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库房内，庋藏着一幅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手卷残稿。

2016年，曾巩写给师兄弟徐无党的一幅信札《局事帖》曾以2.07亿的价格被一资本大佬收入囊中。这幅字帖全文124个字，尺幅也就一个平尺，其价值已经是“一字千金”。而这幅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残稿全文465字，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将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其子慕容皝入令支还止，凡一年间的史实；尺幅是纵33.8厘米，横130厘米，近四个平尺，比上海博物馆宋代书画的“镇馆之宝”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还要大，其价值不言而喻。

如果流入拍场，以司马光的历史地位、“文正”谥号、影响建树，应该甩出《局事帖》几个街道。

一、 书见风采

2008年出土于洛阳王城大道东、陇海铁路北史家屯村“富弼墓志铭”，全文近7000字，由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韩维撰文，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孙永书丹；志石1.4米见方，厚35厘米，重约两三吨，为目前中原地区出土最大、字数最多的墓志；志盖“宋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致仕韩国公赠太尉谥文忠富公墓铭”25字篆书由司马光亲笔书写，其以世所罕见的“铁线篆”书之，界格之内真气弥漫，一丝不苟，恰似其做人一般遵规守炬、周全整饬。

1936年，洛阳北陈庄也曾出土一方《王尚恭墓志》，呈正方形，长、宽均为77，厚15厘米。此碑刻于元丰七年（1084）10月，碑文每列41行，满行20字，全称为《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由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撰文，司马光纯以隶书书丹，李稹镌刻。通篇800余字圆融沉着，意气雄厚，姿态俊美，气力内含。宋高宗评价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黄庭坚对之也颇为嘉赏：“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

司马光不只是能写《资治通鉴》中严谨整饬的小楷，篆隶亦有古法，连“书法博士”米芾都“不可仿佛”，足见其功力之深、书艺之精。

二、 资治通鉴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曾记载：“（皇祐三年十月）史馆检讨司马光以《时政记》及《起居注》并不载元昊叛命、契丹遣使事。会庞籍监修国史，光请即枢密院追寻本末，自至史馆议之。修撰孙汴谓国恶不可书，其事遂寝。”

“国恶不可书”充分暴露了官僚集团对于历史记载的漠然态度、刻意留白，其渊源所自、流弊深远，这也为司马光下定决心还原历史，秉笔直书，为后来编纂《资治通鉴》埋下伏笔，定下基调。

不只是司马光，只要是抱着对历史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的修史者，都会对“国恶不可书”抵制挞伐。

嘉祐四年（1059），时任史馆修撰的欧阳修与司马光隔空击掌：“近年以来，（史馆）员具而职废，其所撰述，简略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

关于编修《资治通鉴》，《宋史·司马光传》有段高度概括：“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将他编写的《通志》——以《史记》为主，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起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为止，重新编成《周纪》五卷、《秦纪》三卷共八卷进呈宋英宗。英宗皇帝看后大为赞赏，并给了司马光两项特权和两项特殊待遇：特权之一是自主选择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员，所有书局工作人员由朝廷提供俸禄待遇，连续计算工龄；特权之二是允许借阅宫廷图书馆龙图、天章二阁和国家图书馆三馆秘阁的藏书，共计2402册。特殊待遇之一是“赐以御书笔墨增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这就等于是从皇帝的私房钱里拨款赞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内臣为承受”，宋英宗特别安排了一名宦官在书局服务，以便沟通——宦官是能够进入宫中走动的，由此来确保皇帝对《资治通鉴》编修工作的直接关怀。

为一个人、一部书专设机构，并赋予种种特权，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更毋宁说出版史了，也是绝无仅有的。

于是，《资治通鉴》这一浩大的修史工程正式拉开序幕。

《资治通鉴》原来叫《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根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典故，结合“资于治道”的核心理念，钦定书名为《资治通鉴》：“资”是提供参考，“治”指治国方略，“通”为贯通古今，“鉴”即镜鉴教训。为表看重，宋神宗还亲自为《资治通鉴》“倾情赐序”。

