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琴丨普通人的奇书——论《咸的玩笑》兼及一种叙事文体

内容提要：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咸的玩笑》聚焦小知识分子杜太白普通而又意外丛生的人生，同时讲述智明和尚一生的传奇故事，呈现他们的命运与孤独。无论是遭遇意外还是主动选择，他们都在命运的玩笑中坚韧地活着，咸甘交织。刘震云对笔下的人物总是持一种平等视角，与他们站在同一台阶上，悲欣与共。小说运用了一种缀段式的章回结构，并将其进行了当代转化，又辅之以对偶美学，将哲学思考寓于文本之中。刘震云通过《咸的玩笑》向中国古代奇书致敬，并试图构建出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

关键词：刘震云  《咸的玩笑》  奇书  叙事文体

刘震云始终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与人类存在的孤独本质。那些命运与普通人开的玩笑往往是带着泪，甚至是滴着血的，刘震云用文字把这一现实揭示出来，就有了《咸的玩笑》。从一个作家的创作谱系来看，这一文本不是孤立的，此前的小说中或多或少有这一主题的呈现，最为清晰的是长篇小说《一日三秋》。这部书的第五部分是书中人物司马牛的小说《花二娘传》的开头：“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多少人用命堆出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¹这个小说开头也是《一日三秋》的结尾，可以看作《咸的玩笑》的引子。2022年出版的刘震云作品选中，所有的小说都加上了英文名，《一日三秋》的英文名是“Laughter and Tears:A Novel”，也就是一部关于笑与泪的小说²。就普通人的生存本身而言，笑与泪是分不开，也是分不清的。故而，《咸的玩笑》的问世成了一种必然。《咸的玩笑》以杜太白普通而意外丛生的人生为线索，叙述中穿插着些许温情，烟火气的平民生活与中外历史人物的故事交融，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叙事张力。小说在情节与结构等方面都呈现出对中国古代奇书传统的继承与创化，堪称一部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与存在的奇书。

《一日三秋》 刘震云 著

一、时代秩序中意外丛生的普通人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咸的玩笑》是一部生存之书，着重讲述杜太白普通而意外丛生的人生故事。杜太白上过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延津教书，是大家公认的好老师。有家庭，有一双儿女，过着普通的生活。杜太白也是个小知识分子，喜欢咬文嚼字，喜欢说典故。这种貌似平常的人生似乎会延续下去，然而，他却经历了一次次的意外，这些意外像是命运之神与他开的玩笑，尽管如此，他还是认真而坚韧地活着。杜太白虽然是一位普通人，其人生却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在情节设置上，《咸的玩笑》与中国古代小说非常相似，“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表达技巧，有相当笔墨体现在情节书写的叙事策略上的”³。“自唐代传奇起，至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可以说，凡小说家总要在情节的新奇、曲折上下番真功夫。”⁴刘震云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手法，将它们自然地融入《咸的玩笑》中。杜太白的人生充满偶然与荒诞，在品着咸的生活与泪水的同时，也有温情与温暖，可谓咸甘交织。

刘震云的小说往往关注偶然性事件，也就是意外事件对人的影响。对杜太白来说，命运的玩笑就是一次次的意外。它们颠覆了杜太白原有的生活，他无法解释、无法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事件作为绝对意外的本质是，当事人无法依据所处情势下的法则、知识等做出决定，在原有状态下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预判。如阿兰·巴迪欧在论述事件（Événement）与情势的关系时说道：“事件是在情势中被展现出来的，作为一种非存在之存在的降临，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降临。”⁵这里的事件其实就是意外事件，它们将确定性不断打破。齐泽克则认为，“事件者都有某种‘奇迹’似的东西：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意外”⁶，“我们可以将事件视作某种超出了原因的结果，而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界限，便是事件所在的空间”⁷。意外确实是人类生存中无法规避的事件，从哲学维度看，意外不是单纯的偶然变故，而是必然与偶然、理性秩序与人的有限性及意志的博弈所致，思考意外，本质上是认清真实的生存处境。

