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带来的文明困扰

中华文明经历夏商周三代演化，至春秋战国时期成型以来，平稳运行两千余年。期间虽有各种周期性的侵扰与波折，然其核心内涵不但没有被破坏，反而日益得到强化。但从十五世纪末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性贸易活动波及到中国的疆界以来，古老的中华文明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用李鸿章的话讲，是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世人面前：历来被国人鄙夷的撮尔小国如英、日之流，何以敢而且能在中华巨人面前撒野？古代长期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现代以来的500年中被甩在了后面（李约瑟之谜）？面对汹汹而来咄咄逼人的异域文明，我们该如何自处？是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贯彻到底，还是也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在拥抱全球化、积极对接国际规则和融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如何避免会被国际化裹胁，从而体现和保持中国特色？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国人上百年甚至数百年，至今难有令人信服的清晰答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文明冲突，由文明基因引致，讨论停留在具体问题争论层面自然没有答案，答案应该向文明基因深处追索。所以，这就不得不回到中华文明演化过程和成型的那个年代和那些思想轨迹中去。

二、到底什么是文明？

在追索中华文明基因特质之前，我们有必要就何为文明及人类文明成型的时代唠叨几句。

人们对文明的解释可谓多如牛毛。我也曾有过自己的解释：文明是个体和群体关系的规则，是利己和利他行为界定方式，是基于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利己最大化规则而构建的社会秩序体系。文明演化是利己占比降低和利他占比提高的过程（参见公众号《明斋观察》2021年12月2日文章《文明的认知与未来的挑战》）。随着阅读和思考的增多，我现在觉得这个文明的定义仍不周延。从覆盖面更宽和更具包容性、普遍性与解释力的视角看，文明应该涵盖三重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涉及的是肉体与灵魂，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行为方式选择。肉体的本质是吃喝拉撒，存在与成长，诞生和死亡。灵魂的本质是情感和意识，是要回答我是谁？我在哪里？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存在以及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人与自身关系演化的方向是努力理解生命的意义，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的是主体与对象，是人如何认识自然，以及如何与自然相处。人是主体，自然是人要认识的外在对象，自然对象就在那里，不依赖我而存在，我却要依赖它，从它那里获得我饮食起居所需的一切，享受来自它的阳光雨露滋润，也承受来自它的风霜雷电严寒酷暑冲击。不断提升人认识、利用甚至驾驭自然的能力，趋利避害，是人与自然关系演化的方向。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涉及的是相处和自处的规则。这在我前述的文明定义中已经表达的比较充分了，如果说还有需要突出强调的内容的话，要点应该是：利他激励和利己行为边界约束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及个人角色的自主选择权。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给文明一个高度概括的定义：文明是基于自我意识和对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关系认识所形成的自洽性思想知识与规则体系，并为多数人遵循践行而构筑起来的特定社会结构状态。

三、“轴心时代”的“轴心突破”突破的是什么？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和“轴心突破”的概念，用于概括和解释人类文明早期演化的重要阶段和重要现象，这些概念和相应理论现在已被世界各国的重要思想家普遍接受。根据我目前接触到的有限资料，雅斯贝尔斯的理论大致上可以这样概括：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主要在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三百年之间，在世界不同地区同时出现了先知性人物或此类人物群体，在人的自我意识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实现了认识上的突破和跨越，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思想知识体系，就诸如人所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到底是什么？人的灵魂与肉体是什么关系？人如何自处及与他人如何相处？人的思想和行为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什么？人类社会会走向何方？等根本问题，给出了自洽性解释，提出了行为规则标准，指出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雅斯贝尔斯称人类文明进化的这个时间段为“轴心时代”，实现的思想理论跃迁称为“轴心突破”。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和相应的思想知识体系及社会结构形态是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

希腊轴心时代和轴心突破最著名的代表性人物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还有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等，突破后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哲学。希腊哲学解释了有关人、自然界和社会的很多根本性问题，比如苏格拉底自我意识的名言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本质是灵魂而非肉体，人的职责是自我意识， “未经审查的人生不值得过”，“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物理学》《工具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毕达哥拉斯的万物为数说、托勒密的地心说等等，这一系列思想理论对人、自然和社会都给出了比较透彻的解释，对后世甚至现代的人本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运行规则构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希伯来轴心时代和轴心突破的代表人物是摩西等宗教先知，突破实现的思想体系跃迁是犹太一神教的诞生和宗教经典旧约《圣经》的形成。犹太教构建了人神分离的世界，为后来影响了人类群体最大多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先驱，也对中世纪甚至近代以来很多国家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规则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世纪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有不小的影响。

印度轴心时代和轴心突破的代表人物是释迦牟尼，突破的标志是佛教及其思想体系的诞生。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从南亚到中亚再到东亚东南亚，对这些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还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

