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玉宇，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二十多年前，中国制药业最缺的是前沿知识。最好的生命科学研究、药物发现技术和新药开发经验，集中在美国和欧洲。中国要得到这些知识，先要靠人。留学生出去读书，科学家进入欧美的大学、研究所和跨国药企，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回国，把学到的东西带了回来。

今天方向反了过来。中国的创新药企业不断把药物权益卖给全球大药企。卖出去的东西里没有药片，也谈不上产能。卖的是专利、候选分子、实验数据、临床证据、生产工艺和未来的开发权，合起来是一组知识资产。国家药监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94笔，总额519亿美元；2025年超过150笔，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2026年上半年总额又达到约1100亿美元。总额不等于到手的现金，大部分是里程碑付款，要等研发成功、获批、销售达标才支付。即便打了折扣，量级仍然惊人。GlobalData统计，2025年美国生物医药公司引进的创新药授权中，接近一半来自中国。国家药监局还估计，中国在研新药管线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这是存量。看增量，中国已经是第一：高盛的研究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球新进入人体试验的药物分子里，46%来自中国公司，十年前这个比例约为17%。中国已经是全球新药管线的主要供给者之一。

问题因此很清楚：一个长期吸收全球医药知识的国家，怎样在二十多年里变成这种知识的供应者？

我的回答是，这是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供给侧革命。二十多年里变的是知识的载体。知识起初附着在科学家身上，跟着人进入中国。随后它进入实验平台和专业化服务体系，变成可以反复调用的能力。再后来它附着在分子、专利和临床证据上，可以通过合同跨境交易。现在，中国企业开始把承载这些知识的组织也带到全球。

国内市场和医保在其中有它的位置，我放到后面讲，连同需求侧解释最强的那个版本一起讲。

中国从来不缺药品需求。人口多，疾病负担重，医院体系庞大，居民收入和医疗支出几十年持续增长。中国也不缺药企。很长时间里国内有几千家药企，能生产原料药、仿制药、中成药和各种成熟的化学药，也有覆盖全国医院的渠道和销售队伍。

这些条件没有长出一个创新药产业。现代新药研发需要另一套知识：分子生物学、免疫学、肿瘤学、抗体工程、结构生物学、药物化学、转化医学、临床开发和监管科学。这些知识光有论文和教材还不够。一个团队要知道哪个靶点值得追，哪种实验结果可信，一条管线什么时候该放弃，临床试验怎样设计才能回答问题，化学、药理、毒理、生产和临床怎样排进同一条时间线。

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默会知识。论文报告一个结果，很少记录结果之前的几百次失败。法规写明申报要求，不会替企业判断哪一种证据组合最能说服审评者。教科书讲药理，讲不出一个成熟团队在选项目、排实验、分配资源上的共同经验。现代药物研发的门槛，是一群做过这件事的人。

所以几千家传统药企没有沿着规模扩张自然升级。销售能力、生产能力和医院渠道能让一家企业多卖成熟药品，产生不了原创分子。过去二十年创新药产业的主体，大多是新出现的企业。它们规模小，收入少，很多长期没有产品收入。创始人和核心高管常有海外大学、研究所或跨国药企的经历。它们研发强，商业化弱。把所有药企放进一个样本里取平均，几千家传统企业会把这次变化盖住。

中国创新药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种群的更替。变化主要发生在新企业进入这一边：一批从科学问题和候选分子出发的新公司进入市场。原有几千家药企平均研发投入的提高，是次要的事。

2000年代初，中国生命科学的制度环境开始变化。2003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建，王晓东和邓兴旺受聘为首任共同所长；研究所于2005年12月正式成立。王晓东当时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已经是一流的细胞生物学家，2010年回到北京全职工作。科技部和北京市提供主要经费。研究所试了一套不同于传统行政体系的办法：稳定支持，实验室主任有很大的科研自主权，面向国际选人，围绕科学问题组织研究。