意外事件看似偶然，实则是诸多力量交织的结果。杜太白也一样，他本来过着安稳平淡的普通生活，但也有狭隘的一面，困于偏见，遇事容易认死理，酒后更加喜欢钻牛角尖。他渴求安稳的生活与命运的掌控权，却被偶然性裹挟，卷入了流变不定的大浪中。杜太白把这些意外看作生活对人的一种“收拾”。然而，换个角度看，杜太白普通的人生恰恰是被这些意外重塑的。他的生活平庸单调、平淡重复，被意外以断裂的方式撕裂，他开始重新审视得失与生命。故而，读《咸的玩笑》，首先要处理的是一种事件哲学视域中普通人的命运断裂问题。

杜太白是一个兼具李白式的浪漫与杜甫式的沉郁的小知识分子形象。他本名杜有财，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取的。他因这个名字而得到一个“财迷”的外号。他的老师焦辅仁帮他改名杜太白，并非认为他能达到杜甫和李白的高度，而是希望他能向着这样的方向努力。杜太白大学毕业后秉持着一种古典诗学理想，成为一名恪守职业本分的中学教师，始终以情理、规则、道义作为自身行为与人生发展的基本准则，并试图在时代转型的世俗秩序中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状态。然而，他的人生轨迹却被三次超出个体认知与掌控的意外事件改变，这些意外事件让他的人生发生剧变。这也是中国古代奇书的一个叙事特征，人物遭遇的并非日常生活中可被秩序吸纳的普通偶然，而是突然出现的绝对性生存断裂。它突破了一种既定情势法则，无法被既有因果逻辑预判。

真正的意外事件无法被所处情势的规则、知识体系所解释、预判或证实，它始终在既定秩序的逻辑之外，以不可逆转之势重塑个体存在形态。杜太白第一次“让生活收拾”，竟然是缘于一场学术观念分歧。作为深爱古典诗词的教师，杜太白因对李商隐《夜雨寄北》的文本解读与校长曹五车产生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写此诗时，李商隐的夫人究竟是活着还是死去了。因为是酒后，二人都丧失了理性，发生肢体冲突。按说这一冲突原本属于私人争执，但被一同聚会的人用手机拍了下来并上传网络。因为二人都从事教育工作，其中一位还是校长，就产生了舆情，成为当地的公共丑闻。这一意外事件的直接后果是让杜太白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无业者。这一事件的决定性因素是，在教育体制的“情势秩序”中，网络传播与公共舆论让一场普通争执直接被定性为“师德败坏、打架斗殴”，彻底击穿教育体系原本稳定的职业评价逻辑，使杜太白声誉被毁，生活也变得无着落。这一事件虽然有那个时期传播媒体局限的缓冲，但也打破了杜太白对世界规则的信任，让他从稳定的体制内生存秩序中剥离并滑落。

如果说第一次事件发生时还对杜太白留有一定情面，那么第二次意外事件则摧毁了杜太白的第二条谋生路径与残留的一点名声。离职后的杜太白偶然间替老万当了一次婚礼主持人，没想到的是，他的学识与口才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于是，他开始从事红白喜事主持人的工作，这让他能以最朴素的劳动重回世俗秩序，还获得了一份不错的收入。然而，意外事件又一次来袭，在他的一位女学生的婚礼之上，杜太白出于本能善意伸手搀扶即将跌倒的新娘，却因镜头的刻意截取与片面定格，被曲解为恶意猥亵。杜太白合乎人情伦理的善意举动，在世俗伦理情势中原本应当收获正向评价，然而，摄影镜头的选择性记录、网络舆论的片面审判，颠覆了正常的善恶评价。公共舆论不以事实真相为评判依据，而是被追逐猎奇的人变成了谈资。杜太白又一次陷入了戏剧化的道德丑闻。他的一次无心的善意举动，演化成了无法辩驳、无法澄清的污点。显然，原有的伦理秩序在网络狂欢中无法预判也无法消解，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使得杜太白的善意与清白在世俗的秩序裂隙面前彻底失效。

