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桦

孙锵鸣（1817—1901），字绍甫，号蕖田，晚号止庵，浙江瑞安晚清大儒。作为晚清浙东重要的经学家、教育家与文坛宿儒，孙氏学术建树卓著：主纂《温州经籍志》，先后掌教诂经精舍、求志书院，育才无数、泽被东南，为晚清浙东学术赓续与地方文教振兴厥功至伟。相较于其显赫的经史成就与教育功业，孙锵鸣的书法艺术长期为学名所掩，学界专题研究匮乏，其独特的书史价值始终未获充分阐发。近年来，伴随晚清文人艺术研究不断深入，碑帖融合书风的学术讨论日趋细化，孙氏兼具文脉传承与时代突破的书作、自成体系的书学理念，逐步重回学界视野。本文以孙氏存世墨迹、诗文手稿、日记题跋及论书诗文本为核心一手材料，系统梳理其书风演变脉络，深入阐释其书学内核，进而厘清其在晚清书坛转型进程中的独特坐标与艺术启示。

孙锵鸣的书学路径根植正统文人书脉，取法有序、进阶清晰，完整承袭清代士人严谨的习书体系。据《止庵日记》所载，其早年学书恪守唐楷正轨，于颜真卿《多宝塔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用力最笃，兼取欧体之峻整、颜体之雄厚，锤炼出扎实端正的笔墨骨力。唐楷法度的严格训练，使其笔底沉稳、结体端严，为一生书艺奠定坚实根基。中年以降，孙氏突破唐楷藩篱，上溯魏晋帖学正源，深耕“二王”法帖，取王羲之行书清逸流转之神韵，兼参颜真卿《祭侄文稿》沉郁苍劲之笔意，融会化合之下，逐渐形成骨力遒劲、动静相生、神采焕然的个人行书面貌。

孙氏所处的晚清，正值书坛风气剧烈变革之际，碑学勃兴、帖学式微，邓石如、包世臣一脉碑学理论风靡天下，“尊碑抑帖”成为时代主流。面对此番学术与艺术变局，孙锵鸣不随流俗、不执一端，秉持通达辩证的艺术立场。其《与友人论书》所言“碑版之雄浑，帖学之秀润，皆吾师也”，集中体现其兼容开放的书学观，跳出晚清书坛碑帖对峙的门户桎梏，主张博取众长、双向吸纳。观其传世书迹，用笔既存北碑方折厚重、朴茂雄强的质感，又保有帖学圆转流润、雅致灵动的气韵；结体宽博而不散、严谨而不局，整体气象浑穆、生机内含，真正实现碑骨与帖韵的有机统一。这种碑帖互融、古今兼取的创作取向，与何绍基、赵之谦等晚清大家的艺术路径遥相契合，亦是晚清书坛由“独尊碑法”向“碑帖兼容”转型的典型缩影，具备鲜明的范式意义。

纵观孙锵鸣一生书艺历程，随年岁增长、阅历沉淀与学养精进，其笔墨格调层层迭代、风貌屡变，可清晰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呈现出循序渐进、人书俱进的完整艺术演进轨迹。

五十岁前为早年筑基阶段。此期孙氏专意宗法唐贤，以楷书立骨、以行草辅体，创作严守传统法度，笔力沉实、结构端稳，尽显正统士人书法的规整与端庄。唯此时习书尚重在形模，临摹痕迹未脱，个人性情与意趣尚未充分流露。其传世《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可为代表，通篇恪守颜体正大雄健的范式，法度周全、功夫扎实，却仍未完全跳出仿作窠臼，个人艺术面貌尚在酝酿之中。

五十岁至七十岁为中年蜕变成熟期，亦是其碑帖融合书风最终定型的关键阶段。此期孙氏进一步拓宽取法视野，上溯秦汉篆隶，潜心研习《石门颂》《张迁碑》等汉隶名品，汲取汉碑开张朴拙、古意盎然的笔墨特质，并自觉以隶法参入行草，补救帖学末流纤弱、碑学末流板滞之弊。《止庵自书诗稿》是其中年书艺的标志性作品：结体开张、疏密有度，沉稳而不滞塞；用笔凝练沉厚、苍劲内含，刚健而存温润；墨色干湿交错、浓淡相生，飞白自然天成、气韵贯通。作品兼具庙堂书法的中正气象与文人笔墨的清雅山林之趣，最终形成气厚骨健、沉雄郁勃、古雅天成的稳定审美品格，标志其碑帖兼融的艺术风格完全成熟。

七十岁以后，孙氏书艺迈入晚年化境，达成传统书学“人书俱老”的至高境界。历经世事沧桑与毕生学养积淀，其笔墨渐去锋芒、洗尽铅华，由刻意求工归于平淡本真，整体呈现简淡苍古、浑朴自然的艺术气质。其《自寿诗》横幅最能体现晚年境界：用笔老辣内敛、藏锋蓄势，无雕琢安排之迹；结体疏朗空灵、开合自如，通篇气脉连绵、浑然一体；枯润互见、苍润相生，于质朴苍茫中透出清峻风骨与醇厚书卷气。其晚年尚拙、尚真、尚自然的审美追求，与傅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艺术精神高度契合，足见其对传统文人书学美学内核的深度领会与通透体悟。