总之，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和轴心突破，虽然在各个地区不同国家突破的方式不同，思想内容也各有差异，但突破的领域和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知识体系结构特点，大致上是相同的。不管是希腊哲学，还是希伯来和印度宗教，都是人的自我意识和灵魂拷问与铸造，对自然界追根究底的解释，和对人类社会个体与群体关系及其行为规则体系构造与指引。

四、中国“轴心时代”的“轴心突破”方式及其文明特质

中国的“轴心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代表性学派是儒、墨、道三家，代表性人物是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中国 “轴心突破”的背景是上古三代尤其是夏商两代的巫文化，“轴心突破”是对巫文化的突破，突破的方向是世俗文化。突破的路径有三条：由神到人、由群体到个体、由天道到人心。

夏商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国家的治理方式都受巫文化控制。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意识的增强，人们首先发现自我肉体和灵魂存在的差异，意识到肉体虽然是灵魂的依附和宿主，但灵魂对肉体的依赖并不绝对，灵魂也可以离开肉体而存在，肉体活着的时候或偶尔离开，肉体死亡以后则永久离开。所以，在人的世界之外有鬼的世界，人世的大人物比如王以及其他有德望的贤人，死后离开肉体的灵魂能成为神，进入人世之外本来就存在的神的世界，甚至可以和自然界的神平起平坐。所以，在上古人的意识里，现实的人世之外还有个鬼神的世界，鬼神的样态和社会结构甚至都和人及人世相同。鬼神的世界影响甚至左右着人的世界，它可以为人的世界赠福，也可以对人的世界降灾。人们需要了解鬼神世界对人世的意志，顺着鬼神世界的要求行为，以求赠福，避免降祸。了解鬼神世界对人世意志并传递这种意志的是一个被称为巫的职业群体，他们负责人神之间的交通。鬼神世界所在的空间为天，人世所在的空间为地，巫就是职司人神天地交通的中介。实际上，人神天地交通是为人世的统治者即王垄断的，巫只不过是王的使者，是为人世的王服务的职业群体。余英时先生认为，上古颛顼“绝地通天”的神话，说的就是人世的王垄断人神天地交通的事实，考古中甲骨文所载大量的祭祀信息也证明了这一点。

巫文化构成了“轴心时代”与“轴心突破”的文化背景。

“轴心突破”的第一条路径是由鬼神到人的突破。夏商时代人世之王利用巫传递鬼神世界的意志对人群发号施令，告诉他们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干什么会得福，干什么会降祸，据此统治他的臣民。到了周代，周公“制礼作乐”，将原来用来祭祀鬼神祈福避祸的那一套巫文化程序借来，转换成人间以等级制为核心的礼乐秩序。办法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定下每一等人的职责名分，以青铜、玉等材料制作各种规格样式不同的礼乐器具，并与人的等级名分匹配，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礼乐秩序，用于建立起人世间的社会秩序。这就把夏商时代借用巫传递鬼神意志来统治臣民的方式，转换成了以人世间的礼乐秩序来统治臣民的方式，从而实现了由鬼神到人世，由虚妄到现实的转换。

“轴心突破”的第二条路径是由群体意志到个体意识的觉醒。不管是夏商时代以巫为人神交通中介，假借神的意志来统治臣民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形态，还是周代“制礼作乐”所建立起来的等级制统治秩序，都是王自上而下，以整体或群体意志的名义来要求臣民个体服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王族赖以统治的礼乐等级秩序不管用了，所谓“礼崩乐坏”，乱了套了。以孔夫子为代表的知识先知，开始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真正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这样的问题，切入点是追问“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结论是“仁”，也就是向善，利他，公平待人，自我约束。孔子名言“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等，表达的就是这些意思。与孔子同时代的墨家更是把爱人推向极致，主张“兼爱”，也就是爱所有人，对所有人都付出一样的爱。老子则强调爱的公平，对待所有人一视同仁，其名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总之，不管是儒家把礼的本质归结为爱，还是墨家将爱无差别地推及所有人，或是道家主张公平待人，都是以个体为出发点和中心，对人性以及由人性出发的人际关系准则所提出的主张，也是以个体为中心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秩序的主张。虽然还留着周公礼制秩序由上而下、由整体而个体的等级秩序的尾巴，但就其立足点来说，已经牢牢地站立在人世和个体这个社会的坚实基座上，从而完成了由群体向个体的突破，确立了个人作为独立社会主体的地位。

