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扬先生作品

我是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

世人提起我，往往咬牙切齿，视我为蜀汉的罪人。一篇《仇国论》，被后世的书生斥为亡国之音；王夫之甚至认为我比五代时期的长乐老人冯道还可恶。兵临城下时的一句劝降，更让我背上了丧失民族气节的千古骂名。清人袁枚曾写诗刺我：“将军被刺方豪日，丞相身寒未暮年。惟有谯周老难死，白头抽笔写降笺。”

每逢深夜沉思，千秋毁誉如潮水般涌来，我亦只是拊掌一叹。其实，乱世之中，天机流转，兴亡有数。彼时魏有管辂能前知吉凶，吴有虞翻能洞彻易理，皆号称先知。而我谯周，身处这偏安一隅的蜀地，亦是那少有的能窥破天机之人。我之一生，非为苟且偷生，实乃顺应天命，欲以一己之微力，推动这分崩离析的天下，走向久违的统一与安宁。

我出生于著名的书香人家。幼年丧父，与母亲、哥哥相依为命。家虽贫寒，我却酷爱古籍，笃志好学。我不留心治理产业，终日诵读典籍，欣然自乐，会心而笑，乃至废寝忘食。旁人见我痴傻，不知我心游万仞。以至于我的文字日后或许无人全然记得，但“谯周独笑”却成了汉语中一个独特的典故，记录着我于乱世中独得的清明与欢乐。

我精研《六经》，尤擅草写书札。我亦熟知天文，但知天机不可轻泄，故而不怎么留意外露。我身长八尺，衣着简朴，本性诚实无矫饰，虽无随机应变的辩才，但内心渊博敏捷。广汉人秦宓曾辨帝王世系之误，论皇帝王霸之理，我年少时常去拜访请教，将他的言论记录于《春秋然否论》中。从那时起，我眼中看到的，便不再是眼前的苟苟营营，而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

建兴年间，蜀汉丞相诸葛亮领益州牧，任命我为劝学从事。我第一次去见诸葛亮时，因外貌不修边幅，身边的人看到我都忍不住发笑。我出去后，有司建议惩罚那些发笑的人，诸葛亮却说：“我自己都不能忍，何况他们呢！”诸葛丞相是当世奇才，他以一人之力，欲挽汉室于既倒。他主政时，依靠荆州派，团结凉州派，限制我们益州派势力。靠不断北伐，荆州派获取军功，占据资源，成为蜀汉的核心。我深知丞相之苦心，他是要以攻代守，以人谋去抗衡天命。但他终究是人，不是神。

建兴十二年（234年），丞相病逝五丈原。当时后主下诏禁止大臣前往奔丧，但我行动迅速，得以最早到达。我对丞相，是敬重的，但我也明白，那个逆天改命、以战养战的时代，随着丞相的离去，已经结束了。

丞相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费祎时代，益州势力开始反弹。费祎限制北伐，让荆州派没落；又宣布大赦，减轻对益州势力的打压。刘备、诸葛亮时代严法治蜀的根基被动摇了。然而，费祎最终在253年被刺身亡，蜀汉朝堂的平衡再次被打破。此后，董厥、诸葛瞻、陈祗和姜维四人共同执政。

姜维掌军权三十年，主动伐魏十一次，虽胜多败少，甚至有洮西之战斩杀魏军数万的大胜，但蜀汉国力已疲，百姓凋瘁。景耀元年（258年），我在朝堂上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退朝后，我写下了那篇被后世唾骂的《仇国论》。

后人只看到《仇国论》的投降主义导向，却不懂其中的深意与布局。在文章中，我虚构了“因余”和“肇建”两个国家，因余是小国，肇建是大国。我假伏愚子之口说，小国面对大国，应如周文王、勾践般与民休养生息，若穷兵黩武，国家就会瓦解。

我写道：“处大无患者常多慢，处小有忧者常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我更警告：“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

我看到了天命的归属。三国鼎立，早无安宁净土，唯有斗争求生存。但蜀汉以一州之力，抗衡九州之魏，纵有姜维之勇，亦不过是延缓败亡，徒增生灵涂炭。我写此文，是要让这台透支民力的战争机器停下来。

我的先知，并非空穴来风。我常向杜琼请教术数之理。杜琼曾问我：“周徵君认为‘当涂高’是指魏，理由何在？”他自答：“魏，宫殿大门之意，临道高高而矗。”他又反问：“古代的官职都不命名为‘曹’，自汉代始，官职名称都叫‘曹’，吏为‘属曹’，卒为‘侍曹’，这岂非天意？”