这类机构给海外科学家一个新的选项：回国以后仍然可以做前沿科学。早期回来的是少数领军人物，后来扩展成青年PI、博士后、博士和企业科研人员的大规模流动。

回流的规模可以从几个口径看。几个口径衡量的对象不同，数字不能相加，但方向一致。

最宽的口径是全部留学人员。2000年当年回国的只有九千多人，2017年一年回来四十八万人。到2017年累计出国五百二十万，回国三百一十万。

第二个口径是国家级人才项目。Cao、Baas、Wagner和Jonkers（2020）把各个项目公布的引进人数粗略加总，到2018年至少引回一万六千名科学家和高科技创业者。通过省级项目、单位自聘和自己回来的人不在其内。

第三个口径追踪论文作者的单位变动。Ru、Tang、Yeung和Zhou（2026）只看化学、物理、生命科学最顶尖的一组期刊和几份综合性科学期刊，把单位从海外变成中国的华人作者记作回流者。2004年这样的人有31个，2022年一年有1409个，二十年累计接近一万，一半以上从美国回来。这是一个非常窄的精英样本，能在那组期刊上署名的人本来就少。

第四个口径专看美国。谢宇等人（2023）用论文数据库追踪在美国起步、后来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2010—2021年共19955人。2010年走了900人，2021年走了2621人。离开的人里去中国（含香港）的比例，2010年是48%，2021年升到67%。各学科中生命科学走的人最多，2021年一年就超过一千人，约占当年总数的四成。两万人中约六成去了中国。如果生命科学的占比在各年大体稳定，2010年以后仅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者就有四千人上下。这只是粗算，也只算了美国一处。从欧洲、日本、新加坡回来的人没有算，从跨国药企而非大学回来的人在论文数据里多半看不见，也没有算。把这些加上，过去二十年回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是数千乃至上万人的量级。

Ru等人的研究里还有一个细节。回国的化学家后来的论文表现超过了留在美国的同行，回国的生命科学家却落后于留美同行。作者没有给出解释。我猜测，生命科学回流者有相当一部分精力去了论文以外的地方：办公司，建平台，做临床开发。这些产出不进引用数。这个猜测要用个人履历数据才能检验。

与产业最相关的是一个窄口径：回国后做了生物科技企业（biotech）创始人、首席科学官或研发负责人的人。这个口径至今没有完整数据。研究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的Abigail Coplin在2026年的一次访谈里判断，中国biotech的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官绝大多数是新近回国的人，集中回来的时间是2010—2015年。她给出的口头估计甚至超过九成。这是观察，不是普查。要验证它，得用个人履历和企业高管数据重建样本。

回流者为什么对产业这么重要？一个在海外实验室训练出来的研究者，可以围绕一个靶点或一个技术平台建公司。一个熟悉跨国药企研发流程的人，可以把项目管理、质量控制和监管沟通的经验带进新企业。一个做过全球临床试验的人，可以从第一天起按多地区开发的要求设计管线。他们还带回了关系：跨国药企的业务拓展（BD）团队、风险资本、合同研究组织（CRO）和科学合作者。一个人回来，同时压低了发现、执行、对接全球监管和对外授权四件事的成本。

知识由此完成了两次转化。第一次是空间上的，从欧美的研究机构和药企进入中国。第二次是组织上的，从个人经验进入实验室、公司和项目流程。只有第一次，回流者会继续生产论文。有了第二次，知识才变成候选分子和企业资产。

药明康德2000年12月在无锡成立。创始人李革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有机化学博士，参与创办过美国的Pharmacopeia公司，然后回国。他自己就是回流者。药明甚至比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建还早三年。它最初的客户是外国药企，做的是化学合成外包。那时中国几乎没有本土创新药公司，没有医保谈判，也没有对高价新药的国内支付。中国在有自己的biotech之前，已经在向全球出口实验劳务。

通常的说法是中国过去进口知识，今天出口知识。中间漏了一步。完整的顺序是：先通过人进口知识，然后出口实验，然后出口分子，下一步是出口药。

漏掉的这一步是全文最干净的识别证据。本土创新药市场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一套服务全球研发的实验产业。后来支撑中国创新药的相当一部分能力，先于本国的创新药需求而存在。国内需求这个因素当时根本不在场。

