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薛宏新乡土小说的语言特色——兼论其幽默笔触下的市井烟火与中原灵魂

       文/尹诗惠

       读薛宏新先生的小说（其小说集《可劲乐》《鸡毛蒜皮》《狗不咬官》），如坐于豫东乡间土炕之上，听一位熟稔世情的老农嗑瓜子、拉家常，言语间俚语纷飞，笑骂中皆有文章。他不端架子，不拽文词，却能在最寻常的市井琐屑里，抖出最不寻常的生活机锋。其文字看似粗头乱服，实则匠心暗藏；看似信口开河，实则字字入骨。我读其《烂泥也能扶上墙》《熟能生巧》《爱的味道》等篇，不禁想起孙犁先生评贾平凹散文时所言：“他写的是寻常人事，却有不寻常的笔力；他用的是土语方言，却透出古朴的文心。”此语移来评薛宏新先生，亦可谓恰切之至。

       薛宏新先生的小说，语言是其最鲜明的旗帜，也是其艺术灵魂的载体。他不以辞藻炫人，不以结构炫技，而以“说人话”的姿态，将中原大地的呼吸、心跳、笑泪，统统纳入笔端。他的语言，是长在泥土里的庄稼，沾着露水，带着粪肥的气息，却结出饱满的穗子。这种语言，不是书斋里打磨出来的，而是从“腌臜角落”里长出来的——那是被遗忘的屋后角落、村口粪堆旁、打麦场上的闲言碎语，是农民蹲在墙根晒太阳时脱口而出的“屁话”，却偏偏最真实、最有力。

       其语言之特色，首在幽默诙谐，接地气。这种幽默，非小品式的插科打诨，亦非网络段子手的刻意搞笑，而是一种从生活重压下自然生长出来的“苦中作乐”。如《熟能生巧》中，主人公贪吃贪喝，想大小便时裤腰带勒进肉里解不开，被儿媳妇儿使巧劲儿松开，别人问她，咋想起来这么个办法，她说，在娘家时，爹也没少干这事儿，熟能生巧罢了。——语极荒唐，听之却令人心酸。这正是薛宏新式的幽默：笑中带泪，谑里藏悲。他用轻快的语调写沉重的现实，用调侃的口吻说绝望的人生，使读者在发笑的瞬间，忽然被刺中了心窝。这种语言，是农民式的智慧，是底层人民在苦难中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正如孙犁所赏的贾平凹，能“于平淡中见奇崛，于俚俗中见文采”，薛宏新先生亦能在“土话连篇”中，织出一张张密实的生活之网。

       他的语言，大量采用方言俚语与地方习语，使文本充满中原大地的“土味儿”。他不避“脏话”，不讳“粗语”，反而将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口语，锤炼成具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如“他瞪眼如牛，吼声能震落树上的麻雀”“这事儿办得，比驴粪蛋子还圆，就是没实心”，此类比喻，粗粝却鲜活，形象而精准。这正是其语言的生命力所在——它拒绝被“普通话”规训，拒绝被“文雅”驯化，它要保持其原始的野性与真实。这种语言，不是为“雅”而写，是为“真”而活。它不追求“文以载道”的庄重，却在“市井闲谈”中，载起了整个乡村的精神史。

      其次，薛宏新先生语言的另一大特色，是其对市井烟火的精准描摹。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英雄，不是哲人，而是村长、教师、小贩、光棍、寡妇、赌徒、投机者……他们为一口饭、一间房、一部手机、一场婚事，争得头破血流。而薛宏新先生写他们，不用俯视的悲悯，也不用仰视的颂扬，而是用平视的目光，与他们一同蹲在土里，数着地上的蚂蚁。他写学校里老师为一部手机争风吃醋，写兄弟为祖屋翻修反目成仇，写孩子为一部手机离家出走——这些故事，琐碎得近乎庸常，却因语言的真实与生动，而具有了惊心动魄的力量。他的语言，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转型期中国乡村的焦虑、欲望、挣扎与无奈。这种语言，是“有味道”的，它带着汗臭、烟味、饭香、粪肥的气息，却因此格外真实，格外动人。

