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磊磊

在中国版图的无数个县城里，正涌动着这样一群年轻的面孔。他们曾在大城市求学或打拼，如今却主动选择或被迫退守回熟悉的家乡，住进父母的房子里，贴上一个共同的标签——“全职儿女”。

在外界的叙事中，“全职儿女”有时被浪漫化为一种“新型啃老”的体面说辞，有时又被视作快节奏社会下的心灵避风港。然而，当这一现象落脚于人情紧密、规则单一的县城熟人社会时，其背后的酸甜苦辣远比想象中复杂。

通过与四位来自不同县城的年轻女生的深度对话，我们得以窥见这群“县城全职儿女”的真实处境：在编制信念、家庭内部的情绪拉扯以及熟人社会的审视中，他们经历着退守的阵痛，也积蓄着再次突围的力量。

回家的起点

对于24岁的内蒙古女生阿玉来说，成为一名“全职儿女”并非冲动之举，而是经过再三考量、与家人充分沟通后，做出的暂时退让。

阿玉的家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武川县，这里距离呼和浩特市中心大约有50分钟的大巴车程。此前，她在遥远的广西南宁市读大学，主修英语专业。2025年毕业后，面对严峻的就业市场，她选择回到了武川县。

“成为全职儿女差不多快一年了。”阿玉用平和的语气讲述着自己的起点。去年考研遗憾落榜后，今年阿玉决定“转战考公”，继续维持备考状态。

在县城的语境里，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既不工作也不考公，往往会面临巨大的家庭与社会压力。阿玉坦言，自己回家前与父母进行过明确的沟通，并获得了他们的“许可”。“回家前我跟父母‘谈判’过，必须得到他们的许可，否则他们每天都会逼我出去找工作。”

父母的“许可”背后，有着一套县城特有的现实逻辑。在武川县老一辈眼中，英语专业在当地找工作“干不长久，不是很稳定。”相反，由于当地针对研究生有特殊的“人才引进”政策——只要读完研究生，就能通过人才引进政策进入公立学校，拿到正式的编制——父母极力支持她继续考。

“他们认为没脱离学校太久，还是可以再试一试的。”阿玉也认可了这套逻辑。于是，“全职备考”成为了她作为“全职儿女”最核心的KPI（关键绩效指标）。

同样在2025年选择回家的，还有26岁的河北青县姑娘怡可。在此之前，本硕均为油画专业的她，毕业后在北京一家艺考画室任教，月薪过万却满心疲惫。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不仅没有得到认可，反而因学生成绩纠纷被机构劝退，强烈的挫败感让她毅然辞职回家。2025年年初，怡可选择结束北漂，回到青县，开启了长达一年多的“全职儿女”生涯。

对于28岁的辽宁姑娘米莱来说，回到辽阳市下辖的灯塔市老家则更像是一次疲惫后的“中场休息”。此前，她常年在距离家乡600公里外的城市工作。2023年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辞职后，面对职业空窗期，母亲的一句“回家待一段时间嘛，家里条件还养得起”，让她短暂地停靠在了这个无条件包容她的港湾。

但这种包容，很快就在日复一日的县城日常中，生发出微妙的摩擦。

温情背后的摩擦

在最初的温情与新鲜感褪去后，“全职儿女”们不得不面对与父母24小时同处一个屋檐下的真实场景。在没有职场边界的家庭里，他们往往要承担意想不到的角色。

24岁的四川姑娘月亮，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

2025年6月辞去教培工作回到四川犍为县老家后，月亮度过了大半年无业的“全职”状态。她发现，自己不仅是女儿，还被迫成了父母的“情绪垃圾桶”。“因为你在家，会有更多的机会听到我爸妈的一些事情。”月亮无奈地说。

以前在外地工作时，父母觉得她辛苦，会自觉过滤掉家族里的消极情绪。但现在，边界感彻底消失了。“我姨妈跟我妈吐槽完，我妈心情不好，转头就看我特别不顺眼，接着就是一顿毫无来由的争吵。”月亮敏锐地察觉到，“他们觉得我现在既没上班也没上学，天然就该承受这些，主打一个‘物尽其用’。”

更让她窒息的，是父亲将时间“塞满”的焦虑。

月亮的父亲常常看着无所事事的她叹气，争吵也由此而来：“他觉得在这个年龄段你不应该停下来。”

当月亮表示自己只是纯粹想休息时，父亲又会切入另一套县城逻辑：“你这样待在家，时间很空嘛，那你要不要去交个男朋友什么的？之前都说工作忙，那你现在至少捞一样吧（要么工作，要么结婚）。”

这种对年轻人“停顿”的不理解，以及将个人价值与婚姻、工作强行捆绑的功利性语言，深深刺痛了她。

阿玉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全职儿女”生活后，最初的美好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尤其是关于和父母同居，我之前还是想的有点太过于美好。”阿玉坦言。一年的备战考研与考公，加上日常的家庭琐事，让她的心态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现在经过这一年，我这个想法改变了。就是可能挣的再少，我也愿意出去花上一千块钱，去租一个房子。”