杜太白在这次意外后活得恍恍惚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第三次意外事件。这次意外事件完成了对杜太白人格的终极抹杀，使其彻底走向生存与精神的双重绝境。落魄流离的杜太白无意间走入翻新后的旧发廊，在未发生实质行为的情形下，陷入了“嫖妓”的道德丑闻之中。这几乎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之前有过第二次意外事件的扭曲，又经过了网络发酵，这一荒诞不实的标签彻底粉碎了杜太白的社会人格，使其沦为网暴的对象。三次意外事件层层递进、不断加码：第一次剥夺职业身份，第二次剥夺社会尊严，第三次彻底剥夺了作为普通人的存在合法性。杜太白这样一个普通人，从一个顺从规则、遵从情理、坚守内心底线的老师变成了延津人人唾弃的“败类”。可见，三次意外事件都突破了世俗常理，呈现出极度的荒诞与不对称。

刘震云通过杜太白一次次的遭遇阐释何为“咸的玩笑”。一个具象化的地方是，杜太白每一次遭遇意外事件后的反应都不一样。第一次意外事件后，杜太白进了拘留所，出来后对自己的行为开始后悔，他认为自己和曹五车的争执起于学术问题，却被学术害了。他还分析了拍视频的角度，去思考是谁拍的。然而，却发现有不同的视角，这让他对人性产生了一种恐惧。第二次意外事件后，杜太白已经不去想其他问题，只是一个人对着星空哭得像个孩子。这个哭只是因为莫名其妙。刘震云这样写道，“杜太白知道，他再一次让生活给收拾了”⁸。第三次意外事件后，杜太白紧锁大门，半个月没有出家；任谁拍门，也不答应，“他再一次被生活收拾了，再一次被生活盘住了，再一次被生活糊住了”⁹。写到这里，如果只是把杜太白遭遇的一切当作偶然性因素带来的结果，那就成了一种满足读者猎奇心的行文。刘震云让杜太白思考自己遭遇第三次意外事件的时候这样写，“这是时代的分泌物；他像当年那只癞蛤蟆一样，被时代的分泌物给粘住了身子，动弹不得”¹⁰。杜太白每次经历意外事件，所处的情势不一样，最后一次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发酵。故而，在某种程度上，杜太白咸甘交织的人生也是时代的情势所致。

杜太白一生原本只想守规安稳，却被接连的意外事件不断击穿、不断打压。刘震云以三次越来越深的人生变故，绝对性的个体陷落，写出了普通人的困境。所谓人世间的玩笑，不是幽默与戏谑，而是秩序的隙缝中不断生发出的无常，它们是让人流泪的，也是咸的。从本体意义上，社会与时代的情势很难完成绝对完满的秩序闭合，裂隙才是秩序的固有属性。所谓的意外事件并不能仅仅归结为偶然，那可能是现代人无法规避的结构性宿命。杜太白的沦落，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普通个体被时代秩序的意外不断碾压的一种必然结果。或者说，是事件的不可能的可能性让现代人的生活意外丛生。

《咸的玩笑》 刘震云 著

二、与普通人悲欣与共的创作立场

每一位作家都在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世界观。新世纪初，刘震云曾说：“在这个世界面前，任何人都是输者。一想到这一点，我们就感到由衷的恐惧。但恐惧之中，不也包含难以计数的复杂的激情吗？什么是写作的原因和动机呢？这就是写作的原因和动机。”¹¹为什么任何人都是输者？因为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孤独是刘震云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延续的主题。《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写下了作为普通人的孤独。雷达先生认为：“它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们，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小说是反启蒙的，甚至是反知识分子写作的，它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上。”¹²《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日三秋》都延续了这一主题。《咸的玩笑》也不例外，通过智明和尚、杜太白等普通人的塑造，直击底层人物精神孤独的生存本质，深度书写了普通人内心的孤独，探究他们的精神困境。