传统的新药研发高度依赖企业内部建设。要发现一个分子，得自己招药物化学家，自己建筛选平台和动物实验能力，再一步步扩到毒理、工艺开发、临床运营和生产。每多一种能力，就多一笔固定成本，多一层组织协调。专业化服务企业出现以后，这些环节可以按项目购买。一家小biotech用不着先把自己建成一家缩小版的跨国药企，就能启动一项接近国际标准的研发计划。

中国在这些环节上有供给优势。科研和实验人员成本低，化学合成和工艺开发能力强，实验人员密度高，供应链集中，医院病人多，一些疾病领域的患者招募很快。便宜的含义比工资低要宽。同样的时间里能多做几轮实验，同时试更多方案，失败以后马上开始下一轮，这些更值钱。

药物研发是一种高度不确定的搜索，绝大多数早期设想最后都会失败。如果每次试错都很贵，企业只能缩小搜索范围，在信息还不够的时候提前下注。实验成本降下来，同一笔资本能买到更多次试验、更多个候选分子和更快的反馈。它提高了既定项目的利润率，也改变了哪些项目值得启动。科学家带回来的判断和经验原来只是稀缺的个人能力，现在能被快速换成一组组可以观察的结果。这就是把知识工业化。

根据公司2025年业绩材料，持续经营业务来自美国客户的收入约312.5亿元，来自中国客户的约54.7亿元。二十多年过去，它最大的客户群仍然在海外。这件事很难用中国患者需求或者医保扩容来解释。公司还称，自2022年以来，中国biotech成功对外授权的项目中约四成曾得到药明康德的服务支持。出口实验的基础设施，后来成了出口分子的基础设施。

专业化分工还有一个常被低估的外部性。服务企业同时接触大量项目，人员在项目之间积累经验，质量体系被反复使用，熟练的工程师和项目经理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单个企业付一次服务费，用到的是整个产业过去积累的组织知识。早期进入者创造的能力降低了后来者的进入成本。创新药公司越多，专业服务越成熟；服务越成熟，小公司越容易成立。

有了知识和实验体系，还缺一种承受得起长期失败的资本。新药研发早期几乎没有现金流，资产主要是专利、数据和团队。银行贷款覆盖不了这种风险，成熟药企内部也未必愿意长期资助偏离主业的项目。承担这件事的是市场化的股权投资。

国家长期投入基础研究，“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都明确支持创新药、生物药和CRO，地方政府建园区、平台和人才计划，药审改革也是产业形成的条件。公共支持和项目选择是两种不同的功能。前者提供研究条件和基础设施，后者要判断哪支团队、哪项技术、哪条管线值得继续投钱。2015年以后，高瓴、红杉、礼来亚洲基金、启明、鼎晖和大量人民币、美元基金进入生物医药。它们面对的常常是一位科学家、一个技术平台和几项还没验证的假设。按行业统计，2021年中国生物技术与医疗健康领域的股权投资约2498亿元，在各行业里数一数二。

风险资本做的事，是把科学判断变成可以大规模并行下注的项目组合。每一笔投资买的是选择权：失败了归零，成功了一个分子的全球价值可以极高。不同基金押不同的靶点、技术和团队，再用分阶段融资决定要不要继续。创新药是“可计价的想象”很典型的一个产业，资本市场先给一种还不存在的治疗可能定价，再用一轮轮实验更新价格。项目筛选始终是分散的，很难说成政府挑中了若干企业。

2018年港交所推出第18A章，允许尚未产生产品收入、不能满足传统财务门槛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科创板和纳斯达克也一度给中国biotech提供了很强的退出预期。退出渠道通了，早期融资的意愿就高。

2018—2021年那一轮估值，很大一部分是按中国市场定的价。几家18A公司的上市故事，核心是PD-1单抗在国内的销售前景。投资者当时相信，医保谈判会给国产创新药一个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国内需求的预期，替这一阶段的能力建设垫付了相当一部分资金。这个预期很快落空了。它落空以后发生的事，能把供给和需求两种解释分开。

