学，一个拥有学术领袖、骨干传人、清晰宗旨的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领袖黄宗羲，骨干含黄宗炎、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等人，《南雷诗文集》所载及门弟子约三十余人，学脉下延至全祖望、章学诚。吴氏进一步提出，以往学界习称“清代浙东史学派”有其局限，正名当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这一厘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纠正梁启超以来仅将浙东学派视作单一史学派别的偏颇，还原其兼涉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多领域的完整学术格局。大略而言：黄宗炎、万斯大以治经为本而兼研史学；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以史学为主、融通经学；李邺嗣、郑梁经史兼治而偏向辞章；黄百家、陈訏潜心自然之学；邵晋涵、王梓材长于文献考据。此种多学科兼容并蓄的格局，正是浙学“综会博采”精神在清初的延续。

《明夷待访录》是浙东学派政治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黄宗羲在此书中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核心命题，将天下万民置于君主之上，申明“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该论断被后世视作中国近世民本思想的高峰。然治史者亦当察其思想边界：梨洲批判君主专制，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君主制度，其政治构想仍归属于传统民本思想范畴。全祖望接续黄宗羲的学术史编纂事业，续修《宋元学案》。据考证，全祖望自乾隆十一年至十九年（1746—1754）对书稿大规模增订补辑，新增三十三卷、三十三个学案，另撰《序录》一卷，奠定今本《宋元学案》一百卷、九十一个学案的基本面貌。这部集大成的学术史著作系统梳理宋元学术源流，梁启超誉之为“学术上千古不磨的功绩”。

章学诚的问世，将浙东学派的史学理论推向新高度。他正式提出“六经皆史”的核心命题，认定六经本为先王典章制度之实录，并非超越时代的永恒教条。吴光阐释，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内核即“经学即史学”，乃是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命题的深化，推动治学方向更加贴近人事现实，鲜明彰显浙东学派史学经世的实学底色，与乾嘉考据学派专事文字训诂、疏离现实的学风形成对照。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之中厘清由刘宗周而黄宗羲，再传万斯大、万斯同，下及全祖望的完整学统，并重申“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作为浙东学术的根本准则，既是对前贤治学路径的总结，亦是自身学术方法论的自觉宣示。

清代浙东学派的治学旨趣随时代流转发生嬗变：经世致用的取向，总体呈现由直面现实批判逐步转向文献建设的轨迹，由拒不与清廷合作，渐次调整至在既有体制之内开展学术建构。黄宗羲笔下对专制政体的批判锋芒凌厉；迨至全祖望、章学诚，治学重心转向文献考订、学术史梳理。此种转向，既是清代高压政治环境的外部制约，亦是浙东学术从现实批判走向长效文脉建构的内在选择；然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未尝移易，只是表达方式由直接政论转化为沉潜的学术史建设。

三、跨地域与跨时代：浙东学派的向外流播与近代回响

浙东学派之影响力，不止囿于浙江一域，亦不止终结于清代。

从地域文脉传承而论，浙学“由经入史”的转向塑造了浙江学术重文献、重实证、重践履的稳定传统。李圣华提出，南宋之后浙学“由经入史”凡五度兴盛：吕祖谦、陈亮为初兴；王应麟、胡三省为再兴；宋濂、王袆为三兴；黄宗羲、万斯同为四兴；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为五兴。绵延千载的学脉，令浙江成为明清两代全国学术最为活跃的核心区域之一。

置于东亚儒学视域之下，浙东学术向外传播的价值尤值得重视。阳明心学经由浙东学者传布，于日本、朝鲜各自衍生本土阳明学派，王学遂成为近世东亚儒学的重要支流。朱舜水（1600—1682）是浙学东传的关键人物。舜水与黄宗羲同籍，深受浙东史学风气浸染，尊尚史学。明亡之后东渡扶桑，其历史观与治史取向与梨洲一脉高度契合。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受朱舜水所传浙东重史学风感召，于1672年设立彰考馆主持修史，纂修《大日本史》，舜水弟子安积觉担任主笔；水户学即在编纂史籍的长期过程中成型。这一跨文化传播历程证明，浙学承载的经世致用精神，拥有突破地域、国界的普遍价值。

进入近现代转型阶段，浙东学派精神于晚清民初革命思潮之中再度激荡。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光复会领袖章太炎、陶成章的革命思想颇多共通之处：二人皆植根本土文化与浙东学派传统，在外来列强侵凌刺激之下建构民族主义，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自主，坚定主张反清革命。章太炎对王阳明的评价前后屡有调整，然其治学根基始终扎根浙东经史之学。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下迄章太炎《訄书》，浙东学术固有的批判意识与经世关怀，于近代社会大变局之内，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陈来对浙学流变有精当概括：“浙学的观念变化过程就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每一时代的浙江学术都在全国发出为一种重要的声音，影响了全国，使浙学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内在的一个重要部分”。

四、精神内核的古今赓续：浙学传统的当代转化

回溯浙学自南宋正式定名萌生，历经元明积淀传承，至清代浙东学派臻于体系鼎盛的千年历程，一条恒定的精神主线贯穿始终：学术当关切现实，知识必通向践履。这条核心脉络随时代迭代不断衍生新的形态：南宋事功之学力矫理学空疏、务实济民；明清之际经世之思突破传统桎梏、反思治道；清中叶“六经皆史”消解经学教条、回归人事本真。纵观全脉，浙学始终坚守不盲从权威、不空谈义理的治学品格，以实证考辨求真，以经世实践立学，构筑起独树一帜的东南学统。

此种历久弥新的精神传统，在当代浙江文化建设中实现创造性赓续与创新性发展。2005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正式立项，构建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研究板块。工程实施二十载以来，累计立项224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3900余部，系统梳理、活化传承千年浙学文脉。新时代浙学凝练求实、批判、兼容、创新的核心宗旨，接续王充实事疾妄、吕祖谦务实致用、黄宗羲经世明道、章学诚以史释经的千年学脉，让古老的浙学智慧适配当代发展、赋能文化建设，在古今融通中焕发恒久的学术生命力与时代价值。

■ 作者：杨 桦 2026年10月13日于西双版纳雨林庄园半山旅次

（作者：温州市刘基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