刘震云在书写人的孤独之境时，总是和书中人物站在一起，平等地看着书中的每一个人，也用这样的目光看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以，《咸的玩笑》中就有了这样的话：“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¹³这段话在扉页和最后一页都出现了，其中隐含着刘震云一贯的创作视角与立场。大约世纪之初刘震云曾说过：“我对他们有认同感，充满了理解。在创作作品时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用同样的心理进行创作。这同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是不同的，创作视角不一样。”¹⁴如此一来，就可以理解杜太白。因为，每一个在命运的玩笑中活着的人都是杜太白，而世界就是一个大的延津，每个街道上都走着杜太白。同样，也可以从这个方向理解智明和尚。在刘震云看来，人的孤独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宿命，是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的精神鸿沟。《咸的玩笑》正是在一种充满了温情与反思的基调中展开叙事，作者不再单纯放大小人物的遭遇，而是以极具人文温度的孤独书写，洞悉人类共通的精神困境。

《咸的玩笑》的一大新变是将孤独之思推向哲学纵深，首次明确引入宗教视角，以双重叙事线索铺开孤独的双重叙事。如果说杜太白是一个世俗生活中孤独的典例，那么智明和尚则是隐喻了一种形而上层面的孤独。他从一个山东泰安贫苦人家的孩子起，两度出家，成为河南延津鸡鸣寺方丈，二十年化缘修寺，最终圆寂于延津。在一个“出世—入世—出世”的修行过程中，悟出人生与世界的哲理。这一人物的存在，是刘震云对孤独书写的突破性拓展。刘震云正是通过智明和尚的修行，追问孤独的形而上本质，也在追问一种可能：宗教式的悲悯能否救赎人类的孤独宿命。

智明和尚的一生，是以孤独为起点的，他俗名长顺，出生于山东泰安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母亲嗜赌，他是牌桌下出生的早产儿，四岁才会走路，靠“百家奶”才得以活命。长顺刚上初中，父亲因病离世。母亲改嫁，他在后父处生活得非常压抑。他的修行之路，一开始只是为了离开后父，因为他发现在寺庙中离开父母后大家都一样。后来，他苦苦修行，以求解脱。然而，修行了大半生后，他发现，人的本质还是孤独的，世界就在一种悲欣交集和阴阳交融中运行，“有边更无边”¹⁵。临终时，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好黑”，一句是“好亮”¹⁶。在这个意义上，他最终接纳了以孤独为本质的人生。智明和尚的孤独始于俗世创伤，然后在修行中历经磨难，悟道后达成悲欣交集的圆融。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佛教的“苦—集—灭—道”四谛逻辑，揭示出孤独的哲学意味。

更准确一点来看，智明生命起初遭遇的不仅是原生孤独，而是孤苦，这恰恰是他走向修行之路的一个起点，即逃离孤苦的生活。智明母亲改嫁后，他在后父家常遭冷眼与苛待，像个多余的人。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成为他逃离俗世、出家修行的根本动因。可以看出，他最初出家并非出于对佛法的虔诚，而是寻求一个避难所。在泰安普照寺，他目睹法会庄严，心生向往。经普照寺住持介绍，不远千里奔赴延津鸡鸣寺。此时的他尚未触及宗教的本义，只是将出家当作摆脱俗世孤苦的工具。这种原生孤独，与《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非常相似。杨百顺也是自幼丧母，父亲冷漠，在家里和任何人都说不上话，后来改名换姓，漂泊四方，究其本质，也是在逃离原生孤独，寻找真正的归属感。不同的是，杨百顺的努力停留在世俗层面，他试图通过寻找朋友、伴侣、知音等克服孤独，反倒陷入更深的孤独；而智明和尚却是通过出世修行的方式克服孤独。由此可见，智明和尚的出现是刘震云孤独书写的一个重要变化，孤独不再停留于世俗层面，而是一种存在的必然状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对人物的孤独感同身受，这样的立场与视角让他与自己书中的人物站在一起，与他们悲欣与共。

