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的崇龛之行，我在《潼南寻踪：在陈抟故里，遇见一段被沉静守护的文脉》一文中，将多年埋首典籍的考证交付给了琼江边的那片山水。钦真观的古柏、陈抟洞的石壁、八角井的清泉、睡仙山的轮廓，一一印证了史籍所载，也让一段被世俗误读千年的道脉，在我心中尘埃落定。

然而，离开潼南时，我心中始终存着一份未尽之意。陈抟的道，只是潼南文脉的一面。这片土地的厚重，远非一位隐士可以概括。定明山下那尊凿了二百九十年的金佛，双江镇里那个二十九岁便流尽热血的生命，以及从同一座院子里走出去的国家主席——这些人与事，与陈抟的道脉一起，共同构成了潼南完整的精神版图。道、佛、儒，三条文脉，在涪江两岸交汇，缺一便不可谓之全。

于是八月初秋，我再次踏上了去往潼南的火车。

这一次，没有了初见的陌生与试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归乡的安然。车窗外的丘陵依旧平缓温润，涪江的支流在山谷间时隐时现。我知道，这片土地不会让我失望。它从不喧哗，却从不吝啬将最深的东西，交付给愿意沉下心来的人。

二、定明山下，一尊佛的二百九十年

大佛寺在潼南城西一公里的定明山下，涪江从山脚下蜿蜒流过。此山古称定明山，亦名龙多山，清光绪《潼南县志·山川志》载："定明山，在县西一里，下有涪江，上有大佛寺。"山不高，却因一尊佛，名垂千载。

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3年），初名"定明院"，又名"南禅寺"。这一记载，见于《舆地纪胜》《潼南县志》等多部典籍，向无异说。但真正令此寺名动天下的，并非寺院本身，而是崖壁上那尊通高十八点四三米的饰金大佛。

关于大佛的开凿年代，历史上曾有争议。民间多传为唐代所凿，实则不确。据《遂宁县志》《舆地纪胜》及寺内现存碑刻综合考证，大佛的开凿是一场跨越唐宋两代、历时二百九十年的接力工程：佛首刻于唐咸通末年，佛身则凿于南宋绍兴年间。故世称"唐头宋身"——头是盛唐的丰腴圆润，带着雍容气度；身是南宋的柔和内敛，多了几分市井亲切。两个朝代，两种审美，在同一尊佛身上浑然一体，如隔世之人隔崖握手，彼此颔首。

我站在七檐佛阁前，仰头看那层层叠叠的飞檐。这座依崖而建的木结构楼阁，高约三十米，七重飞檐，是中国现存最早使用全琉璃顶的古建筑之一。明人在大像之上覆此七重飞阁以蔽风雨，历经数百年风雨而不倒，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阁内那尊佛，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推开殿门，幽暗扑面而来。香烛的气味混合着老木头与石头的气息，沉而厚。几扇高窗透进微弱的光，恰好落在佛的面部。通体贴金的佛身，在幽暗之中散发着柔和而庄严的光，左手抚膝，右手仰掌，双目微垂，目光落在每一个走进来的人身上，又好像越过了所有人，看向更远的地方。

十八点四三米，相当于六层楼的高度，胸围八点三五米，从崖壁上一锤一凿地抠出来。它是世界第七大佛，更是世界第一大室内饰金大佛，与乐山大佛齐名，位列"蜀中四大佛"之一，有"金佛之冠"的美誉。这些数据，不是夸张的宣传，而是见于《潼南县志》《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等权威文献的确凿记载。

但真正令我动容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人。

二百九十年。这是什么概念？一代人出生，长大，老去，死去，下一代人接着凿；凿不完，再下一代人接着来。十代人，在同一块岩壁上，做同一件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终其一生都见不到佛的全貌，他们只知道自己手里的这一锤、这一凿，是在为一个看不见尽头的工程添一块石、去一片岩。没有人催工期，没有人记绩效，甚至连主持开凿者的姓名，大多都湮没在了时间里。他们只是相信，这件事值得做，值得用一生去做，值得用十代人去做。

这种相信，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了。我们活在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什么都要快，快到连等待都成了奢侈。而潼南的工匠们，用二百九十年凿一尊佛，他们不着急，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急不得。

这让我想起了陈抟。陈抟的先天易学，经弟子种放、穆修一代代传承，最终抵达周敦颐，促成《太极图说》问世，直接开启宋明理学的宏大源流。《宋元学案》中明确将陈抟列为理学思想的重要先驱。这也是一种接力，一种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一尊佛的开凿，一脉学的传承，形式不同，内核却是一样的——都是相信，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长久，值得用一生去守护，甚至用十代人去接续。

