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20多年，每年都有莆田的朋友邀请我初四、初五去莆田过年，因为时间赶不上趟，所以每次都是去不了，心里难免会遗憾。这份遗憾，不仅是错失了朋友相聚的热闹，更是没能亲身站在兴化府的街巷里，感受那场独属于莆田的、迟来却最厚重的年味——“做大岁”。

正月初五，当别处的春节余韵渐消，莆田的烟火却再度升腾到极致。家家户户重贴春联、重启围炉，宴席之盛、礼数之隆，竟胜过除夕。这便是我心心念念的“做大岁”——一场始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迟到团圆，一份用662年时光写就的，对和平的赤诚祈愿。

这段习俗的源头，是一段举国震动的血色历史。

嘉靖四十一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四更，倭寇伪装援军、里应外合，攻陷了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倭患中唯一一座被攻破的府城。随后的六十余日，古城沦为人间炼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超过三万军民遇难，无数家庭破碎。彼时，除夕将至，城中百姓却或殒于屠刀，或被迫逃入深山，在饥寒与恐惧中，错过了阖家团圆的时刻。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戚继光率军驰援，倭寇闻风弃城而逃。直至二月初二，幸存的百姓才敢踏回故土。眼前，是断壁残垣，是亲人遗骨；耳畔，是孤儿寡母的哀啼，是街巷间的死寂。这一天，他们收敛逝者、抚慰生者，这便是莆田人心中神圣的“探亡日”。

国破家亡，年节已过，可劫后余生的人们，却执拗地想要补一个年。

于是，在二月初四或初五，幸存者们摆上简单的供品，点燃微弱的灯火，补做了一次春节。这不是欢庆，是告慰——告慰那些未能等到黎明的亲人；这不是仪式，是重生——宣告莆田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决心。后来，为不耽误农时，这场“补年”被提前至正月，莆田初四、仙游初五，“做大岁”的习俗就此定型，流传至今。

六百余载风雨，当年的烽火早已散尽，但莆田人从未忘记历史的刻痕。

今日莆田的“做大岁”，最动人心魄的莫过于那白额春联。红纸上沿，特意留着一道约十厘米的白边，那是当年红联覆白联的遗风，是喜庆中藏着的肃穆，是“喜庆不忘国难”的无声誓言。餐桌上，红团软糯，寓意团圆；线面绵长，祈愿平安。老人们指着白边，给孩子讲戚继光的英勇，讲祖辈逃难的艰辛，讲“二月初二探亡、初四初五做大岁”的规矩。

这份记忆，早已融入莆田人的血脉。它让“团圆”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日常，而是历经劫难后的珍贵馈赠；它让“和平”不再是空洞的词汇，而是用三万条生命换来的沉重期盼。

薪火相传处，烟火升腾时。

丙午马年的初五，纵使未能亲临莆田，我仿佛也能望见那里的街巷爆竹声声，厅堂笑语盈盈。这热闹里，有对先辈的缅怀，有对英雄的致敬，更有对今日山河锦绣的无限珍惜。“做大岁”早已超越了地域习俗，成为一种家国情怀的具象表达——它提醒我们，和平从不是凭空而来，盛世之下，必有前人热血铺就；它激励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

岁岁做大岁，年年祈太平。

当莆田的烟火融入夜空，当亲友的祝福跨越山海传来，我同他们一起许下心愿：愿海波永靖，不再有烽烟扰攘；愿家国皆安，每一个家庭都能岁岁相守；愿红联上的白边永远只是纪念，愿华夏大地永远山河永固、国泰民安。也愿来年，我能不负友人之约，亲身走进莆田，在那碗迟来的团圆饭里，读懂这份刻在骨血里的家国深情。

文/李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