轴心突破的第三条路径是由天道到人心。在上古人的意识中，人世之外与人世并存的鬼神世界所在空间为“天”，天有日月星辰，以及日月星辰运行所形成并不断变换的“天象”，天象变化昭示人间祸福，并通过神和神的使者巫传递人间。这套逻辑也是上古统治者对其治下的臣民编制的一套逻辑故事，故事有真有假，日月星辰运行为真，鬼神故事和福祸赠罚则多为假。到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知识先知开始认真思考人世之外的自然世界到底为何物这样的本源性问题，得到的答案虽然各种各样，比如一说是“气”，气又有清浊之分，清者为天，浊者为地等等。但都建立在“天地一体”、“天人合一”、“相互感应”的世界观基础上，认为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是一个整体，遵循着相同的规律，有着相同的秩序，这个秩序和规律就是“道”。契合道，顺应规律建立社会秩序，就和谐向善，否则，就糟糕透顶。如此，认识“道”就成为大问题和根本任务。如何才能认识“道”呢，通过个人用心，个人用心，可以穿透迷雾，认识世界的本质，把世界装进心中。这就是说，天地规律的变化可以由人心认识，由人心感知。社会秩序，统治者施政是否符合规律，顺应“天意”，老百姓心里可以感应，可以评判，并根据这种评判采取是顺从还是抵制的行为。这也成为民对官，下对上的约束。

总之，通过上述三条路径实现的突破，中国知识先知在自我意识跃升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所涉及的若干基本问题给出了自洽性逻辑解释，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思想理论结构框架体系，成为国人价值观的源头和文化基因，对后世几千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持续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古老中国文明前进的方向

比较人类文明思想演化史“轴心时代”四个典型区域的四种“轴心突破”形成的不同文明体系，差异还是很显著的，对后世不同区域文明演化的影响更是不同。希腊哲学开启了人类对自然界科学探索的先河，中世纪为伊斯兰世界传承，近代被西方再发现，催生了现代科学，为产业革命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希腊哲学对人性启蒙的贡献，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社会政治结构理论和相应的实践，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再升华，引领了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发展的方向。希伯来一神教不但成为影响特定区域众多人口精神生活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诞生的基础，为人们提供了应该遵循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成为约束人的邪念和害人利己行为的戒律。更重要的是在基督教文明体系中，还成为以上帝名义对人间最高统治者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的重要机制。余英时先生认为，希腊哲学突破将自然界摆在人的对立面，使之成为人要探索和征服的对象，也把人的社会摆在了个体的对立面，使社会秩序的建立依赖于个体之间的合作，排除了个人垄断社会权力的制度基础。希伯来宗教创造了人世之外的神的世界，并为人的行为提供了一套至高无上的道德行为标准体系，把人的行为置于神的监控之下，并在此后演化中成为对人间最高统治者权力的硬约束。余英时先生把这种类型的“轴心突破”称为外向突破。印度佛教理论上也属于外向突破的范畴，但由于它倡导消极避世，其惩恶扬善的宗教思想靠信徒自我约束来贯彻，并未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传至中国后与儒道思想体系合流，成为自我内修意识的有机构成部分，在印度本土的影响日渐式微。印度社会则为具有严格等级制的婆罗门印度教主导，导致垂直流动阻塞和社会结构僵化，至今还是面对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轴心时代”的“轴心突破”被余英时先生称为内向突破。这种突破实现了由神到人、由上到下、由群体到个体的跃迁，把每一个个人作为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体，认为人应该有信心也有能力认识他存在于其中，又依赖于它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天”和人间社会，提出它们都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万物归“道”，人世与天界一样都要顺“道”而行。提出人人有德向善，礼制社会秩序要建立在善的基础上，并最终达成人人向善，社会和谐，全民幸福指数最大化的目标。“轴心突破”后所形成的这套思想体系留下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对自然界没有形成科学概念和严谨的理论体系，从而无法导向现代实验科学；二是承继了西周以来严格的等级制，尤其是主导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儒家，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还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严格的单项管制与被管制关系，成为现代文明演化方向的严重障碍；三是单向向善教育，强调内修向善，靠百姓内心善的标准来评判王的行为正当性，缺乏对超越利己边界，以损人来利己行为的约束机制，更没有对最高统治者行为的制度化约束机制，也成为现代社会权力制衡机制运行的障碍。

这三点，也应该是中国古老传统文明面对现代化需要补课的方向。

说明：此篇笔记参考了已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余英时先生的著作《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7月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研究员的著作《文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10月版）。主要理论观点是对余英时先生思想的复述，当然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使用了自己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不准确甚至错误在所难免。若先生在天有灵，祈谅解，也望读者谅解。文中受启发而阐述的自我认识，当然自己负责。

2026年4月13日星期一上午9:00动笔，4月14日星期二下午6:00落笔，4月15日星期三早上8:00再校正。

作者简介：

耿明斋，河南大学资深教授，创办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及河南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持续追踪中原发展前沿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决策谋划，深度参与一系列高端决策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