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鑫

这代年轻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动词：飘。

不是漂泊，也不是飘零。没有前者那么沉重，也没有后者那么萧瑟。就是一种暂时的、轻盈的、还没决定落哪儿的状态。

上午九点，郑州某二手书店的门被轻轻推开。子辰熟练地开始整理书籍。一年前的此刻，他还在考研自习室里埋头苦读，与数百万考生一同挤在“上岸”的独木桥上。

如今，这位编导专业毕业生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节奏——做兼职店员和播客主播。他形容自己处于“悬停”状态：没失业也没稳定就业，更像是在职业生涯的轨道上按下了暂停键，走进一个“兼职的间隙”。子辰并非孤例。在河南甚至全中国，像他这样选择“过渡性就业”的青年正悄然增多。他们脱下“长衫”，走入便利店、咖啡厅、线上平台，从事着看似“临时”的工作。他们管这种状态叫“飘”——社会学者称之为“过渡性就业”，而他们自己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悬停”：不至于坠落，却也暂时没有着陆。

子辰整理的书架

悬停的一代：当“飘”从个例变成现象

子辰的“悬停”始于考研失败后。他没有立即投入“二战”或求职大军，而是在书店找了份兼职。“每天与书为伴，我发现自己终于可以安静思考了。”他观察顾客的阅读选择，想象他们的故事，在实在的劳动中放松自己。“以前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列准时的火车，每站都得按时到。但现在，我想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开、往哪儿开。”

敏蕊的故事始于一种“职业倦怠”。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她，在心理咨询机构工作三年后，陷入了“意义危机”。“每天倾听他人的痛苦，自己却必须保持专业和冷静，时间一长，感觉内心被掏空了。”2025年初，她辞去工作，成为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夜班员工。“家人说我‘越活越倒退’。”但她心里明白，这份时薪不到从前三分之一的工作，给了她最需要的东西——“呼吸的空间。深夜的便利店很安静，我可以观察夜间城市的样子，思考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晚上的城市好踏实。”

肖瑶的选择展现了另一种可能。这位大三学生，在同学们忙于实习和考研时，选择成为一名游戏主播。她在直播间展示游戏技巧、分享校园生活，逐渐积累了数万粉丝——而她所在的游戏直播行业，截至2025年用户规模已近6.83亿，创历史新高。“这不是‘不务正业’，”她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职业赛道。”

小红书上相关话题讨论

这些年轻人的选择并非孤例。在社交媒体上，“间隔年”“数字游民”成为热门话题——小红书上“gap year”相关笔记获得2.4亿浏览、超100万讨论；豆瓣“同辈压力研究中心”“不上班俱乐部”“灵活就业者联盟”等小组聚集了数十万分享非传统职业路径的年轻人。他们中，有在云南支教、在青海做环保志愿者的985毕业生，也有边旅行边接单、走过了十几个国家的自由设计师。这些人身上有种共同的气质：拒绝把“毕业-就业-结婚-买房”当作唯一的人生模板。

教育系统也开始回应这种变化。一些高校推出“弹性学制”，允许学生3至6年内自主选择毕业时间；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接受“非传统简历”，看重多元经历而非连续的工作记录。“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对工作的期待不再是简单的‘谋生’。”肖瑶说，“我们更希望工作能够与兴趣结合，能够体现个人价值，能够有成长空间。”

选择的重量：为什么“飘”，代价是什么

这些年轻人为何选择“飘”而不是“稳”？原因既有个人层面的思考，也有时代大背景的影响。

对单一成功路径的反思是最直接的触发点。“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的理念是：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子辰说，“但当我真的走上这条路，却发现并不快乐。考研、考公、进大厂……这些被社会认可的道路，真的是唯一选择吗？”个体的困惑背后有结构性的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翼研究员指出，高质量岗位供给不足与技术变革加剧就业压力，正在双重挤压这一代年轻人。当学历通胀遇上岗位紧缩，“飘”既是个体的缓冲，也是群体性的探路。