殿内的碑刻，为这场接力留下了文字的证据。清嘉庆七年《重装大佛金身序》、同治九年《大佛装金记》，详细记载了大佛自宋以来历次装金的经过。据碑文所载，大佛自宋凿成后，历经宋、清、民国以至现代，先后四次装饰金身。每一次装金，都是一场盛大的民间动员，士绅捐资，百姓出力，所有人都把为佛装金当作一件积德的大事。这些碑文，不仅是宗教活动的记录，更是一部民间信仰史，一部地方社会史。

走出大佛殿，沿石阶上行，便是了翁亭，又名鉴亭。此亭为南宋理学家魏了翁所创修。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人，官至端明殿学士，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他曾以潼川转运判官行遂宁府县事，往来于潼南一带，见定明山风景清幽，遂创修此亭，以为游憩读书之所。

值得玩味的是，魏了翁一生反对佛学，以理学正宗自居，却在佛寺之侧建亭读书。这看似矛盾，实则恰恰是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气度——儒释之间，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彼此映照、相互滋养。亭上有民国三十年修复时所撰楹联："破关而来，一亭独立江表；了翁不见，五蕴空似禅门。"联语既吊魏了翁，又暗合佛理，儒佛之间，宛然一笑。

了翁亭之下，岩壁上集中了七个年代的洪水标记线和题记。始刻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续有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十五年（1889）、民国三十四年（1945）、一九八一年、二〇二〇年等历次大洪水的标记。这些题记，是涪江水文史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灾难记忆。五百年来，涪江涨了又落，落了又涨，而佛就在崖壁上坐着，看水涨水落，看人间悲欢，一言不发。

在长达一公里左右的岩壁上，还存有隋、唐、宋、元、明、清、民国造像群一百二十六龛、九百二十八尊。其中东岩的隋代造像，成于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是西南地区最早的宗教摩崖造像，比大佛还要早二百六十余年。此外，还有南宋理学家魏了翁、明代学者席书、清代名臣张鹏翮等历代官吏文人题咏石刻八十七通，造像记、题记三十一则，字体各异的楹联二十一副。这些造像与碑刻，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四百年，堪称一部刻在崖壁上的中国西南宗教史与文化史。

席书，明代遂宁人，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是"大礼议"中的关键人物。张鹏翮，清代遂宁人，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是清代四川官位最显赫、名声最响亮的人物。这两位潼南附近的历史名人，都曾在大佛寺留下题咏。他们的到来，让这座偏处一隅的佛寺，多了几分士大夫的人文气息，也让佛的慈悲，与儒者的担当，在这片崖壁上有了交集。

我沿涪江边的步道缓缓而行，对岸是潼南的新城，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光。一边是一千四百年的摩崖造像，一边是拔地而起的现代楼宇，中间隔着一条涪江。江水不宽，却很深，绿莹莹的，水面上有小船缓缓驶过，留下一道长长的水痕。

我忽然觉得，潼南这座城的气质，就藏在这幅画面里。古老的和崭新的，信仰的和世俗的，安静的和热闹的，它们不冲突，不打架，就那样隔着一条江，彼此望着，彼此包容。佛在山上坐了一千多年，看江水涨了又落，看城池毁了又建，看人间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不说话，只是坐着，用一种永恒的姿态，对抗着时间的流逝。

三、双江镇，从清白传家到红色信仰

从大佛寺出来，我去了双江镇。

双江在潼南西北，距县城约十公里。镇因猴溪、浮溪二水环绕而得名。据民国《潼南县志》记载，双江古镇始建于明末清初，至今保存着完整的网状街巷格局，九条清代街道蜿蜒交错，串联起禹王宫、源泰和大院等二十余处清代民居建筑，是中国第一批十大历史文化名镇。

但真正让双江名垂青史的，不是它的建筑，而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人。

走进古镇，青石板路蜿蜒向前，两旁是清代的民居，木结构的房子，黑瓦覆顶，白墙斑驳，露出底下的青砖。屋檐下挂着红灯笼，风一吹，轻轻晃动。巷子很窄，阳光从屋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条条金线。空气中有老木头的气味，混合着饭菜的香味，还有谁家院子里飘出来的桂花香。

