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仙，她是我姊妹的“半 个妈”。

60年多前的中秋节一别，我仍念念不忘，2018年的中秋节即将到来，倍加思念您——虽然我们只是相处一年多，但那种近似母爱的填充温暖如春，那时我毕竟是不满14岁的少年啊，也正是“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正婆下假神”的年龄段儿，而那颗爱的种子是在我们因母亲病故西安迁郑在公共汽车站开始发芽了。

当一个高大女人——水仙阿姨一把将我妹和二弟揽在怀里哭泣时，我就有一种失散小鸡见到母鸡、走丢的孩子又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特别是她丈夫，那个比她低一头窄一膀瘦男人大声说“这是哭啥哩，娘儿们家，以后这就是咱的孩子，你就是孩子的半个妈”时，我差一点也哭起来。水仙阿姨止住了哭，抽泣着对我父亲说：“赵领工赵哥，这几个孩子就交给我，有我一口饭，就饿不住他们，有我穿的，就不让孩子露肉，你只管在工地忙。”

我们兄妹三人（小弟4岁，母病故寄托在西安李叔叔家）。来到父亲的铁路工程队，住工棚、吃大食堂的第三天，父亲率工区工人到三门峡抢修铁路了，水仙花阿姨俨然以“半个妈”姿态出现在睡在被窝里的我们面前。她连珠炮似地呼叫：“起床，起床，我领你们去学校，我打听了铁路学校在肉联，搭公共汽车一人4分，咱4个一角六，来回三角二，这一个月六七块，咱走路，你爸挣几个钱不容易，没挣钱不能先花旷钱……”洗脸水早已打好，饭菜也从食堂打来。“把耳儿跟后的灰洗洗。”二弟洗脸只用水撩一下，“用胰子搓搓，见老师头脸要干净，”我们都笑她把肥皂叫胰子。我背着脸提裤子，水仙阿姨叫，“老大，不想听，还背脸？”二弟说他是男的，你是女的，哎哟我的娘，等你们知道男女就该结婚了。妹说，咋呼劲儿真有点儿像咱妈。那年“半个妈”33岁，比俺亲妈小两岁。

我们住的地方离郑铁七小3公里，从未坐过公共汽车，都是徒步来回，无论是大雨如注，还是大雪纷飞，没花过“旷钱”，“半个妈”的训教在向们心里扎了根。走前，水仙阿姨还和我们一块过八月十五，她和王叔带我们到工程队篮球场上赏月，王叔吃块月饼先走了，水仙阿姨说，“孩子，跟姨过一次八月十五吧，就这一次……，”月亮很亮，月饼香甜，阿姨吃了一点，就想吐，我们咋知道她怀孕了，怀的不是王叔的。工人在食堂吃饭议论纷纷，水仙阿姨和王叔结婚十多年，没孩子，怪王叔，他不行，王叔同意阿姨和一个炊事员怎么怎么的，我不相信，也不想听这些，现在看她不停地吐，才相信，但听到谁议论，我们仨都不愿意，我们受到了辱侮，我会像小狼一样冲上去，手指议论者，说，你再说！妹妹放声大哭，二弟大骂，大人不要脸……我们仨孩子的愤怒震惊了他们，当我们的面，没人议论“半个妈”。

赏月回来，水仙阿姨来到我们房间要我把衣裤脱下来，她端来一大盆开水，泡上衣裤，又让我把破毛衣给她，我问干什么，她说：“还装啥，你生虱子当我不知道！”说着她又背身吐。我脸一红，我考上农村中学，在集体宿舍染上了虱子，浑身痒又不好意思说。“给我”，她坐在灯下，翻毛衣，我说用开水烫吧，瞎说，一烫毛衣成片了。弟，妹早已睡着，我一会儿也呼呼睡去。

天亮的时候，水仙阿姨把我毛衣上的虱子捉得干干净净，叠好放在凳子上；

天亮的时候，水仙阿姨和她的丈夫王叔行色匆匆地搭上回老家的汽车走了；

天亮的时候，我们仨孩子永远没有了水仙阿姨——“半个妈”……

也从天亮的时候起，我们姊妹仨心里永远留住了一位大个、大脸、大眼、大嘴、大嗓门儿的水仙阿姨“半个妈”。

2005年，省市作协联合召开赵富海作品研讨会，会议由市文联副主席杨晓敏主持，省文联领导南丁、李佩甫、田中禾、刘学林与会。南丁老师发言说，我早上五点起来看了《半个妈》《那如血的太阳花》，语言一土一洋，土的有滋味儿，洋的耐人寻味，没准儿富海会成语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