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

我们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一门奇特的艺术，文字在被应用被书写的同时也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

在批判的眼光看来，书法是自宫自娱的产物，是有害的，在传统王权专制社会里流行，正说明它适合中国人的专制特征，一种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跟教条化的儒家学说一样，它成为文化人乃至中国人之间的交往沟通工具，它取代了思想。思想反而成为有害的，是违禁品，是敏感词。自秦汉以降，文化人的头脑让位于手指或手纸，手指在纸上书写，在最高层面上，也相当于庄子笔下“庖丁解牛”或“运斧成斤”一类的大匠。

对书法的声讨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是说，把书法放在大视野或多维度中来考察，多可理解我们社会的诸多怪现状。书法的专制使一般人望而却步，看见几个字挂在那里，不敢开口。至于字写得一般人认不懂，更使圈子内人分出优劣来。书法如此流行两千年，而我国人的审美如此难以公开坦然，难有低限度共识，即是明证。更不用说，那些天才巨人如朱熹、王阳明、顾炎武、曹雪芹等人只是“游于艺”，他们是志于道者，据于德者，依于仁者。书法再美，不足于表达世道人心的至善。因此，它到清末注定走向末路。

从积极一面观察书法，书法仍是人的产物，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书法。传统中国人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间，跟民族性格的生长衰败相始终。书法也如此。以这种周期论或结构系统论来观察一门传统艺术的历程，书法在汉唐达到顶盛，在宋元则衰，在明清则败。这种结构系统，在中国人的视角里，就是《易经》所谓的“元亨利贞”的必然格局，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元亨利贞阶段，明清就是书法衰绝期的利贞阶段。而王铎这样的书家没能贞定，反而投诚，虽有不得已，却也说明书法败落得完全不顾脸面头脑。

故梁启超在清末倡导大学成人之道，在新民，在明明德，企图贞下起元。就是说，有新人才有新的书法，有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字。遗憾的是，现代人的生活及其思想丰富得突破了传统的手指或手纸，在线条的艺术方面，即使有康、梁、孙、黄、蔡、陈、胡、鲁等一流而自由的心灵，仍难以望传统中国人项背。我们不敢说王羲之的人格比梁启超高，但敢说王的书法比梁启超的书法高；我们敢说赵佶的为人不如孙中山，但我们也敢说赵佶的书法强过孙中山；我们敢说鲁迅比王铎自由而高洁，可我们不敢说鲁迅的书法高过王铎；我们可以说于右任的条件不比米芾差，但我们敢说于右任的书法没有米芾的好......而文明的寄存传播介质发生的变化，即钢笔、铅笔、现代纸张，等等，则明确宣告传统书法的死亡。传统书法只具有博物馆、收藏界、亲友留念一类的功用。至于当代，电子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思想交流的语言文字在网络、短信、微博、微信、自媒体等介质上落地，影像日益渗透进语言文字。从博物馆、客厅到桌面市场、手掌市场，现代人的手指以键盘为日常，更灵活熟悉于屏幕而非纸质。外人宣称，启蒙时代以来以文字统治世界的五百年大周期结束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传统书法两千年来大周期的彻底终结，也是硬笔书法一百年来小周期的终结。无论传统或硬笔书法，都将成为个人趣味，成为个人的身份丰富性的证明之一种，而不再具有社会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书法尤其胡适先生的书法，极具奇异效果。与其说我们是进入书法内部谈论，不如说我们是外部是在市场上谈论。我们谈论书法的种种负面信息，并不妨碍书法市场的照常运转，也不妨碍我们对历史人物书法的指指点点，更不妨碍书写对我们当代和未来人生命自我完善中的参赞作用。

