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爷：瘦高、白净，弯腰，不知道名字，恩情永世难忘。

大馍

我曾经喜欢黑夜。那倒不是因为黑夜的神秘能够勾起儿时捉迷藏的童心复萌，或是与情人幽会的激情和浪漫，那是因为肚子饿而“夜半歌声”。因为只有黑夜降临，我们姊妹三人能多吃两个大馍，虽然，黑夜降临，我们的饥肠蠕动加剧，心狂跳不止，眼睁得格外大，什么事都无心去做，但我们宁愿永远这般下去，同时，我们暗暗祈祷给我们送馍的炊事员徐大爷快来，快来，别出事。         

我们姊妹三人从西安来郑州，就住在父亲所在单位：郑铁局工程三段三工区，父亲舖铁路的起点：中国铁路重镇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铁路局铺铁路，终点：中国铁路交通枢纽郑州。 

1956年，父亲领千余民工建设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车出发场——郑州北站，我们的家，距北站咫尺之遥，耳朵听惯了北站高音大喇叭的呼叫：33621开过来了，55666出发了。

我们在父亲的职工食堂吃饭。以个人定量买馍票，铁路工人中的线路工粮食月标准45斤，日一斤半，大馍一个4两。我们姊妹仨的标准分别是22斤、20斤、18斤，加起月60斤，天2斤，三人5个大馍。我们的馍票最多吃二十七八天，剩下一两天饿肚子。我们不得不采取早上少吃，晚上不吃来保证中午在学校有一个大馍享用，人说：人是一盘磨，睡下就不饿。开始有效，时间长了会半夜饿醒。

有一天，是个黑夜，我们的苦熬有了转机，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有人给我们送大馍吃，而且是一如既往地送。这黑夜也就永远地温暖我们姊妹3人的心，永远深藏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这一天黑夜，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来人说，别开灯，我是炊事班徐师傅，说着，掀开棉袄，小声说，给大馍，是挤在一块的两个，弟，妹也醒了，高兴地叫，大馍！徐师傅捂住弟弟的嘴，别吭气儿，别说是我送的。我们对天发誓。    

从那个黑夜之后，每个黑夜李师傅都来送大馍，两个扁扁的、尚有余温的大馍，我们天天盼望黑夜降临。黑夜成了我们的节日。

刮风下雨，冰天雪地，徐师傅，我们叫他徐大爷，都照送大馍不误，下雨天他淋一身水，下雪天他满身雪，感冒发烧，徐大爷也照送两个大馍，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挤扁？我问，悄悄地，徐大爷悄悄地，说：一个不够，三个不好拿，我是把两大馍挤扁塞到怀里，趁着下宠热气大，谁也瞧不见，你看，他掀起衣服，看，肚皮上都是水泡，这没啥，孩子，你们饿的睡不着，我回来吓的睡不着，这是偷啊！          

父亲从三门峡抢修铁路回来来，听我们说徐大爷送馍的“义  举”，抹了一把泪，说：恩人哪，你们要记着！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会把这黑夜与徐大爷与大馍的故事讲给朋友听，讲给子孙后代听，在蔓延中国大地的大饥荒年代……

写《大馍》这篇文字时，我在《郑州法制报》总编任上。《大馍》先发在我报上，接着河南的《跨世纪》杂志，广东的《作品》、东北的《工人》、北京的《中国工人》杂志、《人民日报．大地》等十数家报刊转发。去北京开会，见社长邵华泽秘书刘新，他说《大馍》真好，徐大爷真好，我让女儿读大馍写作文，正写作文的女儿说，我写出来，徐大爷是小偷啊，刘新扬起手要打，我说别打，她没这种生活阅历，女儿扬起小脸问：还写不写啦，刘新扬手：这孩子……

我任《跨世纪》杂志副社长副主编时，常去栾星老师家求教，他是郑州一高第一任校长，省图第一任馆长，全国善书编委副主任，我去他家求教，老先生正让孙女写《大馍》读后感，她说写不出来，徐大爷拿公家的东西送人，不值得歌颂，栾老师说，这妮看不到人性，光看公家与私人，我笑了，我要是现在这个年龄也是这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