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焱希 于枫洲 路硕

祝王寨村小学新修建的大门

“1、2、3……”

初夏，73岁的刘兰（化名）拄着拐杖，再次走进祝王寨小学。隔着教室的窗户，她慢慢数着里面的学生。

“这个班只剩下11个孩子了。”

国旗仍在校园上空飘扬。操场边生出了杂草，教学楼的墙面有些斑驳，教室里传来稚嫩的读书声。声音并不小，却衬得校园更加空旷。

刘兰在这里教了四十年书。她记得学校最热闹的时候。下课铃一响，几百名学生从教室里涌出来，操场上到处是奔跑和喊叫的孩子。

如今，六个年级加上学前班，总共只有86名学生。

这所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村级小学，曾经承担着几代村民的启蒙教育。它从土坯房变成砖瓦房，又有了多媒体教室、图书角和体育器材，却在办学条件逐渐改善之后，迎来了学生人数持续下降的难题。

学校变得更像一所现代学校了，孩子却越来越少。

从700多人到86人

祝王寨村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祝王寨小学在校生最多时有700多人，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

席立军（化名）在祝王寨小学工作了20年。如今，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据他介绍，2010年，学校还有380多名学生；2015年，下降到180多人；2020年，只剩120多人。到2026年春季开学，全校六个年级加上学前班，共有86名学生，人数最少的年级只有11人。

“2014年以后，学生减少得特别快。”席立军说，“我们学校的情况还算好的，周围几所村小已经撤并了。那些孩子，要么到我们学校，要么到县城上学。”

祝王寨村小学每周一的升旗仪式

刘兰正是在2010年退休的。她离开讲台时，学校还有380多名学生。十六年后，她重新站在教室窗外，六个年级的学生加在一起，已经不及过去两个班。

也是在2014年前后，当地县城新增了两所民办学校。一些学校安排校车到村里接送学生，车有时就停在祝王寨小学门口。

说到这里，席立军的语气重了起来。

“车直接开到学校门口接学生，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校车把县城学校的招生延伸到村口，也让进城上学成为更容易实现的选择。

祝王寨小学的生源减少，首先与人口流动有关。村里不少青壮年在西平县城、驻马店市区乃至更远的城市务工。有的父母把孩子带在身边，有的在县城租房、买房，把孩子接到身边上学。

此外，主动择校也是生源减少的重要原因。即使父母仍在村庄附近工作和生活，一些家庭也会把孩子送入县城学校。对他们而言，县城意味着更好的师资、更丰富的课程和更多的教育机会。

村民王先生在县城打工。为了让孩子进入县城实验小学，他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

“县城学校条件好一些，周围还能找到辅导班。我们当家长的苦一点，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说。

对这个普通家庭而言，进入县城学校意味着一种教育机会，也意味着一笔额外的生活支出。在“不能让孩子落后”的担忧下，王先生仍然认为这笔支出值得。

与此同时，村里的适龄儿童总量也在减少。

过去，学校开学时，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报名；现在，老师需要挨家挨户走访，了解适龄儿童的去向。即使如此，一些家长仍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往县城。

家庭迁移、主动择校和适龄儿童减少，共同压缩着村小的生源空间。随着部分学生随父母进城或转往县城学校，留在村小的孩子中，留守儿童占据了较高比例。

据学校统计，现有学生中，留守儿童占比超过七成，还有一些来自单亲家庭或生活困难家庭。父母常年在外，孩子主要由祖辈照顾。对这些家庭来说，村小不只是一个教育选择，更是能够就近入学的现实依靠。

在一部分孩子进入县城学校后，祝王寨小学接住了那些仍然留在村庄里的孩子，也承担起越来越明显的兜底功能。

学校变新了，也变空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祝王寨村还是一片土坯房错落分布的村落。学校最初由旧寨院和祠堂改建而成，只有三间土坯教室、两名民办教师。

高中毕业后，刘兰选择回到村里教书。

“那时没想过能挣多少钱，就觉得村里的孩子不能没书读。”她说，“我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能教孩子识字、算数，也算有一点本事。”

