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时代浪潮与学术初心的双向奔赴

讲座伊始，高磊老师便抛出了一个萦绕在许多人心中的疑问：“中国地大物博，境内还有无数考古遗址等待发掘，我们为什么要耗费人力物力，远赴万里之外的西伯利亚？”这个问题的答案，既藏在时代发展的宏大叙事里，也深植于中国考古人的学术追求之中。

（一）战略机遇下的中俄人文纽带

2012年以来，俄罗斯开始加快实施东向战略，将发展重心逐步向东部地区倾斜。重庆作为俄罗斯的国际合作伙伴，将成为中俄深化合作的重要方向。而考古，作为跨越语言与国界的人文交流纽带，自然成为了两国文明对话的先行者。

早在2013年10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便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大学强强联合，正式成立了重庆中俄科技考古研究所。邹后曦研究员、德罗兹多夫教授、马库洛夫研究员、李大地研究员等著名学者的加盟，为两国考古合作搭建了坚实的学术平台。这一机构的成立，不仅标志着重庆与俄罗斯在考古领域的合作进入了常态化阶段，更为后来的西伯利亚联合考古考察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高磊老师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考古早已不再是局限于一国一地的学问。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引进来”早已无法满足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需求，“走出去”成为了新时代中国考古的新常态。放眼全球，中国考古人的足迹正在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深入中亚腹地，探寻丝绸之路的文明密码；洛阳-费尔干纳中乌联合考古队扎根乌兹别克斯坦，讲述新时代中乌友好故事；中国·沙特联合考古队远赴阿拉伯半岛，揭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中国和肯尼亚合作实施的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寻找古代中国与东非文明交流的痕迹。此外，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成都考古中心等机构也纷纷组建考古队，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考古合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庆考古自然不能缺席这场全球性的学术盛宴。

（二）人类迁徙十字路口的学术价值

从学术角度而言，西伯利亚有着任何地区都无法替代的独特地位。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至太平洋沿岸，北临北冰洋，南接蒙古高原，是连接东亚与北美大陆的咽喉要道。在晚更新世晚期，当海平面大幅下降，白令海峡形成陆桥时，西伯利亚成为了古人类从东亚向北美大陆迁徙的唯一通道。因此，这里是解开古人类跨大陆迁徙与扩散谜题的关键钥匙，是重构早期人类全球分布版图不可或缺的一环。

长期以来，关于人类演化与迁徙的研究，西方学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掌握着主要的话语权。许多关于东亚古人类迁徙的结论，都是基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缺乏来自中国学者的第一手资料和独立视角。对于中国考古人而言，远赴西伯利亚进行考古考察，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学术探索，更是一场意义重大的“学术突围”。我们希望在这片国际学术高地，寻找人类演化的东方线索，用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方法，为理解人类共同的远古历史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学术视角。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机遇与学术追求的双重驱动下，2017年8月16日，高磊老师作为中俄西伯利亚联合考古考察队成员之一，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出发，踏上了远赴西伯利亚的征程。这一去，便是25个日夜；这一步，便是重庆考古历史上首次走出国门的破冰之旅。

二、征程：从长江之滨到叶尼塞河畔的地理穿越

当飞机飞越蒙古高原，舷窗外的景色逐渐从连绵起伏的青山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草原与森林，高磊老师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西伯利亚的腹地。此次考察行动历时整整25天，始于2017年8月16日，终于9月9日。考察队的足迹深入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与哈卡斯共和国境内，沿着中西伯利亚腹地的叶尼塞河流域，展开了系统性的实地考古调查。

叶尼塞河是西伯利亚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它发源于蒙古高原，自南向北注入北冰洋，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天然分界线与重要通道。而重庆考古团队考察的区域，正是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与纳扎罗沃盆地一带。这里是欧亚草原与西伯利亚森林文化的交汇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古代游牧民族迁徙与交流的走廊，留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大量珍贵文化印记。

