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间扬州诗局纂修《全唐诗》，荟萃有唐一代诗作，为后世唐诗研究奠定基石。然迫于工期仓促，兼之旧籍传抄淆乱，书中混入不少非唐人篇章，其中尤以宋诗误入为最。这些错置的诗作，既是文献编纂的疏漏，亦折射出唐宋诗学之间绵延不绝的精神对话，为我们观察唐宋诗的传承流变，提供了别具意味的文本样本。

一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命江宁织造曹寅主持刊刻《全唐诗》。曹寅于扬州天宁寺设立唐诗局，延聘彭定求、杨中讷等十位在籍翰林分校。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全书刊竣，次年冠以康熙御制序的扬州诗局刻本问世，世称“扬州诗局本”。全书九百卷，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断句一千零五十五则，著录诗人二千五百七十六人。这部鸿篇巨制仅历时一年半便告完成，编纂效率堪称惊人；但速成之下考订难免粗疏，为后世留下诸多文献缺憾。

《全唐诗》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清季振宜《唐诗》为主要底本，兼采碑碣、稗史、杂籍拾遗补缺。编纂者受制于皇命时限，又囿于各家学识局限，奉行“凡前代典籍称其为唐诗者，一概予以收录”的原则，未做严密溯源甄别。由此重出、误收、朝代淆乱等问题接踵而生，自成书之初便埋下隐患。

据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统计，该书重出诗三千一百五十七首，误收非唐人诗八百六十三首；若计入卷一〇至卷二九郊庙乐章、乐府歌诗中的重出篇目，重出、误收合计达六千八百五十八首。其中宋诗被错归唐诗者数量尤夥。故宫博物院相关研究指出，此书“误收了不少六朝和宋、元时期的诗歌”。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统计，《全唐诗》误收唐以前及入宋以后诗作多达一千二百余首。经陈尚君考订，剔除伪作与重出篇目后，清编《全唐诗》实际可靠诗作约四万四千至四万五千首。

二

宋诗何以误入唐诗总集？1983年陈尚君撰《全唐诗误收诗考》，1985年刊于《文史》第二十四辑，归纳《全唐诗》误收诗作十种情形，数端直接关乎宋诗错隶唐诗。

其一，宋及后世诗人行实失考，被误判为唐人，诗作随之录入。北宋胡宿（995—1067），《宋史》有传，官至枢密副使，有《文恭集》传世。《全唐诗》卷七三一收其诗十九首，小传却题为“唐末人”。此误源自金元之际元好问《唐诗鼓吹》，该书收录胡宿诗约二十首，清代修书未加考辨，沿袭旧谬。一位北宋重臣的作品，就此在唐诗总集中错置三百余年。

其二，唐宋同名人物混淆，造成诗作归属错乱。古今同名本属常态，典籍辗转传抄极易张冠李戴。《全唐诗》卷六六收郭震诗一卷，共二十三首。唐代郭震，字元振，为武后至玄宗初年名将，两《唐书》有传；宋初成都处士郭震，字希声，亦工于诗。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然指出，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多有本朝人诗在其中，如李九龄、郭震、滕白、王嵒、王初之属”。洪迈为凑足万首之数，滥收事迹隐晦的本朝诗人作品。又如周渭，唐中期、宋初各有其人，《全唐诗》周渭名下诗作，实为两代作者作品混编。

其三，宋元人诗作被误定为唐五代人作品。《全唐诗》卷二一四收录题为高适的《重阳》，钱锺书《宋诗选注·序》小注考辨，此诗实为北宋程俱《九日写怀》。讹误肇始于《后村千家诗》卷四，后世辗转承袭，历数百年未能订正。戴叔伦的情况尤为突出，今存戴叔伦诗集并无宋本，明人辑本羼入他人作品甚多。经傅璇琮、富寿荪、蒋寅等学者陆续考订，戴叔伦名下混入王安石、周端臣以及元、明人诗作数十首。

更有典型一例：《全唐诗》卷三八载《答王无功问故园》，题下小传称作者为王绩乡人朱仲晦。今人曹汛考证，此诗实为南宋朱熹所作，见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距唐代五百年的南宋文人，其拟古酬答之作，竟被当作初唐乡人的篇章，足见清代编纂考订之疏阔。

三

若仅从文献考据的冷峻视角审视这些误收篇章，便容易遮蔽其本身的艺术价值。陈尚君提出“伪好诗”这一颇具启发性的概念。台北故宫博物院曾举办“伪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特展，所谓“伪好物”，指作品虽非真迹，却具备很高艺术水准。借用于诗学，便是那些时代归属有误、本非唐诗，却深得唐风气韵的优秀诗篇。

