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文学院 徐天资

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核心领域，源远流长。诗学的奠基之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本书是西方美学的奠基之作，它系统阐述了摹仿艺术的本质与悲剧的结构，为后世的诗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以现实主义视角，总结希腊艺术的创作规律与方法，充分肯定艺术的社会价值。凭借深刻的哲学智慧，建立起西方首个较为系统合理的诗学理论，深入探讨了艺术的本质、以悲剧为代表的创作原则。《诗学》对后世西方美学与诗学理论影响深远，其中诸多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诗学理论并非静止不变，尤其是经过经结构主义和新批评等流派的重塑，它在两千五百多年不断演变，焕发出新的活力。达维德·方丹在《诗学：文学形式通论》中，以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诗学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将诗学置于语言学、美学的交叉路口，分析诗学与文学评论关系。其目的是对现代诗学的各个方面作一个概况，让诗学家们都浏览一下自己的理论，看是否充分确凿，并应用到实践中去，甚至还可提出疑问。同时铲除某些否认文学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及其根据的偏见。本文以这两本书为写作背景，目的在于比较亚里士多德与方丹的诗学理论，分析诗学的演变，并探讨诗学的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开篇前言部分就指出“诗歌是模仿的艺术”，他在书中通过悲剧、史诗等体裁，总结了情节、性格、语言等核心要素。这一模仿理论主导了西方文学理论数个世纪，但随各种理论和流派的兴起，诗学逐渐发生转变。方丹在书中，将这一过程概括为诗学之简史的四大阶段：摹仿诗学、接受诗学、表达诗学和客观诗学，并多次指出20世纪结构主义的贡献，如雅各布森关于语言的六大主要功能模式观点的阐述，连接了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的演变不仅反映了文学本身的动态发展，也揭示了理论向社会实践的回归。

一、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核心框架

1.1 诗学的定义与模仿概念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开篇即定义诗歌是模仿的艺术，史诗和悲剧诗、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为管乐和竖琴而写的音乐，概括地说，它们都是模仿艺术的表现形式。模仿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核心概念，指艺术对自然或人类行动的再现，而非简单的复制。艺术中的模仿，是用节奏、语言、音乐的方式产生出来的，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种或者三种结合起来使用。亚里士多德强调，模仿是人的天性，源于学习和认知的乐趣，人类善于模仿。与柏拉图贬低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不同，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中对荷马这位伟大的诗人进行了严厉的人身攻击。柏拉图暗示荷马是“魔术师般的那种模仿者”，而人们“受了他们的骗” 。亚里士多德将模仿提升为一种创造性事件，能通过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展现普遍性。例如，悲剧模仿比一般人好的人的行动，而喜剧模仿较差的人。方丹在《诗学：文学形式通论》中指出，亚里士多德为“摹仿诗学”的开山鼻祖，他将诗学视为对现实的理性重构。诗歌艺术通过摹仿不仅反映世界，更揭示其内在逻辑，这使诗区别于历史，历史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诗则表现可能发生之事。模仿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包括使用不同的媒介、选取不同的内容，或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亚里士多德以绘画、音乐等为例，说明模仿可借助节奏、语言、颜色等不同媒介实现。例如，酒神颂和日神颂，悲剧和喜剧，前两者将媒介结合起来使用，后两者媒介分开使用，这体现了诗学在媒介使用体现的综合性。总之，亚里士多德通过模仿概念，为后世的诗学理论奠定了基本框架。