传统贸易里，中国生产商品，海外消费者使用商品。在创新药的价值链上，中国还生产证据，全球药企和监管体系使用证据。证据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中间品。生产一次，可以进入后面多个决策。它提高一个分子的估值，也帮买方决定要不要投入下一阶段。

便宜的实验能力本身还不够。如果在中国做的实验和临床试验只能支持中国上市，这些能力面对的支付意愿就被国内市场封了顶。跃迁来自另一项变化：在中国生成的合格证据，越来越能进入全球的药物开发体系。

制度上的节点有两组。一组发生在中国国内。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也就是44号文；2017年6月中国药监部门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第二年进入管理委员会。同年10月中办、国办发文深化审评审批改革，明确符合要求的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可以用于中国注册；2018年药监局又发布专门的技术指导原则。这些改革使中国的临床研发、数据质量和监管程序逐渐向国际规范靠拢。另一组规则早已存在于全球监管体系。以美国为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并不排斥境外数据，但要求试验符合良好临床规范（GCP）、保护受试者、保证数据完整，并能够接受核查。海外监管者的规则一直在那里，没有哪一天突然“承认中国数据”。变的是中国这一头：越来越多在中国生成的数据，达到了全球买方和监管机构可以阅读、核查和继续使用的标准。

同一份证据面对两个市场。

一个是监管市场，问的是这份证据能不能被监管体系用来批准一个药。信达生物和礼来的信迪利单抗是标志性的案例。这个药申请在美国上市，依据的关键试验全部在中国完成。2022年2月，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以14比1的表决认为现有数据不足，建议补充能够反映美国患者和临床实践的试验；随后FDA没有批准这项申请。争议集中在单一国家试验的可推广性、对照方案和美国治疗标准等问题。在监管市场上，这份证据不足以单独支撑美国上市。

另一个是资产市场，问的是这份证据能不能让一家药企判断一项资产值多少钱。中国公司今天出口的大多是一期、二期的数据。读这些数据的人是跨国药企的BD和尽职调查团队，他们要决定值不值得投入更多资本去做全球开发。ICH和GCP的重要作用，是让这些数据有共同的语言和质量底线。康方生物的依沃西是一个例子。2024年康方公布了在中国完成的三期头对头试验，依沃西单药的无进展生存期超过了帕博利珠单抗。这项中国试验本身不等于一张FDA批文；买下海外权益的Summit仍在全球推进多项三期试验。可是这份证据已经足以改变资产价格和后续投入。它换不来批文。它换来的是几十亿美元级别的全球开发承诺。

两个市场的开放程度不一样。把证据的跨境贸易成本记作τ。一份在中国产生的数据，如果境外的监管者和买方都不认，它过了国境就几乎不值钱，τ很高。从近年来的交易和监管案例看，一个合理的概括是：过去十年，资产市场上的τ下降得更快，监管市场上的τ下降得更慢。这解释了授权交易为什么大量发生在早期，买方为什么仍要自己推进全球试验。

这一步把中国的低成本实验体系和全球最高的支付意愿连了起来。一个候选分子的价值不再只看它能不能进中国医保，还要看它能不能成为跨国药企的全球产品。

可以把这个过程叫作“证据的贸易自由化”。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没有哪一项协定，也没有一个完成的时点。它由审评改革、ICH标准、临床质量的提高、企业的全球申报经验和境外买方对一份份具体数据的接受共同构成。这个较慢的积累是后来对外授权爆发的必要条件。

2017年医保目录开始常态化谈判。2019年信迪利单抗第一个通过谈判进入医保，价格下降约64%。2020年又有三个国产PD-1进入，国家医保局官员当时披露平均降幅约八成。PD-1在中国的年治疗费用由几十万元降到几万元。降价大幅提高了患者可及性；对投资者而言，国内市场的估值逻辑也随之改变：销量可以很大，价格却难以支撑原先想象的回报。靠国内销售证明高估值的路走不通了。

