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就是我的诗与远方

——写在《新大众文艺论》出版发行之际

西 沐

可能大家有疑问，我为什么会突然研究起新大众文艺了，并且出版了一本小书——《新大众文艺论》（中国书店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42万字）。其实，我之所以看重这本小书，除了我以前担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创会理事、艺术创业研究委委会主任的工作本职以外，就是因为它的字里行间，蕴含着我的学术理想，那就是大众化。

我出生在西北一个偏僻又贫瘠的小村子里，在那里艰难地生活、生长。数十年过去，我始终不敢忘记来时的路。这条从黄土深处走出来的路，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塑造了我看待文艺与人民关系的基本立场与世界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我为什么会对“大众”二字怀有如此深切的执念——那不只是学术上的命题，更是与生命里的来处有关。

大众化，是文艺发展永恒的取向。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大众文艺，到改革开放后的大众文化兴起，再到今天数智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时代语境在变，技术条件在变，但文艺为人民的根本方向从未改变。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讲的新大众文艺，从认知上看，还很不全面、深透，还没有从民族文化复兴与全民族创造力集聚勃发的战略意义上，认识到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巨大时代意义，这是今天我们民族复兴发展的保障与沃土。我写《新大众文艺论》一个重要初衷，就是想为这个延续百年的命题，为此提供一个属于数智时代的系统回答。

一、大众化：一条贯穿始终的研究主线

我的学术研究之路，起步于大学时代技术哲学、文化哲学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技术哲学、文化哲学的系统研究，再到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研究艺术品理论、艺术品市场，继而延伸到收藏投资、艺术金融，再扩展到艺术经济。研究领域几经转换，看似庞杂，却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大众化：研究大众化、推动大众化、实现大众化。

我从事艺术理论与艺术品市场研究数十年，有一个从未动摇的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大众化。我始终认为，艺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大众化，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核心灵魂也是大众化。大众化不是一句可以随意搁置的口号，也不是精英视角下“向下兼容”的姿态，而是一个无法驱离的理想，是文艺回归本源的必然指向。

这并非书斋里的空论。多年田野调研中（我担任多届中国民协理事、中国非遗资源管理与评价委员会主任），我走过许多地方，见过太多脱离大众审美、仅在小众圈层里流转的资本游戏，也见过许多困在象牙塔中、失去现实生命力的理论建构；而各地基层的文艺工作者与民间艺人的创作与坚守，却常常让我深受触动。这愈发让我确信：失去大众根基的艺术，终将沦为无源之水；脱离大众需求的市场，只会走向自我封闭的泡沫。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产业发展，只有锚定大众化的方向，才能获得真正的、可持续的生命力。

这些思考也始终落在具体的研究之中。在艺术品市场领域，我深切感到，艺术金融、收藏投资的兴起，正在把更多普通人带入艺术资产的配置与交易之中，让大众的审美选择转化为真实的价值信号。这正是大众化机制中“交易参与大众化”的生动实践——市场不再只是少数收藏家的私域，而成为大众表达审美、参与文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通道。

沿着这条主线，我的思考在持续深化。从早年提出“市场已成为评价文艺活动与作品的重要力量”，看到大众通过市场表达的审美选择正在重塑文艺的价值标准；到呼吁“中国艺术要向民间学习”，强调民间大众中蕴藏着最鲜活、最具生命力的审美创造，那是新的大众化文艺的重要源头活水；再到系统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文艺发展宗旨——本质上，我都在确认同一个判断：文艺的价值，最终要在人民中实现，也只有在人民中才能实现，而这第一步就是要大众化。

二、从大众化到人民性：一场形而上之问

需要强调的是，艺术商业的大众化，与艺术的大众化是不同的，更不用说文艺的大众化了。商业层面的大众化，也许只意味着产品、服务的普及与市场覆盖；而文艺的大众化，指向的是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根本重构。当文艺大众化上升到形而上的阶段，它就成为文艺的人民性问题——于是，就有了立场、时代性与抽象性的逻辑问题。立场，回答文艺为谁而存在；时代性，回答文艺如何回应现实；抽象性，则要求我们在纷繁的现象中把握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

回望人类艺术的发生史，艺术本就诞生于大众的劳动实践与集体生活之中，是民众表达情感、传承经验、建构精神世界的共同方式。只是随着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艺术逐渐从公共生活中剥离，走入了精英化的殿堂，“大众”反倒成了文艺场域里的“他者”。大众化的意义，正在于让文艺重新回到它的本源：回到人民之中，回到生活之中。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自下而上的回归。

