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离开村子，去城里念书，后来留在城里工作。走的那天，父亲站在院门口，没多说什么，只递给我母亲蒸的馍。我嫌沉，到镇上就扔进了车站垃圾桶。

后来很多年，我不愿意想这件事。想它做什么呢，事情过去了，馍也早烂了。可它偏偏在那儿。有时候半夜醒来，脑子里会冒出一个画面：车站的垃圾桶，绿皮的，半开着盖，那袋馍歪在里面。母亲天不亮就起来发的面，柴火灶蒸的，每一个都圆鼓鼓的。我就那么扔了。
年轻的时候，眼里只有前路。跑得越快越好，抓得越多越好。家里那点温热，嫌沉，嫌拖累，随手就丢了。

院里的枣树是爷爷年轻时栽的。爷爷走那年，树才齐屋檐高。如今树冠越过屋顶，枝丫伸到西墙外，把邻居王婶家的酱缸遮去半边。王婶从不恼。每到枣熟，她还扛竹竿帮忙打，红果子落满地。她捡枣时总说，你爷爷种的这棵树，甜了三家人。
我坐在树下。风吹过来，枣叶翻卷，露出背面淡淡的银白。一片叶子翻过去，又翻回来。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没说。
那些年我在外头，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拼业绩，攒积蓄，总想着再多一点就好了。具体多什么，也说不清。反正就是不能停。有一年冬天回乡过年，母亲在灶上蒸馍。见我进门，不问在外头怎么样，也不问挣了多少钱。只说，面发好了，等下吃热馍。

我蹲在灶边添柴。火苗忽明忽暗，映着母亲鬓角的白发。手上干裂的口子贴着胶布，白的，缠了好几圈。馍出锅，她掰一块递给我：尝尝，今年麦子收成好。
咬了一口。甜。
是麦子本身的甜，不掺任何东西。母亲蒸馍从来不放糖，可那天的馍，甜得我眼泪落下来。我哭什么，自己也说不清。不是委屈，不是后悔。就是忽然觉得，在外面追了那么多年，想要的那个东西，原来一直在灶台上。

一日三餐，家人平安。这些当年我视而不见的东西，绕了一大圈，还在原地。
去年冬天，王婶的男人走了。走得突然。他一顿能吃五个馍，扛粮食上房不用梯子。早上还扫院里的雪，中午吃饭，头一歪，人就没了。
我去看她。她坐在枣树下，手里攥着一把干枣，秋天存下的。她说，你叔爱吃枣，我给他留的，他没来得及吃。
我不知道说什么。她摆摆手，说人走了就是走了，日子还得过。
开春枣树发了新芽。王婶依旧扛竹竿打枣，红果子落满地。她弯腰去捡，捡着捡着，把第一捧红枣放在了叔的坟前。
枣树不会停下来等谁。日子也不会。

我站在树下，想起母亲蒸馍时灶膛的火苗，想起父亲递来布袋时垂着的手，想起那个车站垃圾桶，想起那些年被我随手丢掉的、错过的、辜负的。它们都还在。以另一种方式，长在我往后的日子里。
风穿过枝叶，沙沙的，像一句听不清的话。
我坐在树下，影子随日头慢慢拉长，漫过门槛，铺进堂屋。母亲在屋里喊我吃饭。我应一声，起身时，一枚红枣从枝头坠落，不偏不倚，落在我的手心。
满树的叶子，跟风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