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美学的哲学根基与生活意蕴

王敏善 原创

2026-03-08 17:06

宋代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实现了从唐代的感性张扬向理性内敛的深刻转型。本文拟人从哲学根基、艺术表现与生活实践三个维度,浅析宋代美学的核心特质。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宋代美学以理学思辨为理论根基,形成了“理-气-象”的本体论结构;在艺术领域呈现出“尚意”的创作取向与“逸格”的品评标准;尤为重要的是,宋代美学突破了纯粹艺术审美的边界,将审美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实现了“风雅处处是平常”的生活化转向。这种将形上哲思、艺术创造与生活实践相贯通的美学精神,不仅造就了宋代独特的文化品格,也为当代生活美学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一、前言

王国维曾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美学亦然。在中国美学史上,宋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陈寅恪先生有名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此论虽就整体文化而言,却尤切中美学。相较于汉唐,宋代美学既褪去了汉代经学的拙实,也超越了唐代艺术的感性张扬,呈现出理性潜沉、内涵深致的精神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宋式美学”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从各类宋韵展览的举办,到生活美学实践中对宋代意趣的追摹,都显示出这一古老美学传统强大的当代生命力。这种跨越千年的共鸣,恰恰说明宋代美学触及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审美命题: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安顿身心,如何在平凡事物中发现诗意。本文探索尝试从哲学根基、艺术表现与生活实践三个维度,对宋代美学的核心特质作一系统梳理,以期为理解这一美学传统提供若干视角。

二、理学语境中的美学建构

宋代美学的理论品格,与宋学的形成密切相关。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深刻影响了宋代士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使美学思考从零散的表达走向系统的哲学建构。

(一)“理-气-象”的本体论结构

理学对美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推动了审美本体论的自觉。宋代理学家通过对佛、道思想的辩证扬弃,构建了细密严谨的思辨体系。在这种哲学氛围中,美学思考不再局限于现象界的描述,而是自觉地对形而上的世界进行追索。

在审美哲学层面,宋代形成了“理-气-象”的本体论结构:“理”为本体,“气”为实性,“象”为显现。这种结构的精致程度为前代所未见。相较于先秦两汉的“文道”“文质”“言意”等概念,宋代美学的本体论建构更具哲理深度。理学家对“理”的追究,使艺术创作和审美欣赏有了形而上的根基——艺术不再是单纯的形象塑造,而是对宇宙之理的体认与呈现。

(二)心性之学与审美主体性的凸显

宋代理学注重内在修持和自我参悟,吸收了释、道向内求索的方法。与此相应,宋代美学不再以摹拟客观对象、再现现实为第一要务,而是重涵泳玩味、体认了悟,把外界事物看作表达内心情感、抒发胸中意气的中介。

这种转向使“性情”“胸次”“气象”等与人生境界相关的范畴大量进入美学 discourse。“圣贤气象”成为宋人普遍崇尚的人生境界,审美也因此与人格修养紧密相连。理学家追求“万物静观皆自得”的体悟状态,这种静观并非消极的旁观,而是主体与世界的深层交融——在静观中,主体既把握了物理,也实现了心灵的安顿。

(三)“理趣”:哲理与诗情的融合

宋代美学普遍追求“理趣”,诗、书、画皆然。钱锺书先生曾精辟指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一判断准确地揭示了唐宋诗学的根本差异。

所谓“理趣”,是指作品中呈现的一种融审美情感与宇宙人生哲理为一体的透悟性意趣。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均是理趣的典范——它们既是对具体情景的描绘,又蕴含着深邃的哲理,而哲理并不外在于诗情,而是与诗情水乳交融。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以音乐为喻:“唐诗犹如管弦之乐,在断想的调和上多少有其妙味;宋诗宛如独奏之曲,在思想贯通上有其快味。”此论公允地指出了宋诗的特质。

三、艺术领域的审美突破

在本体论自觉的推动下,宋代各艺术门类都实现了重要的审美突破。绘画、书法、陶瓷等领域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更形成了具有时代标识性的审美范畴。

(一)从“形神”到“意境”:绘画美学的演进

宋代绘画美学的核心课题是形神关系的思辨。虽然“形神兼備”仍是基本的审美取向,但宋人的独特贡献在于对“神”的深度开掘——他们追求的“神”已不仅是对象的内在精神,更是画家的主体情思。

这种转向最集中地体现在“意境”范畴的自觉建构上。宋代绘画特别强调诗的意境,这是在结合唐代诗歌意境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诗与画的融合,有助于将绘画中抽象的“气韵”转化为相对更具体的“意境”。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山水理想,正是对意境理论的经典表述——山水画不仅要再现自然,更要创造可供心灵栖居的精神空间。

从审美形态看,宋代山水画经历了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嬗变。五代宋初的山水画注重客观性、全景性、整体性地描绘自然,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并未直白外露。而至北宋中期,文人画家异军突起,强调绘画应表现个人的文化素养与性灵情感,形成了“有我之境”的审美取向。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绘画从再现向表现的重大转折。