1.2 悲剧的成分与功能

悲剧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体系的中心，他在第6章中对悲剧下定义，即悲剧是对于一个值得认真关注的行为的描述，行为本身具有完整性，具有一定意义，通过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同时，他指出悲剧有六个要素，它们是：情节、性格、思想、言语、唱段和戏景。在这些要素中，情节是悲剧最基本的要素，是悲剧的灵魂，最为重要。因为悲剧不是对人的描述，而是对人的行为、生活、快乐和烦恼的描述，而快乐和烦恼与行为密切相关。因此，事件和情节才是悲剧的目标。情节指事件的组合，必须完整统一，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例如，在《俄底浦斯》中，俄底浦斯的发现与突转构成情节高潮，引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 性格和思想是次要成分，思想是一种说话能力，在任何特定的条件下，使人物说出可以或适合说的话。性格揭示人物的选择，任务的选择和拒绝不是很明显，性格将会展示出取舍。思想体现在说话中，任务的语言证明某事是真是假，或表达一些普遍的观点。言语和唱段是摹仿的媒介，言词即语言的表达。音乐对戏剧是最重要的补充，能够使戏剧变得愉快。形象能吸引观众但与诗的艺术没有太大关系。悲剧的功能在于情感净化，即通过摹仿高贵的行动，使观众的情感得以升华。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与“净化”说,都是强调人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如果悲剧不可避免,那么,悲剧的净化作用就不可能发生,悲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悲剧人物和我们自身的缺陷的否定。无论是反省悲剧人物的悲剧,还是反思自身的缺陷,都是为了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引导我们对产生悲剧的自身原因进行有力的否定和批判。总体而言，悲剧理论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悲剧艺术创作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系统完整的悲剧理论,奠定了美学史上悲剧观的基础,对悲剧和诗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3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历史影响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影响深远，贯穿西方文学史。在中世纪，许多有关诗歌艺术规则编撰的论文更多是受了贺拉斯的启发。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学者们才开始真正重视起亚里士多德的论著。然而这股热潮对《诗学》毫无益处，它的本意被僵化成一种很夸张的说法，如有人认为悲剧必须对情感进行伦理道德上的“净化”，还要求强调“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地点统一，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误读，却成为古典主义戏剧的准则。此外，20世纪结构主义诗学仍可见亚里士多德情节理论的影子，证明其理论具有持久活力。然而，亚里士多德诗学也有局限，他的论文看起来并不完整，至少没有结束，如文章后面并没有涉及到喜剧、忽视抒情诗，这反映了古典诗学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现代诗学的开放性形成对比。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框架已久为后世提供了持续对话的基础。与方丹所提出的历史诗学相比较，可看出诗学理论自身经历了从规范制定向现象描述的演进。因此，亚里士多德诗学不仅是一份历史遗产，更是我们理解文学形式如何演变的重要钥匙。

二、现代诗学的发展

方丹在《诗学》引言中指出，诗学的历史可抽象划分为四大理论阶段：摹仿诗学、接受诗学、表达诗学和客观诗学。这一分类反映了诗学从关注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转向关注读者接受、作者表达，最终到作品形式的演变。摹仿诗学以亚里士多德为开山鼻祖，强调艺术对行动的摹仿，如悲剧通过情节的反转和发现引发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文艺复兴，文学理论中现代意义的诗学才得见天日。接受诗学注重作品在读者心中产生的效果，例如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强调“一个不太讨人喜欢却又不可缺少的批评者/素好挑剔别人却未必比他人做得更好。”，其中“讨人喜欢”、“乐趣”、“可人之处”等字眼随处可见。而讨人喜欢的最高程度就是崇高将崇高概念纳入到模仿或摹仿的美学中。表达诗学在18-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兴起，将诗视为作者天赋的深刻表达，如黑格尔认为形式优美的浪漫主义诗歌旨在努力固守“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感情及心灵的精神世界，一句话，即其内心世界”，努力去表达主观感觉中的外部世界。客观诗学则是20世纪的产物，人们开始思考文学及其作品的专有特性。以俄罗斯形式主义流派、德国形态流派、新批评等为代表。方丹强调，这四大阶段并非线性替代，而是重叠交叉，共同构成诗学的历史体系。

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并非断裂，而是通过关键概念的重新诠释而相连。方丹在《诗学》结论中强调，诗学的未来也许在于起源的新的深化：其起源不仅要追溯至亚里士多德，而是还要追溯至文学这一事物本身，但要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即用哲学的方式来进行。20世纪，诗学在语言学的庇护下复兴后，在重新根植于哲学这一基础上可会发现新的灵感。一些现代哲学家以及作家们对自己的写作艺术所说的话为出发点进行了专心而典范的思考，从中诗学可找到一个灵感之源泉，保持其作为文学理论核心的活力。