以人民为中心，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为人民创作是根本宗旨，最直接的就是人民是文艺的主体；文艺要歌颂、鼓舞、激励人民，为人民提供精神力量，提高人民的审美观与价值观；人民需要经典，需要美育，需要号召。这些要求落到今天的现实中，恰恰意味着：不能让文艺成为少数人的私产，不能让审美判断被少数机构垄断，而要让亿万人民在文艺中表达自我、交流情感、建构价值。把人民性的要求落实为可感的现实，正是文艺大众化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三、新大众文艺：一个正在展开的时代命题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新大众文艺，究竟指什么？在《新大众文艺论》一书中，我作了这样的界定：新大众文艺是数智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全新形态，是以人民性为灵魂、以大众化为路径、以数智化技术为支撑，打破精英与大众的壁垒，实现文艺生产、传播、体验、治理全链条一体化融合，由人民群众作为创作主体、价值主体、共享主体的全域性文艺生态体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大众文艺是数字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度交融的产物，实现了中国百年文艺大众化历程的质的飞跃。它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全新形态，也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主流形态。它有自己独立的系统性、独特的主体性，是全社会自下而上创造性的集中大爆发，是人民性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在这里，“大众”不再是文艺场域里的“他者”，而是集创作者、传播者、消费者、评价者于一身的复合主体，生产与消费、专业与业余、精英与大众的边界，正在逐渐消融。

这个界定，从四个维度看会更加清晰。就主体维度而言，人民是新大众文艺的绝对主体，文艺主体向人民全面回归；就价值维度而言，人民性是其灵魂内核，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错误倾向，也规避了西方大众文化资本逻辑异化与价值空心化的困境；就路径维度而言，大众化是其实现形式，是创作主体、内容表达、传播覆盖、审美教育的大众化的有机统一；就形态维度而言，数智化、生态化是其核心特征，呈现出去中心化、互动性、沉浸式、全域性、全链条融合的崭新样态。

理解这一命题，需要回到长时段的历史坐标中。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看，文化艺术的大众化进程始终与媒介技术变革深度绑定：印刷术打破了贵族阶层对知识与艺术的垄断，开启了文字与图像的大众传播时代；广播电视的兴起推动视觉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构建了中心化、覆盖式的大众文化体系；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集群的爆发，则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参与式大众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可能。这种数字空间并非虚拟的空中楼阁，而是依托服务器、光缆、基站、智能终端等物理设施构建的实体性基础设施，具有鲜明的物质属性。大众化的理想不变，但实现大众化的道路，必然随技术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断更新。

从机制演进看，大众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普及化阶段，是供给端主导的单向输出，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大众是文化产品的接受者而非参与者；参与化阶段，大众逐渐获得传播与表达的渠道，但参与仍停留在浅层次；生态化阶段，则是全链条、多主体的系统性机制，大众不仅是消费者，更是创作者、传播者、价值判断者与治理参与者。数字技术恰恰为生态化阶段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数字化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数智化解决“好不好”、“准不准”的问题。没有海量数据的积累与智能化的应用，全民参与式的文艺生态便无从谈起。

四、“新”在何处：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

人们会问，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哪里？我认为，这里的“新”，核心是指数智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范式革命，实现了人民性与大众化的高度统一，是百年文艺大众化历程在数智时代的质的飞跃。这种“新”，集中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

一是价值立场之新。大众从被动受众转变为集创作、传播、评价于一身的“生态主人”，文艺逻辑从“为大众创作”转向“由大众创作、为大众享用、由大众评判”，彻底打破精英阶层对文艺权利的长期垄断。人民不再仅仅是文艺的接受者、体验者，更是文艺的创作者、传播者、评价者、治理者，文艺主体真正向人民全面回归。

二是生产方式之新。新大众文艺依托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算法分发等数字基础设施，打破传统文艺的专业壁垒与资源垄断，UGC、PGC、AIGC形成多元共生的创作格局，亿万普通人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平等参与文艺创作的通道。一部手机、一个账号，就可以让深藏乡野的民间手艺人的创作被千万人看见；一段短视频、一次二次创作，就可以让沉淀百年的传统经典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算法推荐让小众审美获得精准触达，数字藏品让大众得以参与艺术资产的收藏与交易。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技术消解了创作门槛，却不曾也不可能替代人的精神主体地位——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主导创意与价值，AI负责技术实现与效率提升，人机协同、以人为主，才是文艺生产应有的方向。

三是生态形态之新。新大众文艺不再局限于单一文艺门类，而是覆盖短视频、网络文学、AI绘画、沉浸式演艺等多元形态，形成圈层化、多样化、动态迭代的全域性文艺生态体系。更进一步看，以数智化场境为核心的第四媒介，不仅是新大众文艺的技术基座与空间载体，更从生产主体、传播机制、审美范式、价值体系、生态系统等多个维度全方位重塑了文艺形态；而新大众文艺的发展需求，也反过来倒逼技术迭代、治理优化与应用边界拓展，二者共生演化、双向建构，共同构成数字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三个维度的“新”彼此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传统大众文艺、西方大众文化与一般网络文艺的根本标志。