在这25天里，考察队的行程紧凑而艰苦。他们从哈卡斯共和国的首府阿巴坎市出发，先后考察了马特盖奇克遗址、赫热勒喀哈亚岩画、乌斯季索斯墓群，随后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米努辛斯克市，对卡缅内伊洛卡遗址、沙洛博利诺岩画、萨尔贝克王冢等重要文物点进行了深入调查。每天清晨六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考察队员们已经背着沉重的考古工具，乘坐越野车行驶在颠簸的荒原公路上。他们要在烈日下或风雨中踏查每一处可能的遗址点，用脚步丈量这片广袤的土地。傍晚返回驻地后，队员们顾不上休息，还要整理当天采集的标本，记录发掘数据，讨论当天的发现，常常要忙碌到深夜。

高磊老师笑着回忆道，西伯利亚的荒原上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便利的生活设施。有时候，他们一整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只能听到风吹过草原的声音和远处鸟兽的鸣叫。饮用水需要从几十公里外的城镇运来，食物也主要是面包和罐头。但正是这样艰苦的环境，让队员们更加专注于考古工作本身，也让每一次新的发现都显得格外珍贵。

三、石语：地层深处埋藏的远古回响

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人类与时间最久远的对话。那些埋藏在地下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石器，是远古人类留给我们的唯一语言。在西伯利亚的25天里，重庆考古团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两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系统的调查与试掘——马特盖奇克遗址和卡缅内伊洛卡遗址。这两处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西伯利亚南部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更为研究古人类的迁徙与技术交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一）马特盖奇克遗址：阿巴坎河畔的旧石器密码

马特盖奇克遗址位于俄罗斯联邦哈卡斯共和国，坐落于阿巴坎河右岸的二级台地之上。当考察队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脚下只有随风摇曳的野草和零星的石块，看起来与普通的荒原并无二致。但凭借着多年的考古经验，高磊老师敏锐地察觉到，这片看似平凡的土地下，一定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让考察队惊喜的是，经过初步的钻探和试掘，他们发现这里的地层堆积连续且清晰，完整保留了古人类活动的文化层位。从地表向下，依次是现代耕土层、近代淤积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直至最深处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每一层土壤都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记录着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痕迹。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件件石制品逐渐从泥土中露出了真容。这些石制品以燧石、火山岩及石英岩为主要原料，器型涵盖石片、各类刮削器与尖状器。最让考察队感到震撼的，是这些石器呈现出的显著“小型化”特征。遗址中没有发现一件大型砍砸器，所有的器物尺寸都普遍偏小，有的甚至只有指甲盖那么大。高磊老师解释道，这种“小型化”的工具体系，是末次冰期晚期人类适应严酷环境的必然选择。在当时的西伯利亚，气候寒冷，资源匮乏，大型动物稀少，古人类需要对有限的石料进行精细利用，制作出便携、高效的微工具，用于狩猎小型动物、加工食物和缝制衣物。这些小巧的石器，凝聚着远古人类的智慧与汗水，是他们在严寒环境中生存下去的重要武器。

经过科学的年代测定，马特盖奇克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是首次在阿巴坎河流域二级阶地原生地层中发现明确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填补了该区域晚更新世古人类活动的关键空白。这一发现就像一块缺失已久的拼图，为重建西伯利亚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谱系、探讨古人类的迁徙扩散与技术交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当高磊老师在屏幕上展示那些石器的照片时，全场听众都屏住了呼吸。照片中，那些历经数万年岁月洗礼的石片，依然保留着清晰的打制痕迹。仿佛能看到数万年前，一位远古人类蹲在阿巴坎河畔，用手中的石块精心打制着一件刮削器。指尖与石片的每一次碰撞，都奏响了人类文明的最初乐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我们与那位远古人类之间，隔着几万年的时光，却因为这块小小的石头，产生了奇妙的心灵连接。

（二）卡缅内伊洛卡遗址：库尔塔克库区的早期人类足迹

结束了马特盖奇克遗址的发掘工作后，考察队马不停蹄地赶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库尔塔克库区，对卡缅内伊洛卡遗址进行调查。卡缅内伊洛卡遗址位于库尔塔克库区左岸的台地上，是继别列热科夫遗址之后，库尔塔克库区新发现的一批含有早期旧石器地层的遗址之一。