刚参加工作时，她每月只有5元工资。后来，工资逐渐涨到12元、24元。直到1995年转为公办教师，她的收入才逐步稳定下来。

比收入更紧张的是师资。

学生多、教师少，一个人同时带几个年级是常有的事。最多的时候，刘兰一个人要给四个年级上课。语文、数学、品德、音乐、美术都要教，有时还要兼任体育老师。

“一个班上课，另外几个班就先写作业。”她说，“这个年级讲完了，再转过去给另一个年级讲。一天到晚，基本停不下来。”

那时学校缺教师，是因为学生多、教师数量不足。如今，祝王寨小学依然缺教师，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短缺。年轻教师来了又走，留下来的教师一年年老去。

四十年间，刘兰看着学校一次次改变。

上世纪80年代，土坯教室变成砖瓦房；90年代，学校换了课桌和黑板，修建了操场；2000年以后，随着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增加，多媒体设备、图书和体育器材也陆续进入校园。

刘兰从年轻教师变成学校的骨干，又从孩子们口中的“刘老师”变成了“刘奶奶”。

现在，祝王寨小学已经有了专门的多媒体教室。

采访当天，教室里正在播放电影《圆梦巨人》。窗帘被拉上，灯也关着，屏幕的光落在孩子们脸上。教室前方放着一块用于遮盖设备的白布，孩子们安静地看着电影。

硬件已经进入村小，但设备能否真正转化为教学资源，仍然取决于教师。对一所教师年龄偏大、学科结构不够完整的学校而言，硬件条件得到改善，并不意味着城乡教育差距已经消失。

从土坯房到多媒体教室，祝王寨小学用了几十年。它终于拥有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办学设备，却在硬件逐渐完善之后，面对学生和年轻教师不断减少的现实。

学校一年年变新，也一年年变空。

年轻教师来了又走

祝王寨小学现有9名在编教师，其中6人年龄在50岁以上，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只有2人，教师平均年龄约52岁。

“年轻教师考进来，工作几年以后，往往会想办法调到县城或者乡镇中心小学。”席立军说，“其实我也能理解。年轻人要考虑家庭、生活，也要考虑以后怎么发展。”

据席立军介绍，近十年间，学校先后有12名年轻教师调离。

在他看来，通勤条件、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机会，都会影响年轻教师的去留。对不少青年教师而言，在村小任教不仅意味着工作地点偏远，也可能面临教研资源较少、培训机会有限等问题。

留下来的，大多是长期扎根当地的老教师。

他们熟悉村庄，也了解许多孩子的家庭状况。但随着年龄增长，面对多媒体教学、课程改革和新的教学要求，他们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51岁的张华（化名）已经在村里教了34年书。

“我们也想把多媒体用起来，也想多开一些兴趣课程。”他说，“但老教师对电脑不熟练，年轻教师又少，音乐、体育、美术也没有专职教师。”

这些课程只能由语文、数学教师兼任。教师既要完成主要课程教学，也要处理行政事务，还要照顾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能够分配给兴趣课程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

学生少，本来可以成为开展小班化教学的优势。但当教师年龄、学科结构和专业资源无法与之匹配时，“小班”并不会自然变成“优质”。

师资结构也影响着家长对学校的判断。一些家长并非否认村小教师的责任心，而是担心孩子接触不到更完整的课程、更丰富的活动和更稳定的学科教学。

家长越不愿意把孩子留下来，学校生源就越少。生源持续减少，又会影响学校的课程组织、资源配置和长期办学预期。

生源流失与师资不足彼此影响。学校需要更好的师资吸引学生，也需要相对稳定的生源留住教师。

“以前是办学条件差，想发展很难。”一名教师说，“现在条件改善了，却不知道学校还能怎么发展。”

接住留下来的孩子

退休以后，刘兰并未完全离开祝王寨小学。

十六年过去，她依然住在祝王寨村，饭后常常绕着学校走一圈。校园里多了一间间新教室，曾经拥挤的课堂却渐渐空了下来。

学校举办开学典礼、安全教育活动或者诵读比赛，她也会回来。年轻教师遇到教学问题，有时会上门请教，她便把自己过去的经验讲给他们听。

“刘老师就像学校的一部活历史。”年轻教师李老师说，“她知道学校以前是什么样，也知道村里每个家庭是什么情况。”

