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与几个老友小聚，席间得知一位老同学刚在华西医院做完第二次胃肠道手术。正说着，他不经意间露出腹部的缝合处，我也鬼使神差地撩开自己的衣衫，指着肚皮上那道长长的疤痕，颇有些自豪地跟他讲：“我这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挨的。那时候我才十多岁，在大巴山深处的南江县医院做了胃大部切除术，整整缝了十九针。你看，这不也好好的，后来还考上了大学。现在硬饭能吃，辣的也敢碰，偶尔还能喝上一二两白酒。”

几个朋友听了都瞪大了眼睛，直呼不可思议。七十年代的南江县，那是何等偏远闭塞的地方，医疗条件落后得难以想象，居然能做这么大的手术？有人跟我开玩笑：“你可真得好好谢谢县医院的‘不割死之恩’啊！”我哈哈大笑，笑罢却慢慢收了笑意，跟他们讲起了那段很少提及的往事。

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个年代的南江县医院，藏龙卧虎。很多医生都是从上海医科大学、四川医学院、泸州医学院等名牌院校毕业的高材生。不是他们愿意留在大山里，而是当年国家的政策就是把医疗重点放在边远地区，放在广大农村。那些怀揣着理想的年轻人，一毕业就背起行囊，一头扎进了大巴山的褶皱里，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山里的百姓。直到改革开放后，这批医术精湛的医生才陆续被省内外的大医院“挖”走，南江县医院的黄金时代也渐渐成了传说。

每次摸着这道疤，我都在想，自己实在是幸运。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不是国家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山区，不是那些心甘情愿留在穷山沟里的好医生，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孩子，摊上这种在当年算得上“要命”的大病，恐怕只能在家里熬着、等着，哪还有什么后来的大学、工作，更别说如今能坐在这里跟朋友们谈笑风生。说自己是“死过一回的人”，一点都不夸张。

前些年回南江，偶尔还能听到老一辈人说起那些老医生的名字，说他们如何背着药箱翻山越岭去出诊，如何在简陋的手术室里救活了一个又一个山里人。他们献了青春献子孙，把根扎在了泥土里，也把生的希望种进了千家万户。

朋友那句玩笑话其实没说错——我确实该谢，而且要谢的远不止“不割死之恩”。我要谢那个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年代，谢那些不计得失、扎根山区的医者，谢他们用一双双妙手，托住了无数像我这样普通山区孩子的命。这道十九针的疤痕，于我而言，从来不是病痛的印记，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救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