我触类旁通，在《春秋传》中找到晋穆侯给太子取名“仇”，其弟名“成师”，兆示国乱；汉灵帝两子名“史侯”“董侯”，最终降为诸侯。我审视先主与后主之名：先主讳“备”，其字训释为“具”；后主讳“禅”，其字训释为“授”。如同说刘氏已具备了，应当授予他人。这比晋穆侯、汉灵帝给儿子取的名字还要不祥。

景耀五年（262年），宦官黄皓弄权，宫中大树无故折断。我深为忧虑，苦于无人可语，于是在柱子上写下：“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曹意众，魏意大，众而且大，天下当聚会一处，具备而转授，不可能再立国为皇。天命已定，非人力可回。

景耀六年（263年）冬，邓艾偷渡阴平，长驱直入，逼近成都。刘禅召群臣商议，有人主张投奔东吴，有人主张南奔南中。我力排众议，主张降魏。我说：“魏强吴弱，魏能吞吴。现在投靠东吴本身就已是一番耻辱，等魏吞吴之日又向魏称臣，岂不是两番受辱么？不如现在就投靠魏。这样既可以减少将士牺牲，又可以减少百姓灾难。”

有人反驳：“邓艾若不受降，又当如何？”我答道：“东吴未附，形势迫使邓艾不得不受降。若陛下降魏，魏国不裂土以封，我谯周自当亲到洛阳，用古人道义为您力争。”

我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我看到了天下一统的历史大趋势。弱肉强食，大国吞并小国，此乃自然规律。蜀汉已尽，再战不过是无谓的牺牲。我的劝降，保全了成都城内的百姓，保全了蜀中元气，也顺应了历史的洪流。后人骂我失节，却不知在历史的车轮面前，个人的名节何其渺小。我宁愿背负骂名，也要推动这天下走向统一。

当然，我也为蜀汉各大家族争取到了一个不错的结局。蜀国平稳灭亡，中间没有乱局杀戮，刘禅也得以安享晚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像蜀国这样群臣、百姓、国主三方都得到一个较好结局的事，可以说非常罕见。我的弟子陈寿在《三国志》中，用了十二个字评价：“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这十二字，抵得过千言万语的诋毁。

蜀汉灭亡后，司马昭封我为阳城亭侯，又下书召我前往洛阳。我行至汉中，因病停滞不前。泰始五年（269年），我的弟子、蜀郡文立从洛阳回蜀，路过汉中来看望我。此时我已病重，语言障碍，于是用笔写下：“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是指司马，月酉是指八月。到了八月，晋文王司马昭果然去世。天命轮回，我又一次言中。

同年，另外一个弟子陈寿任本郡中正，辞官还乡前与我告别。我告诉他：“孔子七十二，刘向、扬雄七十一去世。我已年过七十，慕孔子遗风，恐怕过不了后年，我必定长辞人世了。”

我一生著述，门下弟子众多。文立、罗宪、杜轸，以及陈寿（他因写《三国志》一书，名声大过于我）、李密（他因写《陈情表》一篇文章，名声大过于我），皆曾师事于我。我的成绩是多方面的：天文方面，我善观天象，能用天星讲经纬度，曾记录下有关哈雷彗星和日中黑子的情况，并撰有《天文志》《灾异志》《谶记》等；儒学方面，我算是一代儒学大师，著有《五经论》《论语注》等，有“蜀中孔子”之称；历史学方面，我著有《后汉记》《古史考》等史学名著，以及《蜀本纪》《三巴记》等地方史著作。人们把文立比作颜回，将陈寿、李密比作子游、子夏，将罗宪比作子贡。我相信，我的学问、我对历史的洞察，会留下来。王朝会覆灭，但文化与历史的血脉，仍会通过他们延续。

在这三国乱世，魏有管辂占卜生死，吴有虞翻以易知机。而我谯周，以谶纬之名，行顺天应人之实。我不卜龟甲，不揲蓍草，我只看这天下大势，看这人心的向背，看这生民的疾苦。魏将代汉，晋将代魏，这是天命的流转，是治乱循环的必然。我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做了我该做的事。

后人笑我：“头悬梁，锥刺股，燃尽心血，万卷青史哭陈寿；翻手云，覆手雨，往推天运，三张降表笑谯周。”后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大地不再生产，它吞噬。天空不下雨，只下铁。”“你们，将在洪水中浮现|我们早已被其淹没|请记住|你们谈起我们的过错时|我们所处的黑暗的时代|即使你们已经逃脱。”对历史洞若观火的司马光先生，虽以忠义为世人所信，在面对我的事迹时，仍能跳出道德的窠臼，公正地说：“是时维数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以讽之。”

我生于乱世，以一己之力，左右蜀汉之结局。我顺天应人，却背负骂名；我洞察先机，却难逃生死。天命已定，我亦当归于尘土。而我，不过是这浩瀚星空中，一颗曾试图以悲剧的方式指引方向、以妥协的姿态保全苍生的流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