与马特盖奇克遗址相比，卡缅内伊洛卡遗址的石制品原料略有不同，以燧石和脉石英为主，少见火山岩和硅质岩。但两者的石器在尺寸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以小型为主，器物长度多在20毫米至50毫米之间，中型器物少见，完全不见长度超过100毫米的大型器物。在剥片技术上，这里的古人类主要采用锤击法剥取石片，然后使用压制法对石器进行精细修理。修理出的修疤较小，疤间关系多表现为连接，少见叠压打破的现象，显示出了较为成熟的石器制作技术。

这些发现告诉我们，至少在最后间冰期之前，早期人类就已经成功占据了叶尼塞河上游区域。而该遗址较为连续的地层剖面，更是证实了古人类在此长期栖居、生产生活的行为。卡缅内伊洛卡遗址的发掘，不仅为进一步全面认识古人类的石器技术提供了新的资料，对于完善卡缅内伊洛卡遗址的地层剖面和库尔塔克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年代学序列，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发掘的过程中，高磊老师和队员们常常会陷入沉思：这些远古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沿着叶尼塞河一路北上，还是从蒙古高原迁徙而来？他们与东亚地区的古人类有着怎样的基因和文化联系？这些问题，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解答，但每一块石器的出土，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了一步。

四、岩画：岩壁之上镌刻的千年史诗

如果说石器是远古人类的实用语言，记录着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那么岩画就是他们的精神图腾，承载着他们的信仰与梦想。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重庆考古团队还考察了两处珍贵的岩画遗迹——赫热勒喀哈亚岩画和沙洛博利诺岩画。这些刻在岩壁上的图案，跨越了数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古代游牧民族的喜怒哀乐与精神世界。

（一）赫热勒喀哈亚岩画：狩猎民族的祭祀画卷

赫热勒喀哈亚岩画是近年新发现的一处岩画点，位于哈卡斯共和国别亚区，分布在索斯河右岸赫热勒喀哈亚山上长约200米的岩壁上。为了到达这里，考察队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爬了近一个小时。当那些古老的岩画出现在眼前时，所有人的疲惫都瞬间烟消云散了。

在这片红褐色的岩壁上，共发现了5组凿刻研磨型岩画。它们的类型较为单一，以野生动物群落的表现为主，画面中可以看到驯鹿、马、牛等动物的形象。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岩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一种是以简单粗犷的线条勾勒轮廓，凿刻较浅，较为抽象与符号化，仅注重平面表现，缺乏立体感；另一种则是以流畅的线条勾勒轮廓，凿刻较深，立体感更强，整个画面形象生动，更加突出写实风格。

高磊老师介绍道，根据对该区域岩画的类型分析和对比研究，初步判断赫热勒喀哈亚岩画的年代为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而这些岩画凿刻研磨的目的，很可能是古代游牧民族为了祈求在狩猎活动中获得丰收而举行的某种祭祀活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狩猎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之一。每次狩猎之前，他们都会来到这片神圣的岩壁前，用手中的工具刻下他们渴望捕获的猎物，祈求神灵的保佑，希望能够满载而归。这些简单的线条，承载着他们对生存的渴望，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了将这些易受自然侵蚀的珍贵图像信息完整保存下来，考察队采用了传统手工拓片工艺，配合高分辨率微距摄影进行记录。当柔软的宣纸轻轻覆盖在粗糙的岩壁上，用拓包蘸着墨汁一点点拍打时，那些沉睡千年的图案便清晰地印在了宣纸上。这个过程，就像是在与古代的画师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每一次拓包的落下，都仿佛能感受到他们刻下这些图案时的虔诚与期盼。

（二）沙洛博利诺岩画：西伯利亚岩画的百科全书

如果说赫热勒喀哈亚岩画是一首简洁明快的小诗，那么沙洛博利诺岩画就是一部恢弘壮阔的史诗。沙洛博利诺岩画，也译作沙拉博利诺岩画或沙拉博林岩画，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库拉金斯基区，分布于图巴河右岸靠近河流的崖壁上，绵延3公里，被誉为“西伯利亚岩画的精华”。

这里的岩画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延续时间长，基本都为凿刻研磨形岩画。其内容极为庞杂，几乎涵盖了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驯鹿、驼鹿、兔子、马、牛、羊、鸟、熊、野猪等各种动物或动物群；有狩猎、游牧及战斗的人物场景；有头戴角饰、充满神秘色彩的萨满形象；还有表现船棺水葬仪式的图案，以及代表男女性别的正三角和倒三角象征符号。