五、为什么重要：回应时代之问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回应了数智化时代的文化需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个性化、更加即时，传统的文艺供给方式难以完全覆盖。短视频、网络文学、直播、AI创作等新形态全面爆发，算法精准匹配激活了长尾市场，沉浸交互的体验让价值得以多元落地，文艺的供给与需求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实现了动态平衡。

其次，它释放了全民文化创造力。亿级用户活跃在数字平台上，文艺创作不再只依赖少数专业机构，而是形成更大范围的文化参与。从民间手艺人的作品被海量看见，到二次创作让经典焕发新生，一种自下而上的创造性正在全社会集中爆发——这既是文化民主的进步，也是文化繁荣的源泉。

再次，它有助于凝聚时代精神。判断一种文艺形态是否成为主流，不只看谁在创作，更要看它能否回应时代核心命题、动员最广泛的人群、凝聚社会共识。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新大众文艺不是要取代传统专业文艺，而是与它互补共生：专业文艺提供艺术标杆，新大众文艺提供传播土壤和群众基础；普惠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则让文艺的人民性在最广大的层面落地。三者共同构成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完整图景。

在治理层面，新大众文艺同样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面对海量内容与多元主体，传统文艺治理模式常常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平台主责、行业自律、创作者自治、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体系，从“管控式治理”走向“生态化治理”，让技术在赋能创造的同时，其风险也能被有效约束。

从更宏阔的视野看，这些回应共同指向一个根本命题：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中，人民既是文化的享有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新大众文艺的研究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高度契合，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数字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文艺理论知识体系贡献一份力量。

六、从零散研究到系统体系建构

我对新时代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起步其实比较早。2021年，中国文联在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明确提出，新时代文艺发展要努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将人民性提升到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核心位置。那一刻我便感觉到，“新大众文艺”已经呼之欲出——它不是对历史上大众文艺传统的简单复刻，而是扎根新时代技术语境与社会现实的全新理论命题。对文艺工作者而言，这既是方向，也是责任：深入火热的生活与实践，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正是我在研究中始终提醒自己的事情。

真正促使我将多年思考进行系统梳理、最终形成这部专著的契机，是2024年《延河》杂志第七期正式提出“新大众文艺”的概念。当一个在心中酝酿、在笔下零散讨论多年的命题，终于有了明确的概念锚点时，那种思想共振的感觉难以言喻。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决定沉下心来，将过往十余年关于大众化、关于民间艺术、关于数字文艺的研究积累、学术论文与调研感悟进行全面的整合与重构，搭建起新大众文艺的理论框架。写作期间，学界师友的每一次思想碰撞，各地基层文艺工作者与民间艺人在田野中的创作与坚守，都为我提供了最鲜活的素材。从核心概念的界定到历史脉络的梳理，从现实特征的分析到发展路径的探讨，每一次框架的推倒重构，每一个核心观点的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才有了今天读者看到的这部小书。

全书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总体遵循，以人民性与大众化相统一为核心主线，共42万字。书中系统解构了支撑新大众文艺运行的五大核心机制：供需机制是双向互动、价值共创的核心动力机制，平权机制是数字赋能、权利普惠的核心变革机制，融合机制是边界打破、要素重组的核心创新机制，生态机制是多元协同、闭环运行的核心支撑机制，治理机制是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的底线保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炼了覆盖生产、传播、消费、运营、用户沉淀、社会价值全链条的六大创新模式，提出了“七个统一”的根本原则，并主张从“管控式治理”转向“生态化治理”，直面算法伦理、AIGC版权、数字文艺资产流转等前沿难题。书中还专门探讨了数字化IP化作为价值释放文化资产的核心前提，以及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方法论体系，力求让理论不仅可解释，更可操作。这部小书，既是对过往研究的一个交代，也是未来探索的一个起点。

结语：大众化是我的诗与远方

大众化是一种学术取向，也是一种认知立场，更是我的诗与远方。

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大众文艺，到改革开放后的大众文化兴起，再到今天数智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时代语境在变，技术条件在变，但文艺为人民的根本方向从未改变。技术可以更新，形态可以更替，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是文艺发展的第一问题。我当然也清醒地看到，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流量逻辑的裹挟、审美快餐化的隐忧、算法茧房的局限，让这一进程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因为技术的赋能就盲目乐观，也不能因为发展中的问题就否定时代趋势，而是要在喧嚣的表象中，厘清新大众文艺的本质内核与发展边界。

新大众文艺本身就是一个正在生长的命题，是一场正在广阔社会生活中展开的实践。这部小书也只是我个人阶段性的思考总结，其中必然存在诸多疏漏与不足，还有大量问题有待学界同仁与一线实践者共同探讨、不断深化。

我的诗与远方，不在别处，就在大众化之中，就在这条大众化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