(二)“尚意”书风与主体精神的张扬

书法领域同样体现了宋代美学的“尚意”旨趣。不同于唐人法度的森严,宋人书法更重意趣的抒发。苏轼所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典型地表达了宋代书家的创作态度。

“尚意”的核心,是将书法从技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心性表达的直接媒介。这并非轻视法度,而是强调“法而无法”——在熟练掌握规矩之后,超越规矩,达到自由创造的境界。“墨戏”一词在宋代的流行,正是这种创作态度的体现:以游戏的态度从事艺术,摆脱功利目的,使创作成为心灵的自由游戏。

(三)“逸格”的升格与艺术批评的转向

宋代艺术批评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将“逸格”提升至首位。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首列“逸品”,但置于三品之后;至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则将“逸格”置于“神”“妙”“能”三格之上。

“逸格”的核心是“得之自然”——超越刻意求工,达到笔简形具、自然天成的境界。这种品评标准的变迁,折射出宋代审美理想的重要转向:从技艺的精湛转向境界的超逸,从外形的肖似转向神韵的悠远。苏轼论画推崇“萧散简远”,认为“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正是“逸格”精神的理论表达。

(四)极简之美:宋瓷的哲学意蕴

宋瓷以其洗尽铅华的单色釉和简洁形态,登上陶瓷史的巅峰。汝窑青瓷的“雨过天青”,官窑的粉青,哥窑的冰裂,均以素朴的形态呈现出无穷的韵味。

宋瓷的极简,并非形式的简单化,而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哲学升华。它体现了“格物致知”后的理性自觉:在去除一切冗余之后,留下最纯粹的本质。这种简约不简单的美学,正是宋代“以少胜多、以虚代实”审美智慧的物化形态。哥窑开片、钧窑窑变所产生的“残缺之美”,同样受到宋人的欣赏,这显示出宋代审美的高度包容性——美不在完美无缺,而在自然天成。

四、审美与生活的双向融通

宋代美学的独特贡献,不仅在于艺术领域的精深创造,更在于将审美精神拓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实现了“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的双向融通。

(一)“格物”与“玩物”: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理解宋代生活美学的关键,在于“格物”与“玩物”的辩证关系。“格物”源自朱熹“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是探究事物本质的严谨态度;“玩物”则是在此基础上萌发的生活情感与审美趣味。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没有“格物”的功夫,“玩物”便流于浅薄;没有“玩物”的趣味,“格物”则失之枯寂。

宋人将这种精神贯彻于日常生活。插花讲究“线条疏朗”,点茶追求“汤色纯白”——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实践,背后都是对事物规律的精准把握。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被合称为“四般雅事”,从文人书斋走入寻常巷陌,在日用常行中播种着诗意。

(二)俗文化的兴起与审美边界的拓展

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兴起,也拓展了审美表现的边界。《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汴京繁华,显示出文化消费已从上层社会普及到市民阶层。傀儡戏、杂技、说话等民间艺术形成规模,俗词、俗曲广为流传。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雅俗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融。文人士大夫一方面批评俗文化的浅陋,另一方面又从中汲取滋养。柳永词“词语尘下”而广受欢迎,苏轼、黄庭坚等大家也时有俗语入词。这种雅俗交融的局面,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壁垒,使审美走向更为开阔的天地。

(三)“闲”的趣味与“适”的境界

在士大夫阶层,审美趣味呈现出“闲”“适”“隐”的取向。不同于六朝隐士的山林之隐,宋人的“隐”更多是一种心隐——在入仕与出尘之间保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在日用常行中寻求内心的安顿。

这种心态的理论表达,是“平淡”成为审美理想。梅尧臣力倡“平淡”之境,追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推崇“风行水上”“行云流水”的自然表达。平淡并非寡淡,而是绚烂之极的回归,是经过锤炼之后的自然。宋人追求的“逸”,也从唐人的超然世外转向“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闲’的趣味”——逸境不在远方,而在当下平常心中。

五、宋代美学的当代意义

回望宋代美学,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多元而统一的图景:理学思辨为审美奠定了哲学根基,艺术创造开拓了“意境”“逸格”等独特范畴,生活实践则将审美精神贯注于日常之中。儒家的秩序感、道家的自然观、禅宗的空灵意趣,在宋代美学中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这种美学精神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形上哲思、艺术创造与生活实践贯通为一个整体。宋人既不耽于形而上的玄谈,也不溺于感官的享受,而是在“格物”与“玩物”之间保持着平衡,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寻找着张力。他们以“万物静观皆自得”的从容,将生活本身经营为一门艺术。

当我们在当代生活中重拾点茶的仪式感,在居所布置中感悟留白的智慧,在日常用器中品赏简约的清雅,我们与宋人之间便建立起一种精神的联结。宋代美学的当代意义,正在于它启示我们:美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可以在“风雅处处是平常”的转化中,成为生活的日常状态。(文/王敏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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