特殊时期，延津鸡鸣寺被毁，智明被迫还俗，回到泰安后又成了长顺，给人做木工活，并且娶妻生子。小说中这一笔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智明曾经在人世间过了一段比较幸福的俗世生活。即便他拥有家庭、身处人群，但始终无法真正融入俗世，精神上的孤独如影随形。新时期到来，延津的人来找他，请他回去主持寺里的工作，他一开始拒绝了，后来在一个中秋之夜，他突然告诉家里人要重回延津做和尚，因为他听到了梵音，听到了佛的召唤。这一细节发生的时间也很有意味，中秋原本是中国人的团圆之时，长顺却选择在这一时刻离开家和亲人去修行。重返延津后，他开始了修行中最孤绝的时光，像乞丐一样到处化缘，夜里读经，被骗子毒打、抢钱。然而，孤灯伴经二十年后，鸡鸣寺恢复原貌，香火旺盛。他自己也成了一位得道之人。智明是在精神的极致孤独下修行的，他是整个世俗世界的异乡人。二十年修行过程，也是他孤勇地对抗孤独，最后与孤独和解的过程。

悟道后的智明，言语间蕴含哲理：有人问人有无灵魂，他的回答是“死了就知道了”；有人争论素饼好坏，他认为“饿了都好吃”。说起1942年的大饥荒，他说：“不是死了三百万人，而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¹⁷这些言语毫无执念，不着表象、不重对错，充满宗教式的智慧。这时的智明，不再逃避孤独，而是接纳了孤独，达到了一种李叔同临终所说的“悲欣交集”的境界。“悲”，是因为对杜太白们的众生发自内心的悲悯；“欣”，是对人类存在本质的认识和释然。在这样的体悟中，他也达到了一种心无挂碍的境界。我们也就能理解，又二十年后，他在尘世间的跛脚老婆离世后，他击磬而歌，祝贺她脱离苦海和惦念。这一时刻，智明不再被孤独裹挟，他接纳并超越了孤独，因为那是人类的存在本质。

无论是在世俗中生活的杜太白，还是在寺庙中修行的智明和尚，都是变数丛生的时代中孤独的存在，他们始终是精神上的孤行者，他们的对抗与和解均无人共情，而这恰恰是底层个体最真切的生存困境。刘震云对于他们的精神孤独的书写，正是建立在对个体的生存境遇的体察与悲悯之上的。刘震云对普遍意义上的个体孤独本质的发掘，本质上是其人文情怀的体现。他对这些普通个体的生存困境与孤独境遇的书写，采用了一种客观的态度，用写实的方法呈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在叙述过程中，不去批判普通人的行为与选择，而是一种理解和共情的姿态。“五四”新文学以来，底层叙事中，那些普通的小人物往往是作家启蒙的对象，比如鲁迅先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形成了一种叙事传统。而刘震云在《咸的玩笑》中却是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共悲欣的，智明和尚与杜太白承受的一切，其实是底层普通人的人生之悲。即使生命的基调中有悲情，他们依然在自我救赎，因为他们内心仍存善良，这让他们的生命中有了“欣”的一面，它来自普通人的生命韧性与平凡力量。刘震云的独特之处也在于此，他的叙事是建构在与人物同一台阶的立场上的：书写普通人的“悲”，是对存在的孤独本质与生存的残酷真相的揭示；呈现普通人的“欣”，是对生命力量的彰显。刘震云对普通人的孤独是共情的，在某种程度上，写他们就是写每一个人，也是写自己，所以悲欣与共。

