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被告”人生注脚

退休后的日子，像一杯温吞的茶，波澜不惊里浸着岁月的余味。我总爱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翻着旧相册，或是在笔记本上涂涂写写，把过往的时光一点点打捞起来。那些或浓或淡的记忆，如同散落在河床上的石子，每一颗都藏着一段故事。

而今天，我想把那颗带着些许“特别”印记的石子，轻轻拾起，放进我的人生档案里——那就是我唯一一次当“被告”的经历。

那是卸任统计局长后的几个月，一个寻常的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去小区门口的早餐铺买豆浆油条，回来时却在信箱里发现了一个白底黑字的信封，上面印着法院的公章。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拆开一看，竟是一张传票。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辈子会和“被告”这两个字扯上关系。虽然注明了是民事诉讼，不必由法警押送，但那种复杂的滋味，至今想起仍清晰如昨。

事情的起因，要回溯到我在任统计局长时的一次“重大决策”。

当时统计局的工作用车，是一辆服役了十多年的老红旗，早已百病缠身。职工们常常调侃：“这车啊，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更头疼的是，它已经欠下了修车门市近三万元的维修费。

没有像样的工作用车，下乡调研、数据采集都成了难题。那段日子，统计部门的经费捉襟见肘，要解决用车问题，简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班子会上，我们反复商议，最终定下了两条路：一是把旧车处理掉，二是借钱购置新车。

旧车作价4.5万元卖给了常合作的汽修厂，扣除拖欠的维修费，实际到手1.5万元。凑够了这“第一购车款”，可离买新车还差着一大截。就在我犯难时，一个做生意的同学得知了我的困境，主动提出愿意借钱给我们单位。

他说：“你们统计部门为地方经济发展做了这么多实事，借点钱就算我支持工作了，按银行贷款利率算就行。”有了这笔钱，购车的事终于提上了日程。

2007年那会儿，行政事业单位还没有车改，购车手续也繁琐得很。我先是跑了财政部门，在资金来源一栏，他们签署了“资金自筹”的意见。接着，我又马不停蹄地去市级“控办”（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办理审批手续。

记得那几天，我抱着厚厚的文件，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盖了一个又一个公章，终于拿到了购车的“通行证”。我们最终选定了一款韩国产的起亚狮跑。

在当时的SUV市场里，它凭借扎实的底盘、可靠的发动机和不错的通过性，成为了不少单位的选择。根据配置不同，落地价在17万到26万元之间。我们选的是一款标配车型，落地大概18.3万元左右。

当崭新的狮跑开回单位时，职工们都围了上来，摸着锃亮的车身，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奔波和辛苦都值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辆解决了燃眉之急的新车，后来会把我推上法庭的被告席。

不到半年，我因为工作调整，卸任了统计局长一职。新局长上任后，工作用车照常用，可当初借钱购车的事，却被他置之脑后。我的同学几次上门催要，都被各种理由搪塞。

无奈之下，他只好将单位告上了法庭，而我作为当时的经办人和法定代表人，也被列为了第二被告。

开庭那天，我特意穿戴得整整齐齐，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法院。坐在被告席上，看着原告席上的同学，我的心里五味杂陈，甚至给同学招呼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庭审开始后，法官先是例行公事地问了我的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单位等基本信息。然后，他盯着我，问了关键的一句：“你借钱买的这辆工作用车，现在谁在用？”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回答：“车统计局一直在用，现在也在用。”

法官点了点头，说了一句：“你可以走了，你没有事了。”

就这样，我在法庭上只说了一句话，就完成了自己作为“被告”的“使命”。

走出法院的大门，阳光有些刺眼，我抬头望了望天空，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后来法院判决：单位需偿还借款，并按原协议支付利息，同时承担起诉费。

如今再回望这段经历，真是一言难尽。说它简单，是因为我在法庭上只用一句话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可要说复杂，又道不尽当时统计部门的艰难处境，以及“新官不理旧账”的人心寒凉。

不过，好在“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法律最终给了公道。这段当“被告”的经历，虽然算不上“光彩”，不值一提，根本不需要“浓墨重彩”，却成了我人生中一段独特的注脚。

它时刻提醒着我，为官一任，当守土有责，哪怕是卸任了，也要对自己做过的事负责。

而在退休后的日子里，我更要守好内心的底线，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绝不让这样的经历重演。

毕竟，人生没有草稿，每一笔都要写得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