河南某高校秋招现场

与此同时，技术正在改写“工作”的定义。互联网平台让自由职业变得可行，社交媒体为个人品牌打开了通道。更深层的是代际价值观的位移——年轻一代不再愿意为了“稳定”牺牲一切。“我们不愿像父母辈那样，”敏蕊说，“生活不应该只是生存，还应该有诗意和远方。”

但这些选择的另一面，子辰深有体会。每月兼职收入约4000元，房租1200元，自己缴纳社保约1300元，剩下1500元要覆盖饮食、交通、通讯等全部开销。安静思考的自由是真的，银行卡余额的焦虑也是真的。

子辰的“经济账”不是个例。许多选择“过渡性就业”的年轻人都在类似的平衡线上挣扎——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无力积累资产或应对风险。更隐蔽的代价在制度衔接的缝隙里：政策允许灵活就业者自行缴纳社保，但高费率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一旦生病或发生意外，几乎没有缓冲垫。而在招聘市场，“连续的全职工作经历”仍是硬通货。“一年后回到职场，HR会如何看待我的这段空白期？”敏蕊的担忧很普遍——在兼职中磨出的沟通力和应变力，很难装进一页标准简历。

比经济压力更深层的，是与“社会时钟”的无声搏斗。在传统观念中，稳定的全职工作不仅意味着经济安全，也代表着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当同龄人的朋友圈里开始出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知名企业的工牌、新婚的合照，一种“掉队”的恐慌便会悄然滋生。家人的关心在深夜的电话里时常变成温和的催促：“什么时候才能稳定下来呢？”这种压力并非恶意，却实实在在地消磨着探索所需的心理能量。子辰坦言，有些夜晚他会反复刷着考研成功的同学动态，然后问自己：“我的选择，真的对吗？还是只是在逃避？”更棘手的连锁反应是：许多人原本只计划“短暂休息”，却发现时间越久，越难回到常规轨道——“飘”久了，会不会真的回不去了？

“飘”向何处：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飘”久了，会不会真的回不去了？这个问题，或许不该只由年轻人自己来回答。

林哲的经历或许能提供一个参照。2019年他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辞职，“飘”了将近两年——做过青旅前台、线上家教、短视频剪辑，最窘迫的时候靠信用卡周转。转折发生在他接了一个小品牌的代运营项目之后。“不是突然想通了什么，就是做着做着发现，以前在公司学的那套东西，加上这两年乱七八糟的经验，刚好能用上。”如今他经营着一间三人工作室。“回头看，那两年不是空白，也不是弯路。它让我知道了自己能承受什么，也知道了自己真正在意什么——这些事情，坐在工位上是想不明白的。”

在更大的层面，变化也在缓慢松动。一些地方的人社部门开始尝试将灵活就业者的职业培训纳入公共补贴范围，“总得有人先试试，”一位基层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说。部分企业的招聘系统里，“职业间隔期经历”不再被自动归入减分项——“我们见过太多人，反而是在那段时间里想清楚了要来做什么。”这些松动远未成为主流，但方向是明确的：当“飘”从个例变成现象，规则就得学着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削足适履。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在这两年被年轻人转发了无数次。它像一句宣言，也像一句自我安慰。但如果“旷野”里没有路标、没有补给站、没有人告诉你往哪儿走，自由的另一面是什么？或许，“飘”的意义不一定是找到那个“对的方向”，而是在不被推着走的日子里，攒出判断方向的力气。不是永远飘着，也不是仓促落地，而是拥有选择“落地”的能力——知道自己想去哪里、为什么去，以及在去的路上，没有丢掉对自己的把握。

傍晚，子辰锁上书店的玻璃门，走进路灯亮起的街道。书架整齐地立在身后，城市的灯火在前方铺展开来。现在的“飘”不是没方向，而是在不确定里慢慢找平衡；这段日子也不是浪费，而是在缝隙里攒着下一程要用的劲儿。“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回到大家觉得‘正轨’的生活里，”他语气很实在，搓了搓双手。

“我不知道这段‘飘’着的日子会持续多久。但我知道，当最终选择‘落地’时，我会更清楚自己想去哪里，以及为什么去那里。”子辰说。

统筹：石闯

编辑：程子鑫   实习生 陈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