双江的建筑以杨氏民居为冠。据潼南区档案馆珍藏的《杨氏族谱》记载："光绪四年，杨守鲁始建宅第，历时十二载方成。"这座占地五千余平方米的大院，被誉为"清代民居博物馆"，院内有精美的镂空雕刻"双狮戏绣球""双狮解带"，还有西南地区保存最好的小姐绣花楼。二〇〇六年，杨氏民居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我此行的重点，不是这座装饰精美的大院，而是镇子西郊那座朴素的"四知堂"。

四知堂，又名长滩子大院，是杨尚昆同志的诞生地。据《杨氏族谱》记载，此院由杨尚昆的曾祖父杨世绥始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占地约二千八百平方米。杨世绥是双江杨氏的发家之人，他经营的"曾鸿泰"商号，是遂宁城外首屈一指的大商号，时人有"曾鸿泰，杨三泰"之谚，形容其家业之盛。

然而，这位富商大户为宅院取名"四知堂"，并在堂中高悬"清白传家"匾额，晨昏奉祀不辍。这四个字，不是附庸风雅，而是杨氏家族血脉深处的精神密码。

双江杨氏，宗系出弘农华阴，乃东汉名臣杨震后裔。据《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任东莱太守时，途经昌邑，此前由他举荐的县令王密深夜前来，怀金十斤以赠。杨震拒收，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正色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惭愧而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暮夜却金"的故事。杨氏后人以"四知"为堂号，以"清白传家"为祖训，就是要把这份清白耿介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我站在四知堂的堂屋里，看着墙上镌刻的《杨氏家规》十六条：宗约当遵，祠墓当展，谱牒当重，族类当辨，名分当正，宗族当睦，闺门当肃，蒙养当豫，姻里当厚，职业当勤，赋役当供，争讼当息，节俭当崇，邪惑当禁，守望当严，礼教当循。这十六条家规，涵盖了宗族、伦理、修身、处世、治家等方方面面，是典型的儒家家训，也是杨氏家族得以绵延不衰的精神根基。

堂中还有一副对联："事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留半亩地子种孙耕。"语虽平实，却蕴含着深厚的处世智慧。这样的家风，这样的家训，塑造了杨氏子孙的气质，也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杨世绥生传鼎，传鼎生宣永。宣永，字淮清，就是杨闇公与杨尚昆的父亲。据《杨氏族谱》及地方史料记载，杨淮清是一位开明绅士，他不挂牌行医，有来求医者便义务诊治，却从不给自己的亲人开处方，只与请来的医生共同商讨。乡人问其故，他说："给亲人治病，开重药下不得手。"仅此一事，便可见其为人之厚道与谨慎。他原配邹氏，续弦邱氏，邱氏即杨尚昆生母。杨淮清育子女十三人，男九女四，杨闇公为长房第四子，杨尚昆则排行第五。

就是这样一个恪守"清白传家"祖训的家族，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走出了两个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我先去了杨尚昆旧居。旧居的展陈里，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把一个人的一生缓缓铺开。一九〇七年，杨尚昆出生在四知堂，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然后他离开双江，去成都，去上海，去莫斯科，去延安，去北京，走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他经历了长征，经历了抗战，经历了解放战争，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改革开放，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任国家主席。

最让我驻足的，是院子里那间小小的书房。一张木桌，一把木椅，一盏油灯，墙上挂着一幅字。屋子很小，很简陋，和外面的大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站在门口，想象着一百多年前，一个少年坐在这里，就着油灯的光，读着书，想着外面的世界。他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走那么远，会经历那么多，会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席。他只是一个少年，在涪江边的小镇上，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而他的四哥杨闇公，比他大九岁，走了一条更短、更烈、更震撼的路。

从杨尚昆旧居出来，我去了杨闇公烈士陵园。陵园在镇子边上，一条宽阔的柏油路直通入口，路两旁是高大的柏树和香樟，郁郁葱葱，把八月的暑气挡在了外面。入口处，一块巨大的石碑上刻着"杨闇公烈士陵园"几个红色的大字，旁边是一面红色的党旗雕塑，在绿树的映衬下，红得触目惊心。

我站在陵园门口，脚步有些沉重。

杨闇公，名尚述，字闇公，一八九八年三月十日生于双江镇。关于他的生平，《杨闇公日记》《中共重庆地方史》等文献有翔实记载。他十五岁离开双江，去南京、上海、日本求学，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四年，他与吴玉章等人在成都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一九二五年自行取消该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重庆团地委组织部长、书记，创办重庆中法学校。一九二六年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首任书记，后兼任军委书记，与朱德、刘伯承、陈毅共同发动领导了顺泸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尝试。

