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桦

乾隆五十八年（1793）秋，阮元奉命视学山东。彼时四十九岁的阮元，怀抱宏阔学术襟怀，兼藉仕宦便利，开启了清代金石学史上规模空前的山左金石普查工程，亦为其日后成为乾嘉学术巨擘、获道光帝“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盛誉奠定了重要学术根基。

山东为孔孟桑梓、礼乐名区，秦汉以降碑碣摩崖遗存丰厚，堪称北方金石文献之渊薮。阮元抵鲁之初，便亲谒阙里、登临岱宗、巡访济宁，摩挲两汉古刻，溯源三代吉金，潜心搜罗齐鲁金石文脉。乾隆五十九年冬，毕沅调任山东巡抚，阮元拟共辑山东金石总志，遂以《山左金石志》编纂之事相商。毕沅以年老政繁为由婉辞，仅将其过往编纂的《关中金石志》《中州金石志》底稿及编纂条例赠予阮元，以供参鉴。

此后，阮元广揽一时名贤，延请朱文藻、何元锡、武亿、段松苓等学者入局参编，又吸纳黄易历年搜辑的齐鲁金石资料、聂剑光未成之《泰山金石志》稿本，整合诸家积累、博采公私藏拓。幕中同人分工协作，遣拓工四出遍历齐鲁山水，千里跋涉、访幽探寂。凡岱麓沂镇、灵岩五峰诸名山，无不舂粮入谷、架岩涉水，于荒崖断壁间搜求残刻，椎拓装裱、捆载而归。此次普查共得金石拓本一千三百余种，数量三倍于关中、中州两地，最终辑成二十四卷《山左金石志》。是书体例缜密、搜罗宏富，集清代山东金石著录之大成，为后世齐鲁金石研究奠定了核心文献根基。

然详勘《山左金石志》泰安属地碑刻著录，虽综览百家、大体赅备，仍存考证疏漏与断代偏差，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撰书人归属误判，是其最显著的学术缺憾。

阮元于《石经峰金刚经残字》条中载：“元年月，八分书……聂剑光以为北齐王子椿书。元案，吴山夫《金石存》载北齐唐邕写经有《维摩诘》诸经……今邹县尖山摩崖亦有晋昌王唐邕题字，笔法与此相同，或出邕书，未可知也。”其说承袭钱大昕旧论，否定了聂剑光的王子椿书说，将经石峪巨型摩崖佛经归为北齐唐邕手笔，却未开展实地比对与深度考据，终成定论偏差。

后世金石考据可证其误。同治十年（1871）辛未初夏，李佐贤亲率子嗣登临泰山，剔洗岩面、精辨残字、亲手录文，核定经石峪存字凡九百零一字，较阮元当年著录的二百九十六字，增量三倍有余。更为关键的是，李氏将泰山经石峪与邹县铁山、葛山北齐摩崖刻经逐字比对，发现三者字体大小、结构章法、笔墨气韵全然一致，可判定出自同一书者。而铁山摩崖清晰留存“僧安道壹着经”题名，确凿佐证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实为北齐高僧安道壹所书，与唐邕、王子椿皆无涉。

追溯阮元致误之由，核心在于所见未全、考据受限。阮元修志期间，仅得《小铁山摩崖残字八种》拓本，仅存“条岭僧安道壹着经”八字残片，未见铁山刻经全拓。直至嘉庆元年（1796）丙辰夏，黄易寄示铁山摩崖新拓全本，阮元方知此组刻经主为匡喆，却仍因关键题名残缺，未能考定书者身份，仅以“已缺”存疑。

黄易作为阮元幕中核心访碑学者，深耕泰山金石，曾亲赴经石峪实地考察，绘成《岱麓访碑图》二十四帧，为阮元修志提供了大量一手素材。但其彼时椎拓所得、实地考证成果，仍未能突破固有学术认知，无法纠正阮元承袭旧说的先入之见。

尤为关键的是，《山左金石志》卷三明确自述，经石峪残字拓录存在明显短板：“拓工以一纸拓一字，未详文义”。碎片化的拓取方式割裂经文语境，加之拓工技艺良莠不齐、椎拓深浅不一，致使拓本失真、文本残缺，直接制约了考据精度。纵观全书局限，实则折射乾嘉金石学的时代范式：重文献钩稽而轻田野目验，重文字训诂而轻书风比对。唐邕与安道壹同属北齐书家，时代相近、笔法互通，阮元仅凭粗浅书风比对，便以“或出邕书”含糊定论，未做全域石刻体系互证，远不及李佐贤实地踏勘、群刻比对、以实物定谳的考据方法严谨。

其实聂剑光《泰山道里记》早已留意地域石刻共性，指出经石峪与徂徕山石经“如出一手”，唯误归王子椿。阮元修正旧说、改判唐邕，已是学术推进，但受限于资料残缺与时代治学范式，终未能抵达安道壹书作这一最终定论。

值得深思的是，阮元曾于《山左金石志·自序》确立治学准则：“石刻之为物，罕有迁徙，皆就目验者为断。”重实地、重目验、重实物，本是其金石考据的核心标尺，但其泰山访碑、经石峪考证的疏漏，却恰恰受制于时代局限，而非个人学力不逮。乾嘉之际，金石学尚以文献考据为核心，系统田野考古、全域石刻比对的治学方法尚未成型。即便阮元广集群力、遍搜拓本、勤勉至极，仍难免因资料残缺、方法所囿而出现断代之误。而李佐贤后世定论的精准，正在于突破文献桎梏，以亲身田野踏勘、实物精勘、群刻互证补全了乾嘉金石学的治学短板。

事实上，阮元本人亦深知金石著录难以尽善尽美，早已寄望后人补正阙失。其修志初衷便留存学术余地，期许后世学者“续而录之，以补今时之阙略”，百余年后李佐贤的考据订正，恰与其期许遥相契合。

纵观《小沧浪笔谈》与《山左金石志》所载泰山金石考证，可见阮元修志的宏阔学术气象：聚众家之才、汇一时之萃、收遍域之拓，整合齐鲁千年金石遗存，开创了清代省级金石总志的编纂范式，为后世金石学、石刻学发展构建了重要学术体系。其泰山访碑之阙，非用功疏懒之弊，实是时代视野、资料条件与治学范式的客观局限。

设若当年黄易铁山全拓早至数年，阮元或可提前六百年勘破经石峪书者之谜，抢先完成这一重大金石考据定论。学术之道，本是薪火相传、层层递进。乾嘉学者开其先路、奠定根基，后世学人补其阙失、拓其边界。今日重读阮元金石巨著，览泰山群峰之胜、观经石峪大字雄风，更知经典学术典籍从不因些许疏漏减损价值。阮元“尚愿增其事”的学术初心，历经百余年文脉传承，仍可为当代金石考据、泰山石刻研究接续前路、启迪新知。

2026年6月16日于寄吾斋

（作者：温州市方介堪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