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八百年基业，始于丹阳。自汉代以来，楚始都丹阳究竟身在何处，始终是先秦史聚讼不休的重大公案，秭归说、枝江说、当涂说、襄阳宜城说众说纷纭，各家引经据典，莫衷一是。随着清华简《楚居》的问世，战国楚人亲笔写下的原始史料浮出水面，其中 “鄀国盗牛” 的记载，为锁定熊绎所居丹阳，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厘清古鄀国的地理位置，便可拨开层层后世附会，直指楚国最初立国的夷屯，也就是丹阳，就在今天河南淅川丹淅交汇之地。

《史记・楚世家》明确记载：“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周成王封熊绎为子爵，国土仅五十里，辟处荒蛮，筚路蓝缕。而清华简《楚居》留存下一段传世典籍从未记录的开国往事：“至酓绎，与屈紃，思鄀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内尸，抵今曰夕，夕必夜”。

翻译成白话：熊绎与大臣屈紃，占卜之后迁居夷屯，修建宗庙楩室。宗庙落成，却拿不出用于祭祀祖先的牲畜祭品，于是就近盗取鄀国一头尚未长角的小牛。害怕鄀国主人前来追责，便连夜宰杀举行祭祀。由此形成楚人 “夕祭必于夜间” 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战国。

这则故事，不只是一则趣味典故，更是一份地理坐标。史料文本透露出一个硬性史实：熊绎的都邑夷屯（丹阳）必须与鄀国地域紧密相邻，距离很近，才能够完成 “窃犝以祭” 这一行为。如果两地相隔数百里山川阻隔，连夜往返盗牛在现实层面完全无法成立。因此，考定西周早期鄀国的地望，便是破解丹阳地望的核心突破口。

古鄀国并非单一不变的城邑，金文与《左传》记载，鄀国有上鄀、下鄀之分。允姓之鄀，西周立国于丹淅流域，都于商密，也就是今天河南淅川大石桥乡一带，后世史学界称之为下鄀；春秋时期受秦国逼迫，鄀国部族向南迁徙到汉水之南的今湖北宜城，是为上鄀本国。鲁文公五年，《左传》记载 “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商密，即是淅川境内的鄀国旧都。这就说明，西周熊绎时代，鄀国核心就在淅川丹水、淅水交汇区域，与夷屯接壤，完全契合《楚居》“窃鄀人之犝以祭” 的地理条件。若丹阳远在湖北宜城、秭归，则与早期鄀国的地缘位置互相矛盾，故事在地理逻辑上无法自洽。

丹阳，顾名思义，为丹水之阳，丹水北岸。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解：“丹阳，故楚都，在今均州。丹水、淅水二水名，所谓丹淅”。丹水与淅水在淅川境内交汇，丹淅之会，正是古丹阳的地理基础。此地扼守豫、陕、鄂三省咽喉，沿丹江可溯陕南，顺汉水可下江汉盆地，是早期楚人立国的绝佳据点。楚人以此五十里封地为根基，而后逐步向南开拓荆山，走向江汉，和《史记》“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的记载，是先后迁徙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建都荆山腹地。

文献之外，淅川的考古遗存，为丹阳淅川说提供实物佐证。丹江口水库库区，淅川境内发现规模庞大的楚贵族墓葬群，包含下寺、和尚岭、徐家岭墓地，出土王子午鼎、云纹铜禁等国宝重器，铭文可与传世史书互证。这批高等级贵族墓时代虽多属于春秋中晚期，此时楚国都城早已南迁郢都，但多位楚国令尹、王室重臣归葬丹淅故土，印证了丹淅是楚人的祖源故土，是先祖起家的始封之地，遵循先秦贵族归葬祖籍的传统习俗。

反观其他诸说，都存在难以回避的硬伤。安徽当涂丹阳，距离周初楚蛮地域相隔千里，郦道元在《水经注》早已驳斥，“寻吴楚悠隔，蓝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后世已经基本被学界排除。秭归说、枝江说，主要出自后世魏晋南北朝地理著作，不见于西汉早期原始记载。而襄阳宜城上鄀，是春秋鄀国南迁之后的城邑，西周初年此地尚不属于鄀国本土，时间线对不上清华简熊绎时代的记载，无法解释 “鄀国盗牛” 的地缘逻辑。

当然必须客观说明：迄今为止，淅川地区尚未发掘出西周早期丹阳城垣的完整城址。先秦早期都邑本身城墙建筑未必宏大，加之丹江千百年淤积、丹江口水库蓄水淹没，古城遗址埋藏于水下，给考古发掘造成巨大障碍。但出土文献、传世史籍、金文记载、贵族墓地多重证据链条，已经指向同一个结论：熊绎受封之丹阳，清华简所记熊绎迁居的夷屯，就在河南淅川丹淅之会。

过去丹阳地望争论，很多是把楚人后世南迁之后带去的旧地名，误当作始封都城原地。古代部族迁徙，常常将旧都之名带到新占领土地，造成多地同名的现象。丹阳一名，随着楚国扩张，被楚人带到江汉各地，衍生后世多种说法。而清华简是战国楚人的本国记录，距离熊绎时代远比后世地理志更近，其 “夷屯 — 鄀国” 的相邻地理线索，是无法绕开的第一手证据。

综合来看，《楚居》“鄀国盗牛”，不是一则戏谑传说，而是一把地理标尺。熊绎立国夷屯，毗邻鄀国，鄀国之初在淅川商密，丹阳即丹水之北的丹淅之地。千年公案，出土文献与史籍互勘，楚始都丹阳，应当就在今天河南南阳淅川丹淅交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