《中国叙事学》 浦安迪 著

三、传统奇书文体的当代转化

在《咸的玩笑》的阅读中，一个无法忽略的问题是小说的叙事文体。这一文本貌似碎片化、生活化的叙事，却是对传统的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继承与致敬，松弛而又连贯的缀段成章结构，循环往复的叙事特征，自然而然的对偶美学，以及超越了日常叙事本身的哲学寓意，散发出一种传统的美学特质。更准确一点说，刘震云对传统意义上的奇书文体进行了继承和创化，试图构建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奇书这一概念的生成时间难以确定，依照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的论述，“至少早在17世纪刘廷玑写《在园杂志》时就已经用它了”¹⁸。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专门论述了奇书这一叙事文体：“所谓‘奇书’，按字面解释原来只是‘奇绝之书’的意思，它既可以指小说的内容之‘奇’，也可以指小说的文笔之‘奇’。”¹⁹中国古典四大经典著作之所以被称为奇书绝非仅仅着眼于故事内容或文笔的奇特，而是因为“这四部经典作品，其实孕育了一种在中国叙事史上独一无二的美学模范。而这种迟至明末才告成熟的美学模范，又凝聚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文体”²⁰。这种特殊的叙事文体就是奇书。

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奇书”成熟的文体惯例、美学手法，以及内涵寓意等，都反映了明清文人的文学修养与审美趣味，因为这种文体是晚明文人自觉继承中国古代经史文学传统后创作的独特叙事体系，其叙事结构、美学倾向，以及寓意等，均蕴含着与西方线性叙事完全不同的特征。奇书的叙事结构与西方意义上首尾闭环、因果递进的叙事结构不同，而是以一段段独立的叙事缀段成章，循环往复叙事。缀段并不是作家对小说结构的设计缺陷，而是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主动选择的一种美学。《咸的玩笑》承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叙事传统，以“正文—题外话—正文”的独特结构，人物之间的循环式生存的寓言，贯穿始终的对偶美学与深层寓意，构建起了一个当代奇书的叙事文体。

《咸的玩笑》是对传统章回小说的缀段结构的一次现代性转化。古典章回小说有固定回目和对仗标题，它们除了形式上的规整外，也有划分叙事单元的作用。《咸的玩笑》未完全沿用传统章回小说的外在形制，只保留了一种内在的叙事结构与逻辑。小说首尾两篇“正文”呼应，“题外话”33章，更像正文，其中又穿插了29条“附录”，像一个关于人生的“文字玩笑”。首尾之“正文”更像凤首豹尾，漫长的“题外话”实是正文，章节后的“附录”联结历史与当下，熔铸现实与荒诞。

刘震云以当代普通人意外丛生的生活替代古代奇书中的传奇，用传统缀段结构容纳当代故事，实现了传统叙事文体的现代延续与创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无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无鲜明的核心冲突，而是由无数零散，甚至细碎的生活片段连接而成，形成了段段独立却又彼此紧扣的缀段结构。杜太白的一生在小说中是由无数个生活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生活片段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小叙事，与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独立回目相似。刘震云常常由一个片段荡开去，一些情节仿佛无关紧要，甚至貌似闲笔。然而，闲笔不闲，中国古代奇书文体中常常会写一些“无事之事”，以日常的“无事”反衬人生的“有事”，在生活片段的层层呈现中自然形成了一种叙事的密度。

与之相对应的是《咸的玩笑》的循环性叙事特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小说第四章，写杜太白每次来到延津的老纪饭馆，看到门口的对联和门匾，都会摇头一笑，对联写的是“人间烟火气，味抚凡人心”，门头上的横匾则是“就是好吃”²¹。杜太白认为，对联上词凑得还行，横匾就显得太俗气了，但俗有俗的好处，简单、直接、不绕弯子，且主家已经把事情的性质定了，目的也达到了。当杜太白经历了人生的诸多意外后，和春芽在泰安开了个叫知味社的小饭馆，门口的对联和门头上的横匾却照搬了当年延津老纪饭馆的。这也是一个小的循环，也可以理解为，杜太白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清高与世俗生活的一种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杜太白的人生困境从未一次性消解，生活的玩笑在他的身上轮番上演，他的无奈、孤独、失意等情绪反复出现，重要片段之间形成复沓的叙事，如同古典章回小说一般往复循环。这种结构逻辑中，每一个片段都是独立的叙事单元，多个单元缀合在一起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生图景。表面碎片化的叙事形态下，立着叙事的重心——普通人被时代裹挟、被命运捉弄后，仍然要认真而努力地活着的本质。这种循环性叙事是中国古典缀段结构的重要特征，也是《咸的玩笑》区别于普通意义上的写实小说的叙事特质。