沙洛博利诺岩画的组合形式也十分多样。既有单独表现某一类型的岩画组，比如单独的站立驯鹿、行走的驼鹿，或是神秘的萨满形象；也有多种类型组合而成的复杂岩画组，比如放牧、船棺水葬与萨满内容共同组成的画面。更有意思的是，不同时期的岩画相互叠压，形成了“画中画”的奇特景象。通过对加工工具痕迹和图案叠压关系的分析，重庆考古团队判断，沙洛博利诺岩画的时代跨越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个时间段，前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按照岩画的表征和内容，高磊老师将其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祈求狩猎活动丰收的祭祀活动，主要表现为对各种动物及动物群落的刻画，这些动物应该是当时作画民族的主要狩猎对象；第二类是反映古代游牧民族精神世界的内容，包括萨满形象、船棺水葬仪式以及男根或女阴的生殖崇拜等；第三类则是记录他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场景，比如狩猎、放牧、骑马牵鹿等。

高磊老师特别提到了船棺水葬的图案。在当地的文化中，船是通人和神的器物。人去世以后，家人会将遗体放入船形的棺材中，实行水葬，让棺木顺着河流而下，驶向神灵居住的地方。这种独特的丧葬习俗，反映了古代游牧民族对死亡的理解和对来世的想象。而那些头戴角饰的萨满形象，则是古代游牧民族精神世界的核心。他们被认为是人与神之间的使者，能够沟通天地，预测未来，为部落消灾祈福。

站在沙洛博利诺岩画前，仿佛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回到了那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时代。我们仿佛能看到，古代的游牧民族在崖壁前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萨满穿着华丽的服饰，戴着角饰，跳着神秘的舞蹈；能看到猎人们骑着骏马，手持弓箭，追逐着草原上的野兽；能看到牧民们赶着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放牧。这些刻在岩壁上的图案，不仅是古代艺术的瑰宝，更是研究古代社会精神生活、生态环境和文化交流的直观史料。

五、文明：草原深处绽放的游牧传奇

除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代岩画，高磊老师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乌斯季索斯塔加尔文化墓群的考察成果。这里所代表的塔加尔文化，是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文化，因其独特的“野兽纹”艺术和巨大的国王谷冢墓，也被称为西伯利亚的“斯基泰”文化。

（一）塔加尔文化的前世今生

塔加尔文化由苏联考古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划定，因叶尼塞河上的塔加尔岛而得名。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及周边地区。塔加尔文化上承青铜时代的卡拉苏克文化，后续发展为铁器时代的塔施提克文化，在西伯利亚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塔加尔文化的主要遗存是墓葬，其典型特征是在地表竖立石板构筑的方形或长方形围墙，墓穴多为石棺或木椁。其中，以“国王谷”为代表的大型墓葬，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是塔加尔文化王权与财富的象征。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铁器、金器和陶器，为研究塔加尔文化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和艺术风格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斯基泰三要素与野兽纹艺术

提到欧亚草原的早期游牧文化，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斯基泰三要素”——兵器、马具和动物风格艺术。这三个要素，是考古学家用来定义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塔加尔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在兵器方面，塔加尔文化的兵器主要包括铜铁短剑、战斧与锤、弓箭与标枪。这些兵器制作精良，锋利无比，是游牧民族狩猎和作战的重要武器。在马具方面，主要有马衔与马镳、马鞍与马镫、车马器等。马具的发明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使他们能够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驰骋。而最具特色的，当属塔加尔文化的动物风格艺术，也就是著名的“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这种艺术风格以鹿、羊、猛兽、飞鸟等草原动物为母题，注重表现动物的动态和力量，造型夸张，线条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塔加尔文化的代表器物种类丰富，典型铜器有环首刀、短剑、战锤、战斧及青铜镜。到了后期，铁器逐渐替代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和兵器。陶器方面，罐、钵等器物的表面常见篦纹、“珍珠纹”等装饰，风格朴素而实用。在随葬品中，青铜刀、锥、镜等几乎成为标配，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