杨闇公的日记，是研究他生平的第一手资料。这部日记记录了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二六年的经历，现存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日记曾被藏在墙洞中二十多年，得以躲过战乱与浩劫，一九七八年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书名出版。我曾读过这部日记的节选，文字朴实而坚定，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革命理想的执着。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生如马驹过隙，岁月难再，吾辈当努力。"这样的句子，出自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之手，读来令人动容。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杨闇公在惨案中脱险，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于四月一日进城召集党团负责人秘密开会，商讨对策，并决定冒险去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四月四日，他乘船前往武汉，因叛徒告密，被刘湘的便衣特务抓捕。

被捕后，敌人以高官厚禄诱降，只要他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可以活命，就可以飞黄腾达。杨闇公严词拒绝。敌人恼羞成怒，对他施以酷刑。据《重庆党史》《杨闇公传》等史料记载，军阀惧于他的雄辩，残忍地割去了他的舌头；杨闇公忍住钻心疼痛，不能用嘴喊，就用眼睛怒视敌人；刽子手又挖去了他的双眼；即便如此，他仍以手指敌，敌人又砍断了他的双手。最后，身中三弹，壮烈牺牲于重庆佛图关。

那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杨闇公年仅二十九岁。

临难前，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他说："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

二十九岁。我今年也快三十了。二十九岁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在为工作焦虑，为房贷发愁，为一篇稿子写不出来而熬夜。而杨闇公，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已经为他的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走进陵园，沿着林荫道慢慢走。路很干净，没有什么人，只有蝉在树上叫，声音很大，却让陵园显得更静了。两旁的树很高，枝叶交错，在头顶搭成了一个绿色的穹顶，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地上，像散落的金币。我走得很慢，好像走快了，就是对这里的不尊重。

杨闇公为自己的儿女取名杨赤化、杨共产。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这样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他不是不知道危险，他比谁都清楚，但他还是选择了这条路。他本可以继承家业，做一个体面的乡绅，在涪江边的小镇上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但他没有。他和陈抟一样，都在可以选择安逸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陈抟生逢唐末五代，天下动荡，他放弃科举仕途，隐居山林，以一身孤绝承续易学道统；杨闇公生逢清末民初，国破家亡，他放弃万贯家财，投身革命，以二十九岁的生命点燃火种。一个选择了道，一个选择了革命，道路不同，但那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我独往矣"的孤绝，是一模一样的。

而杨尚昆，作为杨闇公的五弟，在四哥牺牲后，继续沿着四哥的路走下去，走了整整六十二年，从长征走到延安，从抗战走到解放，从新中国走到改革开放，最后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一九九三年，九十岁的杨尚昆第三次回到双江，在四哥杨闇公的烈士墓前献上花圈，说了一句令人动容的话："是你成就了我。"

一个家族，从同一个院子里走出去，一个用生命点燃火种，一个用一生守护火种。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四知堂里那块"清白传家"的匾额，追溯到《杨氏家规》里那十六条祖训，追溯到东汉杨震那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千年回响。

从清白传家到红色信仰，从儒家家训到共产主义理想，看似跨越了两千多年，实则一脉相承。它们的内核是一样的——都是相信，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活着；都是相信，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比家产更珍贵，值得用一生去坚守，甚至用生命去换取。

从陵园出来，我又在古镇里走了走。巷子深处有一家小茶馆，几个老人坐在竹椅上，摇着蒲扇，摆着龙门阵，桌上的茶碗冒着热气。旁边的小卖部里，一个老板娘正在整理货架，收音机里放着川剧，咿咿呀呀的。一个光着膀子的小男孩从巷子里跑过，手里拿着一根冰棍，笑得满脸都是阳光。

这些画面，和陵园里的肃穆，好像隔得很远，又好像离得很近。杨闇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孩子们能光着膀子吃冰棍，老人们能坐在茶馆里摆龙门阵吗？他想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而是这些具体的、琐碎的、人间的幸福。

四、三种信仰，一座城的千年底色

离开潼南的时候，又是一个午后。火车沿着涪江行驶，窗外的江水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条金色的丝带，系在这片土地的腰间。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向后退去，心里有一种很深的充实，比上次离开崇龛时更甚。