三、关键诗学概念的比较分析

3.1 摹仿与虚构的演变

模仿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基石，他在《诗学》开篇就提出“诗歌诗模仿的艺术”，强调模仿是对行动或自然的再现。亚里士多德用摹仿概括一切艺术的共同本性, 有其深刻的涵义;艺术本源于摹仿;艺术以感性形象摹仿人的交往活动和精神生活;艺术形象同人的生活世界的事物原型有相似性, 并不是另寓它意的象征性表现。摹仿不是被动复制，而是通过可然或必然原则展现普遍性，如悲剧摹仿比一般人好的人的行动，引起恐惧和怜悯的情绪。亚里士多德将诗的产生与人类天性联系，认为人类从孩提时就有模仿的本能。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善于模仿，揭示了模仿的本质）。方丹在《诗学》中指出，现代诗学中摹仿概念逐渐被虚构取代，摹仿概念是虚构概念的直接来源。虚构问题处于叙述诗歌那不太明确的边缘线上，更加具有摹仿性。虚构不再局限于对现实的摹仿，而是创造自足的世界。如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艾柯把因不同的肯定、观点、愿望、梦想或预料而具有特性的个人之总和定义为“可能的世界”。方丹的虚构观点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边界，亚里士多德强调史诗需符合可然性，而方丹认为现代小说可包容不可能事件，如卡夫卡的作品，体现虚构的自主性。同时，方丹总结，虚构使诗学从再现世界转向创造世界，摹仿因此成为虚构的一种历史形式。

3.2 叙事与情节的现代化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七章指出，悲剧是对一个完整的有一定意义行为的描述，因为一件事物也可能是完整的，但缺乏长度、体积。他将情节视为悲剧的灵魂，强调其完整统一性。所谓完整是指事情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并且情节通过突转和发现引发情感效果。情节是对行动的安排，注重因果逻辑与普遍性。例如，《俄底浦斯》中，情节的突转源于主人公对身份的发现，符合可然原则。方丹在《诗学》中，将情节概念扩展为叙事结构，受结构主义影响，强调叙事文的语法性。他引用热奈特在《研究》一书最开始强调反复形式与单一特性相比很明显占优势这一条，确切说甚至在戏剧里都如此。一些整段的对白无视人们重复说话的可能性，就像说过好几次一样一气呵成，且其中满是瞬间的单一特性的简短描写，结果把时间界限搞混了。方丹将情节分解为故事与话语，并分析时序、语式等要素。例如，方丹指出，现代小说如普鲁斯特的作品，通过倒叙和重复打破线性情节，通过回想不断地对某同一事件进行解释和呈现，从而使时间的流逝显得极为显著，体现叙事时间的灵活性，而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观更注重线性统一。

3.4 理论差异的根源

亚里士多德与方丹的诗学差异源于历史与哲学背景的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植根于古希腊哲学，强调艺术的认知与道德功能。他在悲剧的行为一章中指出悲剧结构最好应该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应该描述能够引起恐惧和怜悯情绪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不应该让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也不应该让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这都不能引起我们的怜悯或恐惧，只会让人厌恶，不会唤起善良天性。方丹在《诗学》引言中指出，现代诗学受语言学、结构主义和接受理论影响，从而转向对语言形式与读者反应的研究。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是本质主义者，相信普遍真理。而方丹代表历史相对主义，认为诗学是动态体系。此外，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基于有限体裁，重在分析悲剧、史诗而忽视喜剧，方丹则涵盖小说、诗歌等现代形式。

结语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与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的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诗学理论是一条不断变化的长河。亚里士多德以模仿作为核心，建立起一套关注现实再现、注重情节完整与道德教益的诗学体系，尤其通过对悲剧的分析，为后世提供了理解古典艺术的基石。而方丹则以历史眼光梳理了诗学从“摹仿”走向“虚构”、从作者中心转向读者与文本结构的演进过程，尤其凸显了二十世纪结构主义对叙事形式、语言功能的深刻洞察。这一演变不仅体现了理论自身的拓展，也映射出文学本身的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我们奠定了理性分析的基石，而方丹等现代理论家则为我们梳理了诗学发展的漫长历史，具有借鉴意义。诗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动态与开放。从亚里士多德到方丹，理论在不断重返根本问题的过程中延续对话，而这正是我们今日继续思考文学、理解诗学的起点。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郝久新译.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2]（法）方丹著，陈静译.诗学——文学形式通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03.

[3]代路,吴明忠.柏拉图《理想国》中对诗人与诗歌的批判[J].黑河学院学报,2025,16(11):20-22.

[4]熊元义,余三定.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71-74.

[5]姚介厚.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05):15-28+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