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老师

这位“右派”对我们兄弟几个都很好，大约因为我们几个喜欢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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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离开了杭州，返回家乡，脱掉军装，继续当农民。三年多军旅生涯，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又回到三年前的起点。

此时，担任大队支部书记的是我小学时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大概没有读高中，比我早几年入伍，早几年复员。他在部队时，以及后来我在部队时，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相处不错。他先是让我当了大队民兵营长。稍后，遇到“文革”后，大约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招收农民工，我就近水楼台，成为新时期历史上第一批农民工。

那时的农村，并不觉得非常痛苦，只是收入太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因而第一批招工，还是引起了激烈反响。印象中，和我一起去的这一批工人，多少都有点关系，与之前几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一样，纯粹的农民子弟，似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这一批农民工直接被送到了宿州以东十二公里处的朱仙庄煤矿。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只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平地上下挖八百米，打出几个竖井，以及井下的巷道。我们单位的准确名称叫作“煤炭部第二十九工程处”，领导这个工程处的，是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

印象中，我所在的临涣公社此次招到朱仙庄煤矿的工人有一百多人。与煤矿有关系的，被分派至劳动强度稍低的运输队。更有关系的，只在地面从事一些辅助工作。我那时确实与煤矿没有任何关系，年轻力壮，也没有想去找关系，因而我被分配至劳动强度最大，也最危险的掘进队。掘进队的工作也非常简单，那时的概况现在还记得，就是“打眼、放炮、出矸子、钉道”四个工序。

当兵时期的马勇老师

我在井下整整干了一年，从来没有惜力，没有偷懒，几位老师傅，以及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似乎也很器重我。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这样上班下班，喝酒吃肉，睡觉，日子过得很散淡，下井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恐惧，更没有末日的感觉。不过，朱仙庄煤矿是著名的超级瓦斯矿，安全检查是一点都不敢大意，下井时绝对不允许喝酒，不允许带任何火具或易燃物。朱仙庄煤矿也是国家大型重点企业，管理严格，正规，所以我在朱仙庄一年，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事故。

能够记得的，是一位高中同学，他父亲是我们公社很有声望的大队书记，这位同学早我一年参军，之后我们一起来到朱仙庄。这位同学性格很好，不多话，很幽默。

然而无论如何让我们那时都想不到的是，晚上吃饭时一切都很正常，这位同学去上夜班，就再也没有回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这是我在煤矿工作两年最深刻的一个记忆，从来不敢忘记。

在这位同学出事前，我就到煤炭部在宿县城里新设的“淮北煤炭技术学校”读书去了。淮北煤炭技术学校是中等专科技术学校，在我进煤矿不到一年时开始在煤炭系统内部招生，组织考试。我那时并没有想着离开煤矿，因而与一些工友一起参加了考试，有幸被录取，旋即入学读书。学时为两年或三年，主要为工程类课程，毕业后回煤矿当技术员。对于许多工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我个人那时也这样认为。

但是，当高中同学出事后，我从学校赶回朱仙庄，帮着他的家人料理后事。这件事给我的震撼至今依然存在。

我大约就在那一刹那做了一个影响我全部人生的决定，利用在宿县读书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正式高考，一定要离开朱仙庄，离开煤矿。我再也不要回来了。

所以当同学后事料理完毕，我将我的“窑衣”、矿灯、矿靴，一切与煤矿有关的物品全部送给了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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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参加高考，还有一个激励因素。1978年，我大弟弟以全县第一名成绩考上了大学。他本来可以进更好的学校，但由于没有人懂得怎样填报志愿，第一志愿填得太高没能录取时，第二志愿就很不理想。但我弟弟考上大学对我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我那时只有一个想法，我弟弟能够考上，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返回淮北煤炭技术学校，就开始了高考复习。

煤炭技术学校本身的课程并不少，特别是课后作业，多为绘图，没有足够时间，根本无法完成。好在同学们都很帮忙，几位交情不错的同学在做作业时顺便帮我描出来一幅。这使我赢得了许多时间。

