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冰冰

2026年除夕夜，豫北小城一座老旧居民楼内，17岁的李伟（化名）猛地将碗摔碎在地，瓷片扎进母亲小腿。他跳起来大吼，指责饭菜里有毒；母亲上前拉扯，便挨了他重重一拳。亲戚们合力将他按住，强行灌下双倍剂量的镇静剂。窗外爆竹声声，窗内冷如冰窖——这本该辞旧迎新的团圆夜，却成了躁郁症又一次失控的见证。

李伟并非孤例。调查显示，16至18岁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患病率高达2.5%，发病高峰集中在15至19岁，负担呈持续上升趋势。当社会目光聚焦于重点中学里焦虑的“学霸”时，那些在职业教育赛道上沉默的“掉队者”，正以更高比例困在这场战争里——敌人不只是疾病本身，更是一个无力承接破碎灵魂的现实世界。

除夕夜的破碎：爆竹声下的尖叫

这是李伟第三次从市精神康复中心请假出院回家过年。头三天，一切似乎都在回暖。母亲张秀芬（化名）记得，儿子虽然话不多，但会按时吞下药片，甚至跟着堂哥下楼散步，帮着收拾碗筷。这让她产生了一种错觉：或许那个懂事的孩子真的回来了。

然而，随着假期的推移，那种熟悉的、令人窒息的恐惧感悄然回归。晚饭吃到一半，李伟突然停下了筷子，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虚空中的某一点。紧接着，他猛地将碗摔在地上，瓷片四溅，有几片甚至扎进了张秀芬的小腿。“他去拉他，他就挥起拳头砸在我的背上。”

那一晚，邻居没有报警。在这个老旧小区里，大家早已习惯了这家的喧闹与哭喊。几个壮硕的亲戚闻声赶来，合力将李伟死死按住，强行灌下了双倍剂量的镇静剂。在这个本该辞旧迎新的夜晚，李伟的青春再一次被躁郁症的黑潮无情淹没。

这不是叛逆，也不是脾气暴躁。诊断书上那几行冰冷的文字早已定性：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郁症），伴发冲动控制障碍与被害妄想。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以反复出现的躁狂（或轻躁狂）发作与抑郁发作交替为特征的重性精神障碍，其病因涉及遗传、神经生物学及心理社会因素等多重机制，绝非靠“想开点”“忍一忍”可以消解。

“坏孩子”的前奏：被遗弃的赛道

时间倒回两年前，李伟还不是这个样子。那时的他，只是个有些内向、有些害羞的初三男生。

中考放榜那天，命运给了这个家庭沉重一击。李伟离普高录取线差了整整80分。在豫北这座小县城的教育体系中，这不仅仅意味着分数的差距，更意味着阶层的跌落。父亲老李，一个常年跑长途运输的司机，脾气火爆如雷。得知成绩的那一刻，巴掌先落了下来。“没出息的东西，考不上高中，以后就去工地搬砖吧！”

最终，出于孩子太小不能打工的朴素考量，家里还是决定把李伟送进了当地一所职业高中，学习汽修。在老李的计划里，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混个三年，拿个中专文凭，哪怕以后接我的班跑运输，也得有个学历。”

但这却成了噩梦的开始。

职校的环境远比想象中复杂。这里崇尚丛林法则，推崇“混得开”的老大文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李伟，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像一只误入狼群的羔羊。据李伟后来断断续续、伴随着剧烈情绪的描述，入学不到一个月，宿舍里高年级的学生就开始了对他的“规训”。洗漱用品被扔出窗外，床铺被泼上脏水，仅有的几十块零花钱被强行搜刮。

“他那时候不敢说，每次回家就问我们要钱，说是学校要交资料费、考证费。”张秀芬抹着眼泪，声音哽咽，“我们那时候哪懂这些，还以为他又想乱花钱上网，骂了他一顿，说他不懂事，不知道父母挣钱辛苦。”

家庭支持的缺位，加上校园欺凌的肆虐，李伟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刺猬。他开始整夜失眠，瞪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裂痕；接着是幻听，他总觉得黑暗中有声音在叫他，威胁要打断他的腿。