孙锵鸣不仅以笔墨见长，更以学养立艺，其书学思想体系完整、义理深厚，与其诗学、经学与人格修为深度贯通。《止庵诗存》所存大量论书、题画诗作，是考察其书学理念的一手核心文献，清晰呈现其由技入法、由法会意、由意悟道的完整艺术认知层次。

其《论书绝句》云：“颜筋柳骨本天成，腕底沧桑岂易名。莫道江湖无正脉，山阴灯火夜三更。”诗句既尊崇唐楷筋骨法度，亦坚守二王帖学正脉，在接续千年书史正统谱系的同时，借“腕底沧桑”一语点明书法真谛：笔墨绝非单纯技法操练，而是书家人生阅历、情志气度与生命沧桑的外在凝结，深刻承续并实践了中国传统“书为心画、书如其人”的核心命题。

其《临帖偶得》诗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此中消息谁能解？只有羲之解笑人。”孙氏化用苏轼经典论书语，与北宋文人书学精神形成跨时空呼应，凝练道出其技进乎道、以学通神的核心主张。在其看来，勤习笔墨、精进技法仅为入门基础，真正支撑书法臻于神明、立于高雅的根本，在于读书积理、涵养胸襟、厚植学养。这种重学养、轻匠气，重神韵、轻形式的艺术取向，贯穿其一生创作，彻底超越世俗书家唯技法是求的局限，牢牢守住文人书法的精神本位。

其题画诗则进一步展现孙氏跨界融通的艺术感悟。《题山水画》一诗，以诗诠画、以心驭境，将山川墨色的视觉形态转化为情志寄托的心灵体验，细腻诠释传统艺术“笔墨载心、意境为先”的创作规律，体现出其诗、书、画审美互通的通透艺术视野。

孙锵鸣的书学认知与笔墨格调，深植根于瑞安孙氏深厚的朴学家学。瑞安孙氏四世传经、累世治学，自孙衣言、孙锵鸣至孙诒让，恪守“实事求是、通经致用”的朴学宗旨，治经重本源、治史重实证，学风严谨笃实。孙氏深耕《礼记》《春秋》《明史》诸学，经史治学的求实精神、贯通意识与中正品格，潜移默化浸润其书学观念与笔墨实践。

其《与友人论书》提出“学书当以经史为根柢，以性情为统摄。笔墨之妙，皆自学问中来”，一语确立其书学思想的核心架构，将书法由技艺之学提升为修身之学、人格之学。此论与刘熙载《书概》“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的经典论断相互阐发、高度同频。孙氏笔墨之所以骨格中正、气韵醇厚、书卷盎然，本质上是其经史学养与士人品格的自然外化。

在学古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上，孙锵鸣展现出远超同代书家的思辨能力，秉持重古不泥古、师法更师心的开明立场。针对晚清书坛“摹古僵化”与“率意蔑古”两种流弊，孙氏予以理性纠偏：一方面反对徒求形似、不知神理的机械临摹，主张学古贵在摄取神韵、领会古法精神；另一方面摒弃墨守旧规、不敢越步的保守心态，倡导“用古人之法，写我之意趣”，以古法为根基、以性情为主宰，在守正中求变化、在传承中出新意。正因这种形神兼顾、守正创新的学书理念，其作品既能扎根传统文脉、法度有源，又能彰显个人面目、风格独立。

审视孙氏毕生的书法实践与书学思想，可谓晚清文人道艺合一、艺以载道艺术理想的典型范式，兼具重要的书史价值与当代启示。身处碑学大兴、帖学式微的特殊转型期，其碑帖兼容、双向取法的创作路径，有效消解了晚清碑帖对立的门户偏见，以碑立骨、以帖润韵，为传统帖学在变局之中寻得存续与新生的路径，丰富并完善了晚清碑帖融合的书学体系，推动书坛风尚由流派对峙走向多元共生。

其“以学养书、以人立艺、道统技艺”的核心理念，直指书法艺术的本体要义，对当下书坛普遍存在的重技轻道、重形轻神、重匠轻学的职业化弊病，具有深刻的纠偏意义与参照价值。尤为可贵的是，孙锵鸣一生自居儒者、经师，始终将书法视为治学修身、陶养心性、寄托情志的“文人余事”，未尝刻意以书家自名。也正因这份不逐功利、不求专精的松弛与真诚，使其笔墨脱去匠气、归于本真，达成无意于佳乃自佳的艺术高境，这亦是传统文人书法最珍贵、最值得传承的精神品质。

当下书坛专业化、技术化程度日深，技法训练日益精熟，而学养积淀、人格涵养与精神境界日渐稀缺。回望孙锵鸣融通道艺、以学驭笔的一生可知：书法最高境界不在于技法的极致精巧，而在于学养之深厚、品格之纯正、心境之澄澈。孙氏留存的笔墨风范与书学思想，既是晚清浙东书史的重要遗产，也为当代书法回归文脉本源、重塑人文精神、坚守艺道初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古典范式与精神滋养。

2026年5月30日于寄吾斋

（作者：温州市方介堪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