差不多同时，退出通道也在收窄。全球生物科技估值在2021年见顶后下跌，通过港交所18A上市的公司2021年有20家，2022年只有8家，科创板和纳斯达克的退出环境也明显转冷，中国生物医药一级市场融资也随之下降。许多手里仍有管线、却必须持续投入现金的企业，需要寻找IPO以外的融资和价值实现方式。

如果这个产业主要靠国内需求驱动，走到这里本应开始收缩。国内价格被砍掉大半，上市的门关了，钱也少了。实际却相反。行业从PD-1转向双特异性抗体（双抗）和抗体偶联药物（ADC），管线的质量在提高，然后这些管线被卖给了全球。

买方那一边同时有一个冲击。欧美大药企的一批高收入药品陆续失去独占保护。未来几年，对应数千亿美元现有销售额的重磅药物将面临专利到期和仿制药、生物类似药竞争。这些公司有成熟的临床开发体系、监管能力、全球销售网络、医生关系和支付谈判经验，缺的是新分子。中国biotech的能力结构刚好倒过来：发现和推进候选分子又快又便宜，全球商业化能力很弱。两端的约束碰到了一起。

对外授权（license-out）这个译法容易让人忽略交易的内容。中国企业交给买方的是一组权利和知识：特定地区的开发权和商业化权、专利许可、候选分子、临床前和临床数据、生产工艺、监管文件，以及团队在后续开发里的支持。买方支付首付款、研发和审批里程碑、销售里程碑和未来的销售提成。

三笔交易可以画出这条线。

第一笔是传奇生物。2017年12月，它把一款BCMA靶向的CAR-T疗法的全球合作权益授予强生旗下的杨森，首付3.5亿美元。这款药2022年获FDA批准上市。这笔交易发生在IPO收缩之前四年。全球买方给中国资产定价，早于融资寒冬。对外授权有它自己的来历，融资寒冬只是加快了它。

第二笔是康方生物。2022年12月，它把PD-1/VEGF双抗依沃西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的权益授予Summit，首付5亿美元，总额最高50亿美元。国内PD-1的价格刚被砍掉大半，下一代分子就以这个价格卖给了海外。

第三笔是三生制药。2025年5月，它把另一款PD-1/VEGF双抗SSGJ-707在中国以外的全球权益授予辉瑞，首付12.5亿美元，里程碑最高48亿美元，辉瑞另外认购1亿美元股份。当时这款药正在中国开展多项临床试验，首个三期计划于2025年启动。一家全球最大的药企为一项尚处临床开发中的中国资产先付了12.5亿美元现金。

合同公布的总金额是一种有条件价格。它把未来各种状态下可能支付的钱加在一起；许多项目最终会失败，相应的里程碑付款也不会发生。首付款不一样，它是买方对中国知识资产的即期估值。首付款从几千万美元升到几亿、十几亿美元，说明中国公司卖的东西变了，从低价的跟随型分子变成了能进全球管线竞争的资产。

二十年前，知识附着在回国科学家身上，从海外流进中国。今天，知识附着在专利、分子和数据上，从中国流向世界。载体变了。人的跨境流动很慢，一个科学家一次只能在一个组织里工作。知识产权和证据可以通过合同拆分、定价，进入全球公司的开发体系。中国的医药知识第一次有了一条可以规模化复制的跨境交易通道。

这轮出口也不同于中国熟悉的制造业出口。候选药物还没成为产品，交易价格里已经包含了对未来疗效、获批概率和市场规模的想象。中国卖的是一项还没有完全实现的可能性。买方的全球开发能力越强，这项可能性越值钱。卖方的证据越充分，双方对成功概率的分歧越小，首付款越高。

只要三个条件还在，这种交易就会继续增长：中国的发现和早期开发成本低，欧美大药企缺管线，中国biotech缺全球商业化能力。

需求侧解释有弱版本和强版本。

弱版本说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它解释不了时间差：大市场早就存在，创新药产业到最近二十年才出现。

