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流行音乐，记得父亲每次去广场跳舞的时候，就会把我带上，让我跟着一群大人一起去跳当时最时髦的舞曲。夏日街头的露天KTV，别人唱一首歌要交十块钱，而我无论唱多少首，都是免费。还有县城以前的蓝梦歌舞厅，那里让还在读初中的我，就获得了作为一名歌手的驻唱体验。直到初中毕业之后，为了获得更加专业和系统的培养，后来考入了山西省艺术学校。

然而由于当时的省艺校音乐科并未开设流行演唱这个专业，只有民族美声唱法可以选择，为了适应那套所谓的学院派教学体系，于是当时在没有老师愿意要我的情况下，以被抓阄的方式成为了张晓红老师的学生而开启了民族声乐学习的历程。尽管当时老师很反对我“乱唱”，怕好不容易帮我树立的民族歌曲演唱状态，结果因为“乱唱”流行歌曲而让声音唱成“两张皮”，听起来通俗不像通俗，民歌不像民歌。我也知道，不是黄颜色的酒就是黄酒。可是，由于打心底里对于流行音乐的那份炽热，我又经常私底下唱着流行歌曲，跟着校艺术团到处登台表演。

后来随着自己的民歌演唱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并一度让自己成为了太原市歌舞团的特邀演员，在这种现实的奖励机制下，于是我决定把民歌唱出个名堂。后来考大学被命运安排到了西南交大艺术与传播学院音乐系之后，本想跟随第八届青歌赛民族唱法获奖者甘霖老师学习，结果由于当时学院的安排，而让我跟随另一位曾入围第十届青歌赛美声唱法的青年教师学习，然而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磨合，我发现自己的嗓音根本不适应这位老师的唱法，几乎每节课上下来嗓子都累得不行。而且在意大利歌曲面前，自己曾经的演唱技术与审美几乎无法自主，根本派不上用场，等于是清空过去从零开始。

因为这个问题当时一度还差点想要退学，直接到寒假见习期间就相中了我的湖南长沙市歌舞剧院去就业。然而开学之后，回想起自己为了考大学，而辞掉了在老家的演出与教学双份工作，早起贪黑每天骑行几公里去武乡中学补习文化课。如果就这么退学了，将前功尽弃。于是开学之后便又硬着头皮并做好改唱流行歌曲的准备，又回到了大学课堂。

很多人认为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补短”。直到碰壁无数才明白，教育真正的力量在于“扬长”。爱因斯坦的提醒至今锋利：“如果你拿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那么它这一生都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音乐剧的时间线里，藏着流行演唱技术与审美的秘密。

从《波吉与贝斯》、《俄克拉荷马》、《雾都孤儿》到《芝加哥》、《吉屋出租》，再到四大名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西贡小姐》——这些经典音乐剧目不仅是旋律的记忆，更是一部流动的流行声乐艺术演变史。当我在大学教室里一遍遍倒带、定格、模仿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比课堂更接近本质的事：用听觉丈量流行音乐风格的迭代，用歌舞感知流行音乐表演的呼吸。正是因为从音乐剧当中汲取到的多元化营养，才让我在大学的舞台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舞台表现力与作品演绎能力。同时也收获了中国音像协会、中国唱片总公司、四川岷江音乐台、山西电视台、MTV全球音乐电视台等单位颁发的多项流行音乐赛事奖项。不少专业评委都认为，因为我的参与，而让一场赛事变成了一场个人演唱会。这就是通过研习百老汇音乐剧带给我的艺术熏陶和舞台力量。

大学毕业十年以后的某一天，在川音流行音乐学院余政仪教授的琴房里，我看到那张描绘流行音乐风格脉络的“音乐地图”，忽然明白了自己那些年独自摸索的意义。地图上标注的不仅是风格与人物，更是一种认知方式的确认——知识的版图从来不是靠单一的师承关系来划分的，它属于所有愿意在时间线里持续聆听的人。

歌唱的方法或许因师而异，但是歌唱的原则对于好的老师和好的歌手来说都是大同小异的。殊途同归这本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却往往被门户之见所遮蔽。学艺之路上，最危险的姿态莫过于两种：什么都不信，或什么都信。前者是一意孤行，后者是邯郸学步。一意孤行是昏庸，邯郸学步是愚蠢。真正的成长，是在向前人学习之后，形成自己的判断——借别人的经验走一段路，但绝不让任何人来替你决定一生。

那些以正统科班自居、以高雅艺术为名，动辄将通俗音乐斥为“低俗”的论调，本质是一种审美权力的傲慢。无论是西洋歌剧、民族声乐，还是流行演唱与音乐剧，哪一条路走到极致，不需要年复一年的汗水与孤独？道路之分从不是关键，关键是你能在一条路上走多远。若真懂得艺无止境，又何来时间与精力贬抑他人？

罗素说，人出生时只是无知，并不愚蠢，愚蠢是后天教育造成的。这句话像一记警钟，悬在每一个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头顶。愿每一位真正热爱求知的学子，能遇得良师，能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那种让人学会聆听、学会判断、学会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持续行走的教育。（文/赵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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