从小说的纹理上看，《咸的玩笑》呈现出二元互补的对偶美学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奇书对偶美学特点的体现。浦安迪认为中国传统的对偶美学根植于阴阳五行、二元交融的补衬思维，并由中国古代文人小说“借俗写雅、以事载道”的追求产生深层寓意。与西方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不同，它是互补渗透、虚实相生、得失相依的平衡美学。小说结构上的对称、场景设计上的对应、人物塑造上的相似与相反特质，都始终贯穿双向制衡的对偶思维，在悲欣、得失、荒诞与真实、苦难与释然的双向映照中，构建对偶美学，所有的叙事元素彼此衬补、共生共存，共同呈现生活的本真状态，平行的对偶结构交会于无极太极之间²²。在浦安迪看来，《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奇书”并非民间的无意识的零散故事拼接，而是文人自觉建构的叙事范式与美学，以成对的场景、人物、主题形成二元之间的内在制衡，以表层市井故事承载哲思。《咸的玩笑》依托多重二元叙事元素，实现了乍看的对立，逐步化为交融互补、悲欣相生的叙事纹理，让对普通人的人生故事的叙述有了难得的温度与深度，将对偶美学运用于普通人的故事，实践了一种当代的对偶叙事。

《咸的玩笑》的“正文”与“题外话”形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对偶。首尾两篇“正文”共约25页，“题外话”约447页，这种反向的处理方式构建了智明和尚的出世修行与杜太白的入世挣扎的对偶叙事。二者并非完全对立，恰恰是从不同的层面印证了刘震云对世界各地不同街道上走着的人的问候——大家都辛苦了，因为大家的内心都有伤痕。在最本质的意义上，庸常的生活与命运荒诞是每个人的处境。“正文”虽短，其中却有智明和尚对人生的感悟，也有“我”对人生的体悟。智明和尚的“有边就是无边，无边就是有边”，临终前的“好黑”与“好亮”，都体现出二元交织，而非对立的哲学思考。而“我”把这段故事放在这里，算作题外话，因为“有时题外是正题，正题是题外，借以向故人表达敬意”²³。小说首尾“正文”，“题外话”居中，构成“两正夹一闲”的对称框架，也是对中国古代奇书首尾呼应、中段承转的对偶文法的创化。

在场景设计上，中国古代的奇书擅长以场景对称构建对偶纹理，《咸的玩笑》也是将对偶美学延伸到了空间设置上。智明和尚的故事起于泰安，终于延津；杜太白的故事起于延津，终于泰安。具体来说，同样设置了二元场景，鸡鸣寺与尘世，即清净寺院与市井街头形成了一种互衬；杜太白的书斋与小摊、延津的老纪饭馆与泰安的知味社、“附录”中的历史场景与当代的延津等都形成了虚与实、精神与物质的映衬，也构建起了双向制衡的对偶关系，共同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的生存世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场景，才让小说中的人物在世俗裹挟中被动前行，或是主动选择一条修行之路，显得更加真实、自然。