杜常《华清宫》即是最具代表性的“伪好诗”。此诗见于《全唐诗》卷七三一，小传附会为唐末人所作。南宋周弼编《三体唐诗》，将此诗列为卷首，视作唐人佳作。溯源来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四引《唐人杂记》，本出自蔡绦《西清诗话》。《西清诗话》称此为“近传”之篇，所谓“近传”，当指南北宋之交。胡仔沿袭其说，周弼进一步推尊，遂固化为唐诗定论。

此诗原有华清宫石刻，明人尚得亲见。明朱孟震《河上楮谈》卷二录此诗，署“权发遣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公事太常寺杜常”，并有杜诩跋语，记杜常于元丰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自河北移使秦凤，过华清而赋诗。《河上楮谈》所载开篇作“东别家山十六程，晓来和月到华清”，应为原作面貌。杜常见于《宋史》，字正甫，卫州人，登进士第，历官诸使，此为宋诗，证据确凿。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风残月入华清。

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

全诗熔铸行旅苍茫与历史沧桑，以景结情，感慨寄于字句之外。也正因如此，周弼将它置于《三体唐诗》之首。这首宋诗昭示，唐诗与宋诗并非壁垒森严，至少宋初，唐音余绪仍回荡于诗坛。

方泽《武昌阻风》境遇与之相近：

江上春风留客舟，无穷归思满东流。

与君尽日闲临水，贪看飞花忘却愁。

此诗同样被《西清诗话》当作近世唐人作品收录。方泽，字公悦，莆田人，熙宁八年为大理寺丞，元祐间知邵武，与黄庭坚多有唱酬。诗作写江上阻风、归思满怀，却于临水看花之际暂忘羁旅愁怀，把羁旅的无奈化为闲旷意趣，正是唐人之情韵与宋人之理趣交融的绝佳范例。

四

《全唐诗》误收宋诗，虽是编纂层面的文献失误，却构成一桩意味深长的文学史事件。它提示我们：自宋初至南宋相当长一段时期，宋诗创作与唐诗接受之间，存在持续而深层的对话关系。

陈尚君曾言：“宋人说到好诗，一下子想不起姓名，于是就称是唐诗，任何人都不怀疑。”逐一考索之后发现，其中竟有一半实为宋诗。这句看似戏谑的表述，揭示出重要文学史现象：宋诗的“唐化”程度，远比以往认知更为普遍。宋人不仅在风格上摹仿唐诗，更奉唐诗为最高典范，佳篇便天然被视作唐人之作。

换一个角度看，宋诗误入《全唐诗》，也印证唐、宋诗之间重在传承而非断裂。文学史常谓“唐诗主情，宋诗主意”，这是概括性论断。但杜常、方泽诸作，情与意浑然无间，唐人读之不觉隔阂，宋人读之亦不觉浅俗。唐诗之韵与宋诗之理，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往往难以截然割裂。

当然，并非所有误收篇目都可归入“伪好诗”。戴叔伦集中羼入的明人诗作、唐彦谦集中混入的元人篇章，以及牟融一例——经陶敏考证，唐代并无牟融其人，其诗集不见唐宋典籍著录，实为明人伪托——这类属于纯粹文献作伪，不在本文“唐诗中的宋韵”讨论范畴。而那些真正被误收的宋诗，则以特殊方式见证唐宋诗学的精神承传。

五

1983年，陈尚君撰成《全唐诗误收诗考》刊发于《文史》。此后数十年间，他持续从事唐诗文献整理与辨伪。2024年《唐五代诗全编》问世，全书五十册，一千二百二十五卷，逾一千八百万字，收录诗人三千七百余名，诗五万七千余首。这既是文献学层面的正本清源，亦是对文学史认知的深刻校正。

读杜常《华清宫》，我们读到的是宋人眼中的唐宫：宋人以自身时代眼光观照唐代遗迹，以宋人心境体会唐人的悲欢。这种时空交错的酬唱，并非发生于两位诗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两个朝代之间。唐诗的魂魄寄寓于宋诗的躯体，宋诗的情韵映照唐诗的影子。文献学者的工作，是把作品各归其位；文学鉴赏者，则可以体味这种错位本身生成的审美意趣。

“伪好诗”概念的可贵，在于它同时承认两种事实：文献层面为伪，艺术层面为优，二者并不矛盾。“研究学问当然要求实辨伪，本人长期以来也很积极地从事于此。文学品鉴要讲究艺术精湛，道理谁都理解。这两者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是各行其是，各有道理。”宋诗误入唐诗，于文献学是编纂之失，于文学史是传承之证，于审美层面则可能是不朽佳作。

那些被误收的宋诗，如同栖居于唐代屋檐之下的宋代燕子。它们筑错了巢，却依旧唱出动人的歌声。千载之下，我们于唐诗总集之中，依然能够听见宋韵悠远的回响。

■ 作者：杨桦

2026年9月4日于客居瓯越寄吾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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