胡适先生的书法属于康、梁开启的现代维新期，他的书法不属于传统，而属于现代。据说他跟梁启超一样，少年得意期即知自己的人生将有名声，两人都开始敬惜字纸，写字不敢马虎放纵。但即使如此，梁启超的书法可入书家之列，胡适的书法只能算是特点鲜明，难入法家之眼。虽然我们可以证明胡适仍下了苦功，他也是童子功，儿时享受过九年的家乡教育，就“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他对汉隶，魏碑，苏东坡，瘦金体等都有涉猎；但胡适的书法不属于传统艺术。对比清末民初的中国精英之士，绝大部分人是焦灼的，峻急的，纠结的，康有为和章太炎是狂热的，梁启超是以“饮冰来求清凉”，陈独秀是急性的，鲁迅是痛苦的，......只有胡适，平和，健康，从容，以至于多疑的鲁迅会讽刺他“中庸”。胡适的健康平易既出乎天性，也出乎他的自觉，他从生活和研学中懂得，人不能把一张难看的脸给人看。“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把这句话当作隐喻来描述传统书法界，或者会得罪相当多的人。但笑嘻嘻的胡适博士不管不顾，他把字写成了独特的胡适体，让人一望即知。与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章太炎、王国维、林语堂、章士钊、鲁迅、郭沫若、马一浮、周作人、黄侃、陈寅恪等人相比，胡适的书法谈不上出色，但胡适的字比他们更醒目。他的字走出了书斋，走进了大众。终结期的书法一如中国人的裹脚，难以自然；以至于康有为要以“扫帚体”来求变求新。胡适的字算是真正没有裹脚布的，相反，他还故意挑衅似的，以“长手长脚”的独特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他的字清楚流畅，如他的文章和他的人格，深入浅出，明白如话。至于今天，大众眼里的书法大同小异地都归属一类，胡适的书法却能一眼认出。

胡适书法的意义是巨大的，他使书法恢复了毛笔的日常正常书写功能，而非纯艺术的变种即功利性书写。他还恢复了书法本具的人的精神，即不再是贵族的、官僚、文士的，而是平民的、大众的、生活的。他给人题写的字，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疑，待人要在疑处不疑”......极具现代特色。

胡适给雷震的信中说：“谢谢你的几封长信。你能写草字的信实在不容易看！所以比我勤的多！我就不会写草字，写信总得想对方容易读，所以我总是没有工夫写信。”这几句话可表明胡适的写字观，也是现代人的写字观。

因此，胡适的书法跟他的文章一样，是当代华人世界最打动人的作品之一，是最具大众影响的作品。我见过不少年轻朋友，他们热爱胡适，喜欢胡适的字。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看透了中国生活的纠结繁复，而愿意活得健康，愿意活得明亮。我想，假以时日，胡适的书法市场会超过鲁迅，超过梁启超。如此说，并非说胡适的书法粗浅，易于仿效。相反，胡适跟鲁迅，梁启超们一样，承担了时代，民族的重量，他学养深厚而宽博，即使写字，他也认真研习过汉隶、魏晋小楷、唐楷。看他的信札，令人惊叹一个不同于“胡适体”的“尺牍体”，那样结体紧密，随意洒散。他的小字，一改写大字时的长撇长捺，而是写得风流蕴藉，温文尔雅，跟鲁迅的日记手札一样，给人美的享受。鲁迅凝重，胡适举重若轻。蒋勋对台静农的书法有如此论说：“一天偶然经过一家裱褙店，看到橱窗中悬挂着一幅对联，字体盘曲扭结，仿佛受到极大阻力的线条，努力反抗这阻压而向四边反弹出一种永久的张力。笔划如刀，锐利地割过茫然虚无的一片空白。我一下子想到李白《行路难》中我甚爱的一个句子：‘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是我第一次被静农先生的书法震动了，也是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感觉到中国书法成为美学的理由。经历数千年，这一迭经困顿的民族，不是不断在书法中寄托着生命的悲苦与喜悦吗?”

这一评论几乎是专制和罪苦生活中的书法的最高知音，以手指寄托块垒。胡适也有块垒，但他以一己心力化解了，并走出来，面向民胞物与。他的书法比晚辈书法大家台静农的艺术更具现代精神，更具现代气象，台先生以及其他文人学者走入了书斋，胡适一直在时代社会的道路上，笑嘻嘻地走着，写着。或许起胡适于地下，他仍会笑着对书法家或国人说，不要那么悲苦，要呈现自己的热情，亲切和笑颜。

胡适曾有集联：吾方高驰而不顾，夫孰异道而相安。这话用在胡适的书法成就和传统中国书法方面也很合适，即在传统之外，胡适真正开创了新局。比起梁启超，于右任等人书法的现代感，胡适是真正的贞下起元者。

（本文原载2013年《中国书法》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