我们这一代“文革”期间的高中生，即便用心读书的学生，也主要在文科上，对于数理化，对于英语，几乎一窍不通。我那一年复习，几乎将全部精力用在数学上，毕竟数学是一百分的卷子，至关重要。我们有几个同学都有同样的需求，就在城里一所中学夜校里报了名，每周有几个晚上到那里听老师辅导。

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为什么有一天晚上放学后，骑车返回东关煤炭技术学校的路上，会与几个当地的流氓打了起来。与我同行的同学非常勇敢，边打边掩护我撤退，快到学校时，我喊来一批同学，那几个流氓才被打跑。但这一次打架，给我内心留下了巨大阴影，很长时间我都不敢自己夜间外出，总担心再遇到那几个流氓。

不到一年多时间，紧张复习很快结束了，我每天即便去煤炭技术学校上课，也多是躲在后面看书，我的作业主要靠同学帮忙。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去附近河边看书背书。我大妹妹那时在宿县师范学校教书，半年后我去她那儿吃饭时，她和她的同事都以惊诧的眼光看着我，说我的头发已像一个疯子。我很久没有剪发，很久也没有洗头了。

复习是痛苦的，收获却是愉快的。记得我那时还去宿县一中请教过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那时高考已有了两次，这位老师也及时总结了一些经验。他的哥哥是我的邻居，是20世纪50年代从一个县团委书记位置上打下来的“右派”。这位“右派”对我们兄弟几个都很好，大约因为我们几个喜欢读书，因而他得知我在复习时，就介绍我去找他弟弟俞老师。俞老师给我的辅导细节不记得了，但我后来一直感激他。我记得我到复旦读研究生时与俞老师还有往来，他为我介绍过《文汇报》一位名记者，是他的同学，还是兄弟，我也不记得了，后来渐渐也就失去联系，主要还是自己主动性不够。

我并不是在煤炭技术学校这边报名的，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煤炭技术学校也属于国家统一招生计划，读了中专，就不能再报考大学。我利用那时农民工这一特殊的身份，档案两不沾，就让家里在原籍报了名。

原籍临涣公社的文教干事周叔叔与我父亲是好友，没有怎样费力气，他就帮我报上了名。我相信周叔叔这样爽快帮忙应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性前提，即我不一定能考上，毕竟没有经过中学阶段系统学习，毕竟已有了那么多应届生。然而，后来考试情形出乎许多人预料，我的高考成绩总体上说还不错。据稍后的消息，我奋斗差不多一年的数学只有可怜的十三分，题目中有一个绝对会的定理推导，竟然被我一激动做错了。那一年英语还不计算总分，我按照别人经验在四个选择中一律选C，这样多少有了几分。我毕竟是从部队回来的，政治课即便不拿满分也应拿八九十分，可惜的是，我尽管答题文字写得很多，但并没有答到要点上，可怜巴巴，我最自负的政治课仅仅得了五十九分。我的总分主要集中在语文、历史、地理三门。据稍后获得的消息，这三门分数，可能是淮北市，或濉溪县单科第一或前几名。

文教干事周叔叔没有预料到我会考得这样好。知道这个结果，他一方面替我高兴，另一方面感到为难，毕竟我正在淮北煤炭技术学校读书，按照政策，我确实不能再去读大学。周叔叔的意思很明白，我在煤炭技术学校的事情，他帮不了忙，必须我自己去解决。假如煤炭技术学校不让我上，他也毫无办法。

我和家里商量后也别无办法，最后还是要我自己去找学校。我找了校长等领导，但个个都无权做主放我走。一位校领导建议我去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政治部去找找，如果他们同意，学校肯定不阻拦。

根据朋友提示，我找到了政治部主任。主任很威严，毫不通融，眼见到手的大学就要泡汤，我那时心急火燎，什么样的心思都有。我也不记得通过什么关系找到了这位主任的家，主任还没有下班，他太太接待了我，听了我的诉说，既高兴，又同情。过一会儿，主任回家。他太太当我面为我求情，这位主任答应向煤炭部请示。如果煤炭部不反对，我就可以去。