浦安迪认为中国古代奇书结构上的对称，运用在塑造对比人物上最为得心应手，如林黛玉与薛宝钗在某些方面极为相似，其他地方又恰恰相反。《咸的玩笑》中的智明和尚与杜太白一僧一俗，一钻研佛法无边，一探究人间烟火，形成对偶结构。作者也正是通过这样两个人物呈现出世与入世、超然与奔波的对偶结构。二人的静与躁、咸与甘，相互平衡、彼此成全。这种二元对偶结构延续了中国古代奇书叙事中悲欣交融、苦乐相生的传统美学。智明和尚提出“有边更无边”，恰恰呼应了杜太白一生困于苦海的“无边”之感。而智明和尚“有边更无边”的说法也是一种虚实概念的相互转化，来自中国古代阴阳辩证的对偶美学。同在世俗世界中生活的杜太白与曹五车也有对偶关系，二人同为小知识分子，杜太白固守着内心的文人理想，不愿与世俗同流，四处碰壁，而曹五车精通世俗的生存规则，精于人情世故，一雅一俗，构成文人内部二元对立互补关系，呈现小知识分子的生存路径与生存全貌。同时，智明和尚与成为知味社店主的杜太白也构成了一对空与味的对偶关系，前者追求“空”，后者体味人间烟火与咸甘。通过他们也实现了空与味的概念对偶，超脱出世与世俗入世互相补衬，完成循环往复间的互通。

这种人物的对立与融合，与中国古典诗文中的对偶相似，实际上呈现的是一个异同交织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一个容易被读者忽视却又必须引起重视的是“正文”中的“我”。“我”是一个重要存在，既是叙述者，又是一个人物。“我”只在正文中出现，次数并不多，却与智明和尚形成了一种互衬关系。“正文一”中，“我”与智明和尚的对话代表着世俗观念与修行者的对话，“我”见到智明后问对方家里人的情况，智明说：“跟出家人说家，让我无言以对呀。”对于李贽是否出家，智明和尚也说：“既然是空门，无所谓遁入不遁入。”刘震云写道：“似乎话不投机，只好喝茶，静默。”²⁴这里的话不投机，是俗世与空门的不投机，但换个角度看，“我”与智明和尚其实是同一个人内心两种声音的对话，这个人就是作者本人。在这一点上，二者也形成了人物上二元补衬对偶的体系。也正因此，作者以此向故人表达敬意。“说是故人，也就有一面之缘。和尚，跟我们生活在同一段时空，辛苦了。”²⁵因此，《咸的玩笑》也可以看作写给我们所有生活在同一段时空的人的书，而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一颗悲悯之心。这也是浦安迪所说的奇书“载道”的寓意特征——将哲学思辨藏于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中，由故事知世情，由人物见人性，由文字悟存在之道。

结  语

《咸的玩笑》化用中国古代的奇书文体，讲述普通人意外丛生而又咸甘交织的故事，叩问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生存困境，并为当代文学接续和转化本土叙事传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范本。小说通过缀段成章的方式、对偶美学的呈现，证明传统奇书文体在当代依然可以有自己的生命力。刘震云无意进行宏大叙事或设置激烈的戏剧冲突，只是聚焦世俗生活的一个个片段。杜太白的人生陷落、智明和尚的出家，都不是源于命运性的重大灾难，而是由无数意外事件导致的，这些猝不及防的意外击碎了普通人的日常。小说呈现出人日常的本真样貌，即咸甘交织，悲欣交集。这种极具共情力的创作根植于作家与普通人悲欣与共的创作立场。刘震云始终以与普通人在“同一台阶”的视角书写人间百态，能接纳普通人的执拗、窘迫与坚守。在此基础之上，刘震云继承了中国古代奇书叙事文体的特质，将传统文学对世事与人生的哲思，置于当代普通人的故事之中，既书写出当代普通人的咸与甘，又为中国传统叙事文体的当代转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审美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18ZDA27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刘震云：《一日三秋》，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306页。

2 刘震云：《一日三秋》，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封面。

3 4 吴士余：《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295页。

5 [法]阿兰·巴迪欧：《存在与事件》，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7页。

6 7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8 9 10 13 15 16 17 21 23 24 25 刘震云：《咸的玩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版，第255、407、412、475、17、19、18、73、19、16—17、19页。

11 刘震云：《在写作中认识世界》，《小说评论》2002年第3期。

12 雷达：《〈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文汇报》2009年6月12日。

14 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3期。

18 [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

19 20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22 参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2版）中第二章第三节“中国传统的对偶美学”中的论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8—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