在教师们看来，村小教学最费心的地方，不只在课堂。

一些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学习和生活主要由祖辈照顾。一些祖辈在课业辅导和情绪沟通方面感到吃力，老师不得不在课堂之外承担更多责任。

他们要联系家长，处理孩子之间的矛盾，提供课后辅导，有时还要充当临时的“代理家长”。

对教师而言，学生人数减少并不意味着工作必然变得轻松。相反，当留守儿童和家庭照料资源有限的孩子占比上升，教师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孩子的基础可能不太好，但大多很听话。”张华说，“看到他们一点点进步，还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在村里教书虽然辛苦，也有在村里的好处。”

这种“好处”很难用明确的指标衡量。许多教师长期在当地任教，与学生及其家庭保持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教师不仅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也更容易注意到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并非所有家长都把县城学校视为唯一选择。

村民王女士的孩子在祝王寨小学读二年级。她认为，村小离家近，老师熟悉孩子，也方便家人照顾。

“这里的老师很负责任，把孩子放在学校，我们放心。”她说，“孩子现在的成绩也不差。”

对于留下来的家庭而言，选择村小并不完全意味着放弃竞争。距离、照料成本、家庭收入以及对教师的信任，都在影响他们的决定。

县城学校拥有规模和资源优势，村小则保留着另一种关系。教师认识学生，也熟悉他们的家庭；家长能够随时找到老师，孩子不必离开村庄或长途往返。

衡量一所村小的价值，不能只看学生成绩和办学规模。

它首先要保证的是，无论孩子来自怎样的家庭，都能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走进一间正常运转的教室。

“村里的孩子不能没书读。”

四十多年前，年轻的刘兰怀着这样的念头站上讲台。四十多年后，这句话仍然是祝王寨小学继续存在的理由。

一所村小，怎样继续办下去

按照相关政策口径，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属于乡村小规模学校。祝王寨小学已经进入这一范围。

在周围部分村小已经撤并的情况下，祝王寨小学能否继续存在，又该怎样办下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妥善处理学校撤并问题，强调“科学评估、应留必留、先建后撤、积极稳妥”。

问题的关键，也由此从“乡村学校要不要存在”，转向“哪些学校有必要保留，以及保留下来以后怎样保证教育质量”。

据席校长介绍，祝王寨小学已经被纳入当地城乡教育共同体，县城骨干教师会定期前来送教。学校利用相关资金修缮多媒体教室、增设图书角，也在尝试寻找适合小规模学校的课程形式。

校园里种有杏树和桃树。果实成熟时，教师会组织学生采摘。学校还尝试依托当地祝王寨—金刚寺战役的历史资源，开展红色故事会和相关主题活动。

“学校虽然小，但每个季节都可以安排一些活动。”席立军说，“学生少，也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这可能是我们今后的一条出路。”

学生少，确实为一些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教师可以更加熟悉每个孩子，也可以根据本地资源设计劳动课程和主题活动。

小规模并不必然意味着弱小。

但一场采摘节、一堂红色教育课或者一间多媒体教室，无法独自解决乡村学校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祝王寨村小学的校园采摘节

生源下降来自人口流动、家庭择校和适龄儿童减少，教师流失牵涉城乡资源配置与职业发展机会。校园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生活，却不能替代稳定的师资、持续的课程支持，以及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经费保障。

乡村小规模学校也不能只是被“保留下来”。

如果一所学校长期缺少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教师，设备无法充分使用，教师队伍不断老化，那么物理意义上的存在，并不等同于教育质量得到保障。

对祝王寨小学而言，真正需要寻找的，是一种与86名学生相适应的办学方式。它不必复制县城学校的大规模办学模式，却需要保证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完整、稳定而有尊严的教育。

初夏的校园里，杂草仍在生长，教学楼显得空旷，教室里的读书声却没有停下来。

“学生少归少，但这不影响老师踏踏实实上课。”席立军说。

祝王寨小学很难再回到拥有700多名学生的年代。至少在2026年春天，还有86名孩子每天走进这里。

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所等待消失的学校，而是他们正在度过的童年。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统筹 石闯

编辑 程子鑫  实习生 张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