过几天我去听消息，据主任说，当年煤炭系统参加高考的人并不少，但真正考上的并不多，而在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似乎只有我一人，因而煤炭部、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将我的事情做了特别处理，同意我离开煤炭技术学校，回原籍参加高考录取。

高中毕业合影，后排右一为马勇

我的命运就此改变，今日追述，不能不感谢所遇到的每一个帮忙的人。在报志愿的环节，有我大弟弟的教训，我从一开始就往低处报，而且那一年教育部压缩招生，更使我不敢奢望报省外高校，我就在省内几个学校中挑选，也就是安徽大学等几所学校，能报的专业，也就是文史哲等最传统学科，即便经济、法律当年最冷门的专业，我都担心自己无法被录取。

我的保守做法据说很有效，316分能够被安徽大学历史系录取，是那一届同学中最后一名，据说也是全校最后几名。

3

安徽大学现在往前追溯自己的历史已经很远了，但在我入学时，安徽大学的历史只能追溯至1958年。我们那时并没有因为学校历史短自惭形秽，依然为是省内第一综合性大学而高兴、自豪。

我所进入的历史系，更是当年新组建的。据老师说，他们一部分来自安大政教系分家，哲学、历史，都是这时独立出来的。历史系的老师从渊源上说，有不少都属于原来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这个系的历史也可以追至1958年。

历史系的历史短，老师也很少大学教书经验，而且合肥那时交通实在不太方便，几乎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岛，蚌埠至合肥的那段铁路是唯一出路，但没有办法将这条铁路与其他线路联通，所以那时的合肥相当闭塞，安徽大学与京津沪等地高校比，其闭塞显而易见。四年大学，印象中只有唐德刚、李华兴、魏宏运、彭明、茅家琦等很少外地学者来讲学。我们的眼界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

闭塞也有闭塞的好处，就是有足够时间读书，不分心。记得入学后我借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后来有机会我自己买了一套，这套书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路。几年前我为一家媒体推荐书目时曾专门讲过这个故事。

很显然，我的兴趣是接续几年前“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毕竟那时在部队读书少，头脑中形成了一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之所以执着报考历史系，其实就有寻找答案的潜意识。现在终于有机会去弄清先前的困惑了，所以大学几年，总体而言，我的学习相当主动，有规划，有意识，我从一年级开始，下力气从头学外语，尽管一直到后来不会说，听不懂，但毕竟三年半功夫过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关。外语之外，我的全部精力就是读中国古代史料，经史子集，四部并重，一本一本往下看。对于比较难理解的作品，比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说文解字》以及从《史记》至《清史稿》中的思想家传记、《经籍志》《释老志》《艺文志》等，我都曾手抄过一份，主要是借此加深理解，加深记忆。

大学四年，我的兴趣就在中国思想史，为此我系统听过哲学系中西哲学史课程，我从周继旨、钱耕深、孙以楷、乐寿明几位教授的中国哲学史课程获益良多。中国思想史上许多问题，都因他们的讲述而获得清晰认识，比自己在那儿苦读，冥思苦想收获更多更快。

历史系老师值得记忆的更多，那时的系主任吴寿祺先生是合肥师范学院时的老领导，从政教系出来筹建历史系。历史系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到教室检查我们这一届的晚自习。有时还会与同学聊一会儿。古代史的老师吴孝铣、赵华富、傅玉璋，近现代史老师沈寂、高洪志、陈善学等，都为我们讲过课，多少也有一些私人接触，受益匪浅。