从沉默到爆发：过山车上的灵魂

职校第一学期末，李伟彻底变了。

他不再试图融入集体，而是把自己封闭在坚硬的外壳里。在同学眼中，他成了阴郁的“怪胎”。而在医学上，这是典型的抑郁相：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精力减退，严重者可出现木僵状态——即精神运动性抑制，表现为缄默、不动、不食，对刺激缺乏反应。

“那时候他觉得活着没意思，偷偷拿小刀划自己的胳膊。”张秀芬撩起袖子，模仿着儿子当时自残的动作，手臂上至今还能看到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白色疤痕。那是他用疼痛对抗虚无的方式。

转折发生在第二学期。压抑太久的情绪像火山一样喷发，李伟毫无征兆地进入了躁狂相。他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双眼通红却精力异常旺盛，疯狂地冲动消费，甚至拿着家里的钱去打赏主播。最可怕的一次，他在校园里对着曾经欺负他的同学冲上去就要拼命，嘴里喊着“要么你死，要么我亡”。

“双相情感障碍就像坐过山车，患者的大脑在两极间剧烈摆动。”安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刘明（化名）解释道，“在躁狂期，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充满了毁灭性的能量；在抑郁期，又觉得自己一文不值，连呼吸都是错。这是一种大脑的病理性改变，绝不是靠几句'想开点'就能解决的。”

李伟的病越来越重，暴力倾向让家人感到恐惧。家里没钱去北京、上海的高端私立医院，只能选择当地一家收费低廉的精神康复中心。这里没有温馨的咨询室，没有一对一的心理疏导，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式的“圈养”：按时吃药、做广播体操、进行简单的手工劳动。

药片与贫穷的博弈：麻木的代价

在康复中心的半年，是李伟生命中最“稳定”的时期。

每天早中晚，护士会准时分发药片。碳酸锂、丙戊酸钠、喹硫平……五颜六色的化学制剂塞满了他的喉咙。副作用随之而来：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震颤，体重在三个月内暴涨了二十斤，目光变得呆滞无神。但也正是这些药物，压制住了他体内那头咆哮的野兽。他不再打架，不再自残，像个温顺的木偶。

“这里每天的锻炼就是在大院里跑步，一圈又一圈。”李伟曾对前来探望的母亲说，眼神里透着一丝渴望，“妈，我想回去上学。”

然而，现实是残酷而骨感的。康复中心解决的是稳住生命体征的问题，解决不了回归社会的难题。

张秀芬算过一笔账：每个月康复中心的托管费加上药费，接近三千块钱。这几乎是老李跑运输除去油费和罚款后的全部净收入。家里还有一个正在上初中的妹妹，为了省钱，张秀芬已经两年没买过新衣服，买菜只敢去路边摊挑最便宜的蔬菜，肉都很少吃。

“我们也想给他做心理治疗，听说能打开心结，但一次就要几百块，还要做几个月，哪里做得起？”老李蹲在门口抽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背影显得格外苍老佝偻，“只要他不犯病，能把药吃好，就这样耗着吧，还能咋办？”

其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已将双相情感障碍纳入“686项目”（中央补助地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符合条件的患者本可享受免费建档、定期随访及用药指导等服务——但李伟一家至今不知道这项政策。信息差，成了横亘在他们求医路上的又一道隐形门槛。

这种“耗着”，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来说是致命的。缺乏持续的心理干预和社会功能训练，李伟的认知功能在社会退缩中不断退化。他不知道如何与人正常交流，不知道如何处理愤怒情绪，只剩下药物麻痹下的麻木。明明才17岁，正值大好年华，却已显露出衰老的无能为力。

无法愈合的隐形伤口：被忽视的群体

李伟的故事并非个例，他是无数被困少年中的一个缩影。

在康复中心的隔壁病房，李伟有一个病友叫小杰（化名），同样17岁，也是职校生。小杰是因为沉迷网络游戏导致作息彻底紊乱，最终诱发了躁郁症。

“职校的孩子压力很大，外人看不见。”小杰的父亲在接受电话采访时重重地叹了口气，“社会上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考不上高中的坏孩子。其实很多孩子心里是想争气的，但职校环境太复杂，一不小心就学坏了，或者被逼疯了。”

刘明医生指出，近年来，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而职校生是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高危群体。