《资治通鉴》是在“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资治通鉴》魏文帝皇初二年）的编纂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其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同等重要。其以“三家分晋”这一标志性历史事件为开篇，加入了司马光议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英裔加拿大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中提出了“一万小时定律”：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

从治平三年（1066）开始修订，到元丰七年（1084）竣工，前后历时近19年，人生有多少个19年？《资治通鉴》最后定稿是正文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计354卷，近400万字，囊括了中国古代1362年的盛衰兴亡。

司马光把自己最宝贵的也是最出成果的年华都献给了《资治通鉴》，完成了从一个官员到一名史家的自我修炼过程，也使得这部书彪炳千秋，光耀万代。

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也历经坎坷，状况迭出：有造谣诬陷，也有打击报复；书局遭遇撤废风波，御用笔墨也被明察暗访。这一切都敦促着司马光“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他带领着刘攽、刘恕和范祖禹“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进资治通鉴表》)。

在洛阳独乐园编修《资治通鉴》期间，司马光怕自己夜里睡得太死，用一段木头做枕头，木头两边系上铃铛，铃铛一响，起床继续工作。有点“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儿。

为修《资治通鉴》，司马光也耗尽了所有体力、心力、精力，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不仅高度近视，而且牙齿也脱落得不剩几颗，记忆力也衰退得相当厉害，刚做完的事转身就会忘记，很像现在的“老年痴呆症”前兆。元丰八年（1085），他在给范纯仁的信中就抱怨了自己的健忘。

司马光殚精竭虑，“毕其功于一役”，不仅“用心、用情、用力”，简直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就在这部鸿篇巨制完成之后两年——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便累死在宰相任上，享年68岁。

三、 手卷残稿

靖康之乱，山河破碎。北宋内府庋藏尽散，《资治通鉴》书稿亦损毁遗失，飘零各处。《资治通鉴》手稿残卷能穿越历史风尘，保存至今，也算苍天厚德。

据文献推断，这幅手稿残卷最早的收藏者是南宋赵汝述，之后入藏南宋内府或翰林院；嘉定八年（1215年）十二月十四日，任希夷在翰林院轮值夜班时赏阅，并留下题跋；嘉定十七年至绍定元年（1224年—1228年）间，葛洪、程珌、赵崇龢三人同观此卷，并题写观跋之语；南宋末年，《资治通鉴》手稿残卷流入民间，几经辗转，至清乾隆年间，入藏清内府御书房；乾隆御笔题签，并钤“乾隆鉴赏”“宜子孙”等印以“确权”；1922年11月18日，包括《资治通鉴》手稿残卷在内的35件清宫珍贵字画，被溥仪以赏赐溥杰、溥佳的名义偷盗出清宫；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溥仪将该手稿残卷及35箱善本古籍存放于伪皇宫缉熙楼、同德殿内；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长春，发现了这批古物，由东北博物馆转交给故宫博物院；1960年6月9日，文化部将该手稿残卷由故宫博物院调拨至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

这幅手稿残卷历经宫廷和众多官员、学者或藏家之手，用个简要的图示即为：南宋赵汝述→南宋翰林院；→任希夷→葛洪、程珌、赵崇龢→民间→清内府御书房→溥仪→溥杰、溥佳→缉熙楼、同德殿内→东北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

由此可见，这幅手稿残卷可谓来路有自，递藏清晰，流传有秩，承继有序。

司马光留下的书法作品本就不多，最著名的“法帖”就是《资治通鉴》了。294卷《资治通鉴》全用小楷书就，字字清爽，笔笔精到，士大夫气充盈其间，凛然森严。

编修《资治通鉴》工程可谓浩大繁复、耗时耗力，以唐代为例：唐代共计81卷，这81卷是从近800卷中删繁就简出来的，草稿与定稿的比例接近10：1；800卷草稿，一卷长大约4丈，光唐代部分的草稿就达3200丈，想想就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司马光亲手改过的草稿，堆满了“独乐园”整整两个房间。