因为这一次，我终于把潼南看完整了。

上次来，我看到的是崇龛的陈抟——一个在五代乱世中以一己之力承续易学道统的隐士。据《易龙图序》《祥符图经》《舆地纪胜》等典籍考证，陈抟为西蜀崇龛人，他创绘"太极图""先天方圆图"，著《易龙图序》《指玄篇》《观空篇》，其思想经种放、穆修传至周敦颐，直接开启宋明理学。他代表的是"道"，是出世的坚守，是在浮躁中守静、在功利中守朴的精神。

这一次来，我看到了大佛寺的佛——一尊十代人用二百九十年凿成的金佛。据《遂宁县志》《舆地纪胜》及寺内碑刻考证，大佛"唐头宋身"，通高十八点四三米，是世界第一大室内饰金佛。它代表的是"佛"，是信仰的接力，是在时间的长河里，一代又一代人为了同一个信念前赴后继的耐心。

我还看到了双江的杨家兄弟——一个二十九岁壮烈牺牲的烈士，一个走过长征走到国家主席位置上的弟弟。据《杨氏族谱》《杨闇公日记》《中共重庆地方史》等文献记载，他们出身于"清白传家"的杨氏家族，从四知堂走向全国，一个用生命点燃火种，一个用一生守护火种。他们代表的是"儒"，是入世的担当，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是用生命和热血书写的家国大义。

道、佛、儒，三种信仰，三条文脉，在潼南这座小城里，奇妙地交汇了。

这不是巧合。潼南这片土地，自古就是巴蜀交界之地。据《潼南县志》记载，东晋永和三年（347年）便在此置县，唐代中期至宋代初期，今潼南辖区内曾同时设置遂宁、青石、铜梁、崇龛四县，"四县同置"成为潼南历史上的高光时刻。这样的地理与历史，造就了潼南天生的包容性——它能把不同的东西吸纳进来，融合在一起，长出自己的模样。

唐代的佛头可以接上宋代的佛身，陈抟的道家思想可以开启宋明的儒家理学，杨家的清白家训可以孕育出共产主义的革命信仰——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什么是不能相融的，没有什么是不能接力的。

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潼南这座城这么安静，这么不慌不忙。因为它见过太多了。它见过隋代的工匠在崖壁上凿出第一尊造像，见过唐代的僧侣在定明山下建起第一座寺院，见过宋代的文人在了翁亭里读书论道，见过陈抟在明月山里悟道，见过杨闇公在刑场上就义，见过杨尚昆从这个小镇走到天安门城楼上。一千四百多年的风云，都从这片土地上碾过去了，它还有什么好急的？

它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待着，守着它的佛，守着它的道，守着它的魂，等着有缘人来，一处一处地寻，一层一层地懂。

而我，就是那个有缘人。两次潼南之行，一次暮春，一次盛夏；一次崇龛，一次大佛寺与双江。我用两次脚步，把这座城的三种信仰，串在了一起。这不是一篇游记能写完的，也不是一篇考证能说清的，这需要用脚步去丈量，用时间去沉淀，用心去感受。

火车驶过一座大桥，涪江在桥下拐了一个弯，然后向着更远的地方流去。我看着那江水，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时间从来不是线性的，过去、现在、未来，它们同时存在于这片土地上。隋代的工匠、唐代的僧侣、五代的隐士、宋代的理学家、清代的乡绅、民国的烈士、今天的我们，我们都在同一条涪江边，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晒着同样的太阳，做着各自的选择。

有的人选择凿佛，用十代人的时间，做一件看不到尽头的事；有的人选择修道，用一百一十八岁的寿命，守一段不能断裂的文脉；有的人选择革命，用二十九年的生命，换一个看不见的未来。他们都没有错，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人，应该怎样活着？

涪江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潼南的轮廓在视野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点，消失在丘陵的褶皱里。但我知道，我还会再来的。也许是秋天，来看崇龛的田野；也许是冬天，来看大佛寺的雪落在飞檐上。潼南这个地方，去一次，是寻踪；去两次，是懂了；去三次，就是回家了。

而现在，我已经开始懂了。

火车继续向东，重庆的高楼又出现在了视野里。我收回目光，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的，是崇龛陈抟山顶的远眺，是大佛殿里那束透过高窗的光，是了翁亭上那副儒佛相映的楹联，是四知堂里那块"清白传家"的匾额，是杨闇公日记里那句"人生如马驹过隙"，是陵园里那片郁郁葱葱的松柏，还有涪江面上，那道被小船划开的、久久不散的水痕。

这些画面拼在一起，就是潼南——一座有道、有佛、有儒的城，一座安静了一千四百多年，还会继续安静下去的城。

历史从不喧哗，真正伟大的灵魂，向来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