强版本说的是另一件事。2017年以后的医保谈判，第一次创造了对高价创新药的有效支付，这个市场以前确实不存在。时间上也分不开：2015年的药审改革，2017年加入ICH，2017年的医保谈判，2018年的18A，全挤在同一个窗口里。强版本解释得了2018—2021年的融资繁荣，这一点应当算在需求侧的账上。

它解释不了两件事。一件在它之前：2000年代已经存在的实验出口，到今天药明康德美国客户的收入仍是中国客户的将近六倍。一件在它之后：国内价格被大幅压低、上市通道收窄以后，产业没有停下来，对外授权反而加快，全球买方愿意为临床开发中的中国资产支付十几亿美元首付。国内需求的预期曾经是一座桥。桥断了，车还在往前开，开车的是别的东西。

两者的分工因此是：需求决定这些知识资产最终在哪里实现价值。2018—2021年，定价主要发生在国内资本市场；2022年以后，全球授权市场的分量迅速上升。供给决定手里有没有资产可以出售。医保谈判改变了国内患者用药，也影响企业选什么疾病领域、怎样定国内价格。它造不出海归科学家、CRO体系、国际标准和风险资本这组互补的能力。

把产业崛起主要归因于医保扩容，政策重点自然落在扩大国内购买上。看到的如果是供给能力和全球市场的连接，重点就会转向基础研究、人才流动、临床质量、知识产权、跨境合作和全球组织能力。两种解释可以并存，给未来十年排出的优先次序很不一样。

中国创新药企业的短板已经换了地方。二十年前缺的是发现药的能力。后来缺的是把科学设想稳定地变成实验和临床结果的能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完成早期发现和开发，最贵的能力移到了价值链末端。

全球商业化远不止在美国雇一支销售队伍。它还包括监管申报、定价与报销、支付方谈判、医学事务、关键医生网络、真实世界证据、药物警戒、供应安排、品牌建设和跨国团队管理。每一项都带着很强的制度和关系专用性。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的支付体系各不相同，同一款药要准备不同的证据、渠道和价格策略。这是一种组织资本，形成很慢，写不进操作手册，也很难靠一次并购完整买到。

常有人说，对外授权把钱留在了桌面上。这个说法要打些折扣。买方拿走的收益里，有一部分是商业化能力的租金，还有一部分是风险资本的回报。全球三期试验动辄几亿美元，失败率不低，这笔钱和这份风险都是买方承担的。中国公司在二期卖掉一个分子，卖掉的是上行空间，也卸掉了下行风险。要自己拿走最后一段的收益，先得有承担最后一段风险的资本。

百济神州走的是这条路。它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2019年11月获FDA批准，成为最早一批由中国本土研发并进入美国市场的抗癌药之一，全球三期头对头试验也是公司自己出钱推进的。2025年公司更名为BeOne Medicines，并把注册地迁到瑞士。它想拥有价值链的最后一段，让在中国形成的研发能力直接连到全球的患者和收入。2025年泽布替尼全球销售额约39亿美元，其中美国约28亿美元。这条路非常贵，百济亏损了十多年，到2025年才第一次全年盈利，只有极少数公司走得起。

在全部卖掉和全部自己做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中间形态，业内称为NewCo模式。中国公司把一组管线的海外权益放进一家新设的美国公司，由美元基金出资，海外团队运营，中国公司除了首付款和里程碑，还持有新公司的股权。恒瑞2024年把GLP-1产品组合的海外权益授予后来更名为Kailera的美国新公司，就拿了约两成股权。这种做法用股权换来了一部分上行空间，全球开发的风险和组织成本由别人承担。它是眼下保留更多价值的现实办法。

全球商业化能力已经开始分拆。眼下能看到三种组织：中国药企自己全球化，与传统大药企合作，以及由新型的专业公司承接一部分全球开发、注册、市场准入和商业化。第三种会长到多大，取决于一个问题：价值链最后一段里，哪些能力可以外包，哪些必须由资产的所有者自己积累？