对我后来人生道路构成转折意义的是汤奇学老师。汤老师为复旦大学历史系蔡尚思先生的门生，那时蔡先生年事已高，汤老师和他的几位师兄弟主要接受朱维铮老师、姜义华老师、李华兴老师的指导。汤老师在我快毕业时分到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很快请来李华兴老师做了一个为时不算短的系列讲学。李老师讲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毕竟来自复旦名校，他那时赢得了我们几届同学的拥戴。记得当年报考研究生时，我们班只有三十人，报名的不过十来人，而报考李老师的就有好几位。

看着那么多同学报考李老师，我当然没有勇气参与竞争。汤老师这时给我们班提供了更多信息，所以我和几位同学就避开了自相竞争。这是我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老师的直接原因。朱老师的名气那时还不是很大，他与姜老师、李老师正在合作，他们合作的论文不时见诸学术刊物，但对因我在比较边缘化的内地大学，那时并不清楚这几位老师的分量。

朱维铮先生

汤老师的建议使我获益无穷。初试合格后需要去复旦面试，那时我们都很胆小，在进入面试教室前，我根本没有想过去看看朱老师。面试的内容早已忘记了，记忆中，因为我的面试，一位来自复旦历史系的考生被淘汰了。

进入复旦，是我进入学术的开始。

4

朱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三年时间，我们追随朱老师读经典、读理论，我也曾给朱老师当过两个学期的助教，随堂听课，协助处理一些事务。

朱老师的讨论班最有内容，我获益最大。他规定我们每周读一本经典，从古典开始，从《论语》往下读，顺流而下。

由于我在本科读书时在古典方面略下过一点功夫，因而在朱老师讨论课上，我多少还敢讲点看法，尽管很幼稚，有时也受到朱老师的批评，甚至嘲弄，但确实通过这门课获益巨大，对后来的专业研究非常有意义。

复旦大学时期的马勇老师

复旦三年，我并没有想着往下读。朱老师那时不时向我们灌输着传统老先生的看法，三代之下无真学问，学问只在古典、在古史，所以我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近代，印象中，除了跟汤刚老师读过《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宋以后的历史并没有下过功夫。朱老师那时让我们注意地下发掘，一再提醒我们注意读考古报告，读文物，注意一切来自地下的新史料，所以我在后来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没有一个在秦汉以后。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很快结束了，复旦的校园生活让我开了眼界。我们那时的价值观，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没有谁想着进官场，去从政，尽管那时也有读书人在官场如鱼得水的先例。朱老师那时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也不主张学生从政，他替我做出的选择，就是进社科院从事研究。记得当时朱老师因会议或其他事来北京，就与历史所的朋友为我安排了出路，我毕业时的派遣证就是到历史所报到，具体工作单位为侯外庐先生创建的思想史研究室，黄宣民、卢钟峰、步近智等先生，都与朱老师有交情。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就在我将要报到的时候，朱老师在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学刘志琴老师，正好在上海，一个偶然机会，她劝我不要去历史所报到，改派近代史所。刘老师的理由很简单，也最具说服力，因为近代史所刚刚交付使用新办公楼，很快还会有一幢宿舍楼，近代史所分房子肯定比历史所快。在1986年，没有人想到房产私有化、市场化，我们那时唯一的机会就是等待单位分房子。所以对刘老师的建议，朱老师也很认同，而且朱老师与近代史所丁守和、杨天石、王学庄等，也是多年好友，且同为那时文化热的弄潮者。于是，1986年8月，我就拿着去历史所的派遣证到近代史所报到了。

这一改变不仅让我较其他同学稍早一点得到了一间平房栖身，更重要的是，这个改变深刻影响了我的学术道路。我在安大四年、复旦三年，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从事近代史研究，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像胡适、冯友兰说过的那样，在古史上下功夫，争取发现一个古字，一件古史的新意义。