（三）现代科技赋能田野考古

在此次考察过程中，重庆考古团队突破了传统的皮尺步量与手绘记录的局限，首次将全站仪、GPS卫星定位与地理信息系统（GIS）融合应用于田野考古工作中。这种现代测绘技术与考古学的结合，将现代测绘学的精准带入了田野考古，把抽象的空间信息转化为可度量的科学数据。

与传统方法相比，现代测绘技术不仅大幅缩短了野外工作周期，减少了人为记录误差，还为研究墓葬布局规律、祭祀空间规划提供了超越传统图纸的量化依据。考察队最终形成了带有精确地理坐标的墓群平面分布图，成为了该遗址的“数字底图”。这不仅为后续的文物保护工程提供了科学基础，也为跨时空的对比研究建立了可靠的数据基准，标志着重庆考古在科技考古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六、感悟：荒野淬炼与文明互鉴的时代回响

讲座的最后，高磊老师分享了这次西伯利亚考古考察的感悟与趣事。他说，25天的行程虽然短暂，但却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在这片苍茫的荒野上，他们不仅收获了丰硕的考古成果，更收获了宝贵的人生财富和跨越国界的深厚友谊。

（一）荒野中的意志淬炼

西伯利亚的苍茫荒野，是对意志的终极试炼。极寒的气温、荒凉的环境、远离尘嚣的孤寂，构成了野外工作的日常。有时候，他们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雨，浑身湿透却无处躲避；有时候，他们会在荒原上迷路，只能依靠指南针和GPS寻找方向；有时候，他们会因为食物和水源短缺而忍饥挨饿。但正是这样艰苦的条件，磨砺了团队的意志，让成员们在共同克服困难中拧成了一股绳。

高磊老师引用了队员们常说的一句话：“苦其心志的荒野生活，不仅炼就了坚韧的科考品格，更让我们懂得了在自然面前，保持敬畏与谦逊的重要性。”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如此的渺小。而考古工作，就是要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寻找人类文明的痕迹，解读人类发展的历史。这份工作，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坚守。

（二）跨越国界的文明对话

此次联合考古，不仅是一次学术探索，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明对话。在考察过程中，重庆考古团队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等顶尖高校的考古团队，共同举办了多场专题学术沙龙与公开讲座。双方围绕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文化谱系、游牧民族迁徙、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经验。

虽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让两国学者走到了一起。他们在田野中并肩工作，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在生活中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高磊老师所说：“一次跨国合作，不仅是知识的交换，更是两个文明古国考古人之间，关于历史与文化的深度共鸣。”

（三）里程碑式的时代意义

此次中俄西伯利亚联合考古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首先，它开创了重庆考古的新局面。作为重庆考古首次走出国门的破冰之旅，它成功打破了地域研究的局限，为重庆本土考古学的发展注入了国际化视野，标志着重庆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领域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其次，它加强了“一带一路”文化互动。项目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考古发掘为文化纽带，搭建起中俄两国文明对话的桥梁。通过共同的田野工作与学术探讨，有效加强了两国间的深层文化互动，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信任，真正实现了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的长远目标。

最后，它深化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研究。此次考察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丰硕的合作实践，它不仅开拓了中国考古人的视野，更为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学术研究领域积累了宝贵的协作经验。高磊老师表示，他们期待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化双方在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及成果共享上的合作，共同解开更多关于远东地区古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谜题。

走出渝州书房，午后的阳光洒在周公馆的青砖黛瓦上，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高磊老师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考古人的坚守与热爱——他们踏遍荒野，风餐露宿，只为触摸远古的痕迹；他们跨越国界，携手合作，只为解读人类共同的历史。那些地层里的石器、岩壁上的岩画、草原上的古墓，不再是冰冷的文物，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文明印记。

这场跨越万里的考古之旅，正如渝州讲席主理人、原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苏联东欧部研究员张德安先生所说，中俄两国都是历史悠久，地缘相近，多民族的幅员辽阔的文化遗产大国，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很有必要。这次中俄合作考古考察，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西伯利亚的远古文明，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考古人的学术担当与文化自信。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信会有更多像高磊老师一样的中国考古人，带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学术的追求，走出国门，以中国视角探索世界，为人类文明的研究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书写更多属于中国考古的传奇故事。而我们，也将带着这场分享带来的感动与思考，更加珍视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文化遗产，更加敬畏我们共同的人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