“宋四家”之一、也是“苏门四学士”的大师兄黄庭坚曾有幸奉命参与《资治通鉴》雕版印刷之前的校订工作，他翻阅过全书其中的数百卷，看到上面竟然都是端端正正的小楷，还有密密麻麻的批注，没有一个字是草书。黄庭坚不禁感叹“司马温公，天下士也……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稿，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

司马光本身就是一个有着严重精神洁癖的人，所谓“字如其人”，当如是也。

四、工笔跋语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天圣帖》原是司马光写在陈洎诗稿后的一篇跋语，工笔小楷，结体端正，整饬不苟，波磔曲折，起笔收笔有鲁公笔意——

天圣中先太尉与故相国庞公同为群牧判官，故省副陈公与庞公善，光以孺子，得拜陈公于榻下。元丰二年八月乙丑晦，陈公之孙法曹过洛，以公手书诗相示，追计五十年矣。乌乎。人生如寄，其才志之美，所以能不朽于后者，赖遗文耳。茍无贤子孙，其湮没不显于世，可胜道哉。光窃自悲。侍公之久，今日乃得睹公之文；又喜法曹君之贤，能显融其先烈，是敢嗣书于群贤之末。涑水司马光。

司马光写道：在天圣年间（1023年—1032年），我的父亲司马池与已故的宰相庞籍先生，一同担任群牧判官。已故的三司副使陈希亮（即陈洎）先生与庞籍先生关系友善，我（司马光）当时还是个孩子，得以在陈公的床榻下向他行礼拜见。到了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的最后一天，陈公的孙子陈师道（字法曹）路过洛阳，向我展示陈公亲笔书写的诗稿，回想起来，距离我第一次拜见陈公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唉！人生短暂，就像暂时寄居在世间一样，一个人美好的才华和志向，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而不朽，是依靠他留下的文章（作品或文字）；如果没有贤能的子孙后代加以整理、保存和弘扬，这些才华和文章就会埋没，无法显扬于世。这种情况难道还少吗？我私下感到悲伤，我侍奉陈公的时间很久，今天才得以看到他的文章。我又欣喜于法曹君的贤德，能够彰显并光大其祖先的功业与美德，因此我冒昧地跟在各位贤者的题跋之后，写下这段话。
    这幅作品又名《宋司马光跋语帖》，是其元丰二年（1079）退居洛阳时，应友人陈师道（字法曹）之邀在其祖父（陈洎）的诗稿后所题的跋语。陈洎与庞籍是姻亲，他俩都是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的同事，所以司马光才如此谦诚恭敬地题下如是跋语。

辛弃疾在写给自己的好友陈同甫一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词中有句“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

元祐三年（1088），也就是司马光逝世后的第三年，为彰显其功德，宋哲宗篆额“忠精粹德之碑”六个字，并钦令大学士苏轼再撰文并书丹碑文，玉册官臣王蟠奉旨摹刻，因此“司马温公神道碑”又名“忠精粹德之碑”。

苏轼工工整整以楷书撰写《司马温公神道碑》，李苦禅评价“苏楷书当以此帖为第一”。司马光不仅和“三苏”关系甚洽，而且苏轼还请司马光给母亲程夫人写过墓志铭，所以苏轼完全是抱着崇敬与怀念的心情写的这篇碑文，他最后写到：

为政一年，疾病半之。

功则多矣，百年之思。

知公于异，识公于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怀。

天子万年，四夷来同。

荐于清庙，神考之功。

该碑虽是皇帝的命题作文，代表的是官方评价，但每一个字苏轼也都倾注心力，从心而出。

（该文原载于2026年6月26日出版的《书法导报》2026年第26期“论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