       其语言之精妙，还体现在短小精悍、以少胜多的叙述策略上。薛宏新先生多作小小说，篇幅短小，却往往“寸铁杀人”。他不铺陈，不渲染，几笔勾勒，人物立现；数语交锋，矛盾顿起。这种语言风格，极似中国古典笔记小说，如《世说新语》，言简而意深。他善用白描，少用心理描写，人物的内心，全靠动作、语言、细节来呈现。如《熟能生巧》细节的描写，胜过千言万语的心理分析。这种语言，是“克制”的，却因此更显力量；是“留白”的，却因此更耐咀嚼。读者在三分钟内读完一篇，却可能在三天后仍回味其中一句“土话”，这便是其语言的魔力。

       而贯穿其全部语言特色的，是那股挥之不去的中原乡土气息。薛宏新先生是河南原阳人，其笔下的“陨石村及其马虎三”，虽为虚构，却有着清晰的地理坐标与文化基因。这里的风是咸的，土是黄的，人是倔的。他的语言，也如这片土地一般，厚重、质朴、略带沙哑，却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他的语言，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活的传承”——他让方言在小说中复活，让民俗在故事中延续，让那些即将被城市化浪潮吞没的生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得以保存。

       尤为可贵的是，薛宏新先生在小说语言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和的批判性。他不煽动，不呐喊，不以“启蒙者”自居，却在幽默与琐碎中，悄然揭示出社会的病灶。如《爱的味道》中，他不用“道德说教”，却让读者在笑过之后，感受到人间大爱的力量。这种写法，是含蓄的，是“哀而不伤”的，正如孙犁所推崇的“文以气为主”，薛宏新先生的文字，有一股沉实的“气”在贯通，那便是对乡土的深情，对人民的悲悯，对真实的坚守。

       他的语言，也时有诗意的闪光。虽以“土”著称，却非全然粗粝。如“太阳从早晨滚到中午，像燃烧的火焰一样滚在他的身上，烧在他的心里，可他依旧感觉非常冷”——此句写尽了人在物质稍有改善后，精神依旧荒芜的荒诞与孤独。这种诗意，不是刻意营造的“文艺腔”，而是从生活深处自然涌出的“生命感喟”。它如黄土地上突然绽放的一朵野花，不起眼，却动人。

       薛宏新先生的语言，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在众声喧哗、文风浮躁的当下，他选择了一条“向土而生”的路。他不追潮流，不媚文坛，只守着他的“陨石村”，用一口地道的河南腔，讲着中国最广大却最沉默的群体的故事。他的语言，是一种抵抗——对语言同质化的抵抗，对文化遗忘的抵抗，对情感虚假的抵抗。

       读其文，如闻乡音，如见故人。他让我们想起，文学的根，原不在象牙塔，而在田埂上，在灶台边，在那些被遗忘的“腌臜角落”里。正如孙犁先生所期许的那样：“文学应如清水，照见人心。”薛宏新先生的语言，正是这样一汪清水——它不澄澈得不染尘埃，却因沾着泥土，而更显真实；它不华丽得令人仰视，却因带着体温，而更令人动容。

       试问，今日之文坛，还有几人肯如此“土”下去？还有几人敢如此“俗”到底？薛宏新先生敢。他不仅敢，而且把“土”写成了风格，把“俗”写成了境界。这，便是他的大本事，也是他作品最动人的地方。

       他笔下的语言，是泥，是土，是风，是雨，是村口那棵老树下的闲谈，是冬夜煤炉旁的叹息。可正是这泥、这土、这风、这雨，长出了最真实的人间，也长出了最真实的文学。

       读罢掩卷，我忽而明白：所谓“乡土小说”，其魂不在“乡土”，而在“说”——说得真，说得狠，说得笑中带泪，说得让人在三分钟内，看见自己的一生。

       这，便是薛宏新先生的语言之力，也是他留给这个时代的，最朴素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