CRO的历史提供了一半答案。实验能外包，是因为它可以标准化，按项目计价，质量可以事后核查。按这个标准看，海外注册申报、临床运营、药物警戒、分销和一部分医学事务，是可以拆出去的。定价策略、与支付方的谈判、关键医生的信任、一个治疗领域里多年的积累，很难拆。它们和具体的药绑在一起，做得好坏短期内看不出来，交给第三方就有激励问题。美国本土的合同销售组织存在了几十年，拿走的租金不多，原因也在这里。我的判断是，专业化的商业化公司会出现，先从某一个治疗领域、某一个区域市场做起，承接的是可以标准化的那一半。另一半仍然要靠资产所有者自己建，或者用股权和授权去换。

医药全球化依赖三个制度条件，平时没有人注意它们：科学知识可以开放交流，合格的证据可以跨境使用，知识产权和合同可以执行。过去二十年中国创新药恰好从这三项国际公共品里受益。科学家可以跨境训练和工作，企业可以使用全球的研究成果，临床数据可以支撑境外开发，专利和授权合同把未来收益分给不同的主体。

这些条件正在变得不稳定。2024年美国国会的《生物安全法案》草案直接点名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和华大集团等企业，当年没有通过。2025年12月18日，修改后的BIOSECURE Act作为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签署成法，最终文本不再直接点名企业。它把“受关注生物技术公司”的认定与国防部1260H清单等机制相连，并限制联邦机构及部分联邦资金接受者采购或使用相关公司的设备和服务。法律同时为部分既有合同设置了过渡安排。2026年6月，药明康德被国防部加入1260H清单；公司随后起诉。8月7日，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发布初步禁令，在案件审理期间禁止国防部执行这一认定。规则已经从政治议论进入了行政认定和司法争议。

这些措施和关税不同。它们提高的是前面说的那个τ。它们打击的是知识被验证、被采用、被定价的通道。如果境外买方担心中国数据将来不能用于申报，一项技术上完全合格的实验也可能被压价。如果美国客户不能稳定地使用中国CRO，现有的专业化分工就得重组。如果人员流动受限，最早那条通过人进口知识的通道也会收窄。谢宇等人的研究记录了另一面：2018年“中国行动计划”以后，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的人数明显上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可能加快回流，长期损害的却是两边共同依赖的科学开放。

中国企业出海为的是利润，同时也在重新设计知识资产跨境流动的组织结构。靠近监管者、支付方、医生和患者，可以多拿一部分商业化收益。这也是一份政治保险。企业在美国、欧洲、瑞士、新加坡设总部、临床团队、生产设施和商业机构，可以分散单一司法辖区的风险。一家有多国法律实体、跨区域数据和全球团队的企业，比完全依赖“在中国完成研发、再把权益卖到美国”的企业多几条备选路径。

这种多元化有代价。研发团队可能被拆开，数据治理更复杂，重复建设增加，集中在中国的成本优势会被削弱。政治风险越高，企业越愿意为第二条路付保费。

知识贸易成本上升后，同一项候选药物进入全球开发体系所需的资本、时间和重复试验都会增加。这笔成本由中国的卖方和欧美的买方共同承担。

二十年前，中国最重要的医药资产是愿意回来的科学家。知识附着在人身上进了中国。

随后中国出口实验。便宜、快速、大规模地把科学设想变成实验结果，成了中国最突出的比较优势，先服务外国药企，后来服务本土的新公司。

再后来中国出口分子。风险资本把科学假设组织成公司，标准接轨让证据可以跨境使用，知识附着在专利、分子和数据上，通过对外授权进入全球药企的管线。

下一步是出口药。少数企业自己建全球组织，更多企业通过NewCo和各种合作保留一部分末端收益。知识以外，承载知识的组织也要走出去。

创新药只是一个例子。它回答的是一个更一般的问题：一个后发国家怎样从进口默会知识，走到工业化地生产知识，再走到出口可以交易的知识资产。国内需求曾经给这套能力融资，全球市场最后给它定价，国际政治现在决定这条知识贸易的通道还能保持多低的成本。