熟人社会的目光

如果说家庭内部的摩擦是隐秘的，那么来自县城“熟人社会”的审视，则是“全职儿女”们难以避免的外在重压。

河北青县的怡可，对这种“熟人社会的审视”有着近乎窒息的记忆。

“我周围县里的人，好像没有像我这样的。大家都已经结婚了，我的发小也结婚了，我一般就是宅家。”怡可说。为了躲避无意义的社交，她把自己的社交圈缩减到了极致，几乎没有花销。

但即便宅在家里，依旧避不开熟人圈层的触及。

当怡可从北京辞职回家时，大嫂不小心把她之前在北京“月薪一万、有餐补和宿舍”的待遇传了出去。这在小县城里迅速成了谈资。

一次，怡可和母亲去逛街，偶遇了母亲的同事。对方一看到怡可，立刻开始连珠炮式的发问：“怡可在北京回来了？你考没考那个教资？你学美术的话，你要考教资。”

紧接着，对方熟练地切入正题：“我们认识一个家里挺有条件的，怡可又有学历，正好可以去跟人家相一下亲嘛。”

这种无孔不入的“热心”，让怡可感到极度的不舒服和烦躁。“我感觉，虽然人已经二十多了，但是只要在家里，那个状况还是有点像小孩的感觉。周围一切都很熟悉，我甚至觉得我还在上高中，预期比实际年龄要小。听到这些，我就觉得：我才毕业刚一两年诶，我真正努力奋斗了吗？感觉很疑惑。”

更让怡可难以忍受的，是邻居和亲戚们对她未来规划的指手画脚。

当有人问起近况，怡可总是礼貌地回答：“最近就是在家里待着、歇着，然后去学点东西。”结果对方立马追问是不是还要读博，并抛出那句让怡可最反感的话：

“女孩子就不要再读了，再读就嫁不出去了，人家好的人都被挑走了。

在这种环境里，怡可不仅要对抗自己内心的迷茫，还要随时准备应付来自各路熟人的陈旧说教。这种高频的、细碎的精力消耗，远比大城市里高强度的工作更让人心力交瘁。

终将离去：妥协、突围与重新出发

在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阵痛与拉扯后，四位女生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一个选择：离开县城，重新出发。

最先做出决定的，是年龄稍长、阅历更丰富的米莱。

在辽阳灯塔市做了半年“全职儿女”后，她敏锐地意识到，与父母长期同处一个屋檐下，自己的独立生存能力正在被温水煮青蛙般消磨。

“后来发现，还是出来工作比当全职儿女强。”米莱说。她果断地结束了全职生活，重新投身职场。如今，她已经找到新工作，回到了忙碌但自主的轨道上。

河北青县的怡可，也选择了“向北突围”。2026年2月，她打包行李，离开了那个催她考教资、相亲的县城，一路向北，来到了黑龙江哈尔滨。

“我现在在哈尔滨上班，投简历投到了一家做艺术作品集的机构。”怡可的语气里多了一丝轻松。虽然哈尔滨离河北青县相当遥远，但物理上的距离，终于帮她隔绝了县城的碎语，找回了成年人该有的边界感与掌控感。

四川的月亮，也在2026年春节过后，重新找到了工作。

而最年轻的阿玉，目前依然走在备考的路上。不过，她给自己设定了“两年”的期限。无论考公结果如何，她都计划在两年内离开家、找工作。她深刻意识到：“女生还是要尽早独立，有经济基础。如果一直在这个家待着，父母还是能找到你身上存在的问题，人会变得越来越自卑。”

无法一劳永逸的退守

阿玉、怡可、米莱和月亮的故事，是这一代“县城全职儿女”的缩影。

她们在县城的退守与迷茫，不仅是个体在就业压力下的选择，更折射出当代青年与熟人社会之间难以消解的内在矛盾。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深刻描绘过中国的“熟人社会”：人际网络如同投石入水的涟漪，紧密交织却缺乏个体的隐私与边界。当在现代城市教育中完成了独立人格塑造、极度看重“边界感”的年轻一代，重新跌入规则单一、人情细密的县城网格时，这种观念上的错位，注定了家庭无法成为一劳永逸的避难所。

“全职儿女”的标签，一度给予了她们合法停留的理由，但家庭内部边界的消融与熟人社会无孔不入的凝视，最终将她们推向了同一个醒悟：没有一种退守是可以一劳永逸的。

事实上，对于“全职儿女”这一时代现象，主流社会正逐渐展现出理性的审视与包容。正如光明网发布的《“全职儿女”被热议，怎么看》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全职儿女’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当代年轻人的择业观正在改变，他们对工作‘宁缺毋滥’，不仅关注收入的高低，也希望在工作中找寻更多获得感。在反对躺平式‘啃老’的同时，也要对年轻人求职途中适当放慢人生节奏给予包容。”

因此，当她们选择再次打包行李，告别父母的庇护，走向寒冷的哈尔滨，或是重返考场与职场的洪流时，这绝不是一次狼狈的逃窜，而是他们积蓄力量后，一次主动、清醒的“突围”。

县城的熟人网格依然绵密，但走过这一遭的年轻人们，已经学会了在依赖与独立之间，画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边界线。他们终于明白，真正的避风港不在别处，正踩在自己一步步走出的、充满不确定却无比自由的道路上。

（阿玉、怡可、米莱和月亮均为化名）

（作者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5级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统筹 石闯

编辑 程子鑫 实习生 张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