现在来到了近代史所，我必须从头开始，阅读近代史资料。

近代史所也有一个通史研究室，而且创所所长范文澜先生的兴趣就是古史。近代史所有着良好的学术风气，只要是真诚做学问，不论哪一段，只要有心得，有见解，并没有什么范围限制。我所在的文化史研究室，那时的主任为丁守和先生，副主任是刘志琴老师。丁先生是自学成才的大家，古今中外，均有涉猎，年轻时做过马恩列斯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后来将精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奏折研究。刘老师是明史大家，我在读书时就对她的晚明城市研究非常佩服。刘老师也没有刻意下来做近代史。所以我那时如果不下来阅读近代史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总觉得历史机遇让我来到了近代史所，我不应该辜负这个机遇，不能对研究所主流学术一问三不知。这是我毕业后没有在原来题目上接着做的一个因素。

有了这个想法，我从进所报到开始，就拿出全部精力补近代史课，系统阅读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那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巨著。我没有任何既定的，或者一定想做的题目，我的兴趣就是读书，就是补课，读了这套书，我又按图索骥，在所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漫无边际阅读。

现在回想起来，从1986年至1991年的几年，是我读书最多，也最无功利的几年，自认为这几年阅读让我后来几十年受益无穷。

那时的学术界风气、管理，也与现在很不一样。不论是老师、老先生，还是研究所、研究室领导，没有人催促你去写文章，去写书，老一辈敦促我们的是“好好读书”，“不要随便写东西，以免将来后悔”。所以那几年，也没有后来市场化、商品化影响，也没有人想到去干点什么学术之外的事情，每天的事情，就是借书、读书、还书，三点一线，从家里到办公室，到图书馆。

没有压力，没有目的，没有功利地读书，才是真读书，我非常感谢那几年。那时也没有现在频繁的考评，没有什么量化，研究所有老先生评职称并不是像今天看著作量，更不会荒唐地看发表刊物的级别。研究所衡量人才的尺度是学问，而衡量学问的方式，就是老先生们的感觉。有没有学问，不是写出来，甚至也不是说出来。有学问就是有学问，没有学问就是没有学问，一切都在老先生感觉中。印象中，当年流传老所长夸某位老师最有学问，但从著作量上说，这位老师述而不作，甚至连述都懒得做。他的学术理想就是弄清问题，问题弄清了，也就没有写的必要了。

假如不是一个偶然机会，我也将像这位老师这样述而不作，以读书为人生快事，以弄清问题为学术目的，而不是以著述为学问唯一诉求。我在1991年之前的几年，其实就是这样度过的，单位也没有说什么，自己感觉也良好，尽管没有什么成果，到时该给的中级职称也没有耽搁。

我那时确实以为写出来太俗了，但在单位或学术会议上，我又是一个话痨，后来反省，有几次会议，我自己都觉得说得太多了，甚至说了很不应该说的话。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过着，读书、借书、买书，有时与朋友喝喝酒。无功利，很惬意。

张德信先生

然而就在一次喝酒时，张德信先生一句有意无意的嘲讽深刻刺激了我，使我恍然有悟。

张德信几年前去世了，我一直称呼他张老师。他也确实当得起老师的名分，因为他确实在人生问题上给年轻人以热情指导。我自认是获益最多的几个年轻人之一。通过他，我不仅建立了一些人脉关系，而且获得很多人生教谊。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机会比较多，但他始终没有对我只读不写、夸夸而谈说过任何意见，或给予什么提示。但是1991年的一天，我在与张老师，可能还有其他人一起喝酒时，不知说到了什么事，张老师突然轻轻说了一句：“你这么牛X，怎么一直不见你写的东西？”

这句话让我浑身出汗，一下子陷入尴尬。痛定思痛，我并不觉得张老师说的有什么不妥当，我后来甚至非常感谢张老师这个及时、不留情面的提醒。如果不是这个提醒，我继续浑浑噩噩读书、喝酒，继续乐呵呵，那么几年后评职称，我肯定会遇到挫折。这个提醒来得及时，出汗固然尴尬，但洗心革面，从头开始，让我及时避免了更大失误。我后来一直感谢张老师这个提醒，我对他说过，但他说确实不记得了。

本文来源：《马勇讲史：晚清四书》，马勇 著，新星出版社 2020年4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