“这个群体的病理生态非常复杂。”刘明分析道，“首先，他们往往在学业上遭受重创，自我认同感极低，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其次，家庭支持系统极其薄弱，很多家长忙于生计，只给钱不问心，甚至像李伟父亲那样实施棍棒教育；再者，部分职校的管理相对宽松，学生可以随意带手机入校，接触到大量杂乱甚至暴力的信息，且校园欺凌现象往往比普通高中更严重。”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很多像李伟这样的家庭选择了最低限度治疗。只要孩子不闹腾，就继续吃药维持；一旦停药或遇到应激事件（如过年回家、家庭争吵），病情就会立刻复发，甚至比之前更加凶猛。

归家之路，遥遥无期：那道跨不过的门

张秀芬本想让李伟在家过了正月十五再回去，但经历了那个失控的除夕夜之后，计划提前终止。李伟被仓促地送回了康复中心。

临走前，药效上来的间隙，他突然变得异常清醒。他拉着母亲粗糙的手，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妈，对不起，我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句清醒后的道歉，比任何哭闹和拳头都让张秀芬心痛。她知道，在这一瞬间，那个原本善良的儿子回来了，但在下一秒，疾病又会把他拖入深渊。

现在的李伟，依然在康复中心灰暗的大院里跑步。他的学籍还保留着，但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那所曾经让他感到窒息的职校，如今成了他梦里都不敢触碰的禁地。

“我想回去读书，但我怕他们再打我。”李伟对主治医生说，“我也怕我再打人。”

这就是双相情感障碍留下的残酷后遗症——不仅是大脑神经递质的损伤，更是对社交本能的彻底摧毁。他既害怕成为受害者，也恐惧自己成为施暴者。

别让爱成为奢侈品

李伟的青春，被按下了暂停键。他的人生卡在了16岁到17岁之间，进退维谷。

当整个社会都在关注名校学霸的内卷与焦虑时，是否也应该分出一丝余光，看一眼那些在职校挣扎、在底层家庭沉默、在精神疾病边缘徘徊的少年？

李伟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廉价的镇静剂。他们更需要昂贵的陪伴、深度的理解、专业的心理重建，以及一张能够重新接纳他们的安全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陆士桢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变迁中的高职学生是“被标签化”的群体，自我实现的愿望和现实世界的冲突让他们时时刻刻受到困扰。”她呼吁，要解决这个群体的心理问题，核心在于帮助他们从世俗的社会评价模式当中真正解脱出来，找准自己。全国政协委员潘碧灵进一步倡议：应强化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刚性约束与专业支持，配齐专职心理教师，推广驻校社工模式，对高危学生开展定期随访与团体辅导；同时优化医疗保障政策，降低心理诊疗服务的经济门槛，对因病休学学生建立弹性复学制度。正如《人民日报》所强调的，应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需要政府统领、家庭尽责、学校精心、社会支持、医疗机构专业介入，构建“五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延伸阅读：困在躁郁症里的职校少年，并非无解之局

李伟们的困境并非没有破局之道。从政策层面看，国家已迈出关键步伐：《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陆续出台，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正不断完善。全国政协委员潘碧灵建议，将心理健康筛查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同时实施儿童精神卫生人力资源“倍增专项计划”，扩大儿童精神科医师培养规模。在地方实践层面，湖南省已启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提升行动计划（2024—2026年）》，要求所有中职学校心理辅导室建设覆盖率达100%，构建“个人—班级（宿舍）—年级—学校”四级心理健康预警网络，做到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此外，针对贫困精神障碍患者，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已将双相情感障碍纳入“686项目”（中央补助地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享受免费建档、定期随访及用药指导等服务。政策之网正在织密，关键在于打通“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个困在角落里的李伟，都能被这张网稳稳接住。

如果不去修补那些破碎的家庭关系，如果不去净化职校里弱肉强食的校园环境，如果不建立起针对贫困精神病青少年的专项救助体系，那么，还会有更多的李伟，被困在那场永不结束的“治疗—回家—复发”的恶性循环里。

教育家陶行知曾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别让他们的求救，变成无声的嘶吼；别让他们的青春，仅仅剩下药盒说明书上冰冷的化学名称。

（作者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5级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统筹 石闯

编辑 程子鑫 实习生 张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