需求给知识定价。一个国家手里有没有可以被定价的知识，要看供给。

资料说明

1. 对外授权与全球管线。国家医疗保障局转引国家药监局数据：《创新高！去年我国批准创新药76个 对外授权破千亿美元》，2026年1月18日：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超过150笔、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2024年为94笔、519亿美元；中国在研新药管线约占全球30%。新进入人体试验的药物分子中46%来自中国公司，见Goldman Sachs Research, “China Is Increasing Its Share of Global Drug Development,” 2025年12月17日。2026年上半年对外授权总额约1100亿美元，见Reuters 2026年7月13日转引央视及国家药监局数据。GlobalData, “JPM 2026 witnesses dealmaking optimism despite absence of mega M&As,”2026年1月：2025年美国生物医药公司引进的创新药授权中，接近一半来自中国。

2.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官方网站“Introduction”：2003年4月理事会聘任王晓东、邓兴旺为共同所长；研究所于2005年12月正式成立；科技部和北京市提供主要经费；王晓东2010年全职回到北京。

3. 留学人员总量与国家级人才项目口径。Cong Cao, Jeroen Baas, Caroline Wagner and Koen Jonkers, “Returning scientists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a's science system,”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47(2), 2020。

4. 精英期刊作者口径。Shihang Ru, Heiwai Tang, Bernard Yeung and Xinbei Zhou, “Brain Circulation and Knowledge Creation: Evidence from Elite Chinese Scientists,” 工作论文，2026；摘要见Stanford SCCEI China Briefs，2026年9月1日。离美华裔科学家口径：Yu Xie, Xihong Lin, Ju Li, Qian He and Junming Huang,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Fears of Chinese–American scientists,”PNAS, 2023。正文中“四千人上下”是依据该文公布的总数和比例所作的粗算，原文没有直接给出这个数字。

5. biotech高管回流。Abigail Coplin在Made in China Journal播客第11期“To Feed and to Cure”（2026年7月30日）中判断，中国biotech的创始人、首席科学官等高管中，近期回流者占比超过九成；正文将其作为访谈判断而非普查事实。

6. 药明康德。公司2025年业绩材料用于客户地区收入；公司2025年一季度材料称，自2022年以来约四成中国biotech成功对外授权项目曾得到药明康德的服务支持。

7. 股权投资与18A。2021年中国“生物技术/医疗健康”领域股权投资约2498亿元，采用清科研究中心口径。港交所第18A章于2018年生效，允许不能满足传统财务资格测试的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申请上市。18A各年上市数量（2018—2022年分别为5、9、14、20、8家）采用星矿数据口径，见财联社2023年报道。正文不再并列不同数据库口径的2023—2024年融资数字。

8. 证据与监管。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2017年中办、国办《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国家药监局《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2018）；ICH E6 Good Clinical Practice；FDA关于境外临床研究用于美国申报的规定与指南。信迪利单抗见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2022年2月10日会议材料。

9. 交易条款。传奇生物与Janssen：Johnson & Johnson 2017年12月公告；康方与Summit：Summit Therapeutics 2022年12月公告及后续SEC文件；三生制药与辉瑞：Pfizer 2025年5月19日公告；恒瑞与Kailera：恒瑞2024年5月公告。

10. 医保谈判。2019年信迪利单抗医保谈判后价格降幅约64%；2020年三款新增国产PD-1平均降幅约80%，后者见国家医保局官员在谈判结果公布后的公开说明。

11. BeOne Medicines。公司官方网站与年度披露用于公司更名、注册地和泽布替尼全球开发信息；2025年销售额与盈利情况见公司2026年2月26日发布的2025年全年业绩公告。

12. BIOSECURE Act与药明康德。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6, §851；Ropes & Gray关于BIOSECURE Act、2026年1260H清单以及2026年8月联邦法院初步禁令的法律简报；Reuters 2026年8月7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