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6日下午15:00，渝州书房·报告厅（渝中区上曾家岩19号，周公馆旁）将迎来一场聚焦川渝历史脉络的重磅讲座——《以川渝交通历史的演变视角，概述江津的沿革变迁》。

此次讲座由渝中区委宣传部、渝中区文旅委主办，渝中区图书馆、湖广会馆-渝州书院（书房）承办，汇聚了重庆渝中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名城保护学委会等多家单位的支持与学术助力。主讲人张亮先生更是深耕江津历史研究多年，曾任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副馆长、江津区博物馆馆长等职，现为江津区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主持20余项文物保护与考古项目，著有《文物保护工程组织管理的探索和实践》等专著，其对江津历史与川渝交通的研究兼具深度与权威性。

正如讲座主题所昭示，江津作为重庆最早设立的辖县，其发展历程与川渝交通变迁深度绑定，堪称川渝交通演变的缩影。从长江水道的航运兴衰到陆上古道的开辟拓展，从秦汉时期的行政初肇到明清时期的商贸繁荣，江津的每一次沿革都刻着交通的印记，每一处变迁都呼应着川渝地区的历史更迭。深入探寻这份关联，不仅能触摸江津的千年文脉，更能读懂长江航运在渝州江城历史中的核心意义，挖掘重庆地域文化的根源所在。这场讲座的价值，便在于以交通为钥匙，解锁江津与川渝地区共生共荣的历史密码。

长江万里，自岷山奔涌东下，过夔门、穿巫峡，在渝州大地勾勒出一道蜿蜒的文明弧线。江津，便静卧于这弧线的关键节点，上承蜀地千里沃野，下接黔滇万山丛莽，左连巴郡古城，右通吴楚水乡。从秦汉的栈道初开至明清的盐帆林立，从巴郡的边陲要地到川渝的商贸枢纽，江津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交通的印记，每一段历史都回响着文明迁徙的足音，堪称一部物化的川渝交通史诗，一曲凝固的地域文化长歌。

秦汉·巴郡初肇，津路始开

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置巴郡，嘉陵江上游的这片土地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版图。彼时的江津，尚蜷缩于江州县的辖境之内，与巴南、綦江等地共享一个古老的行政名称，却已因其临江濒险的地理位置，成为秦楚争霸的前沿阵地。正如张亮先生在研究中所提及的，江津的早期历史始终与川渝交通格局的形成紧密相关，而秦楚争霸的军事需求，恰恰成为推动早期交通开辟的重要动力。

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秦军顺江而下讨伐楚国，战船劈波斩浪之处，不仅重塑了西南的政治格局，更打通了长江上游的早期航运通道。这场军事行动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江津重归巴郡怀抱，而深层意义则在于开启了长江上游规模化航运的历史，为江津后续成为交通要津埋下伏笔。秦汉之际，巴郡的属县从最初的六个逐步增至十一个，行政疆域的拓展背后，是交通网络的初步构建——秦代对巴地的统治早于全国统一近一个世纪，这片被视作“进攻楚国战略前沿”的土地，承载着王朝经略西南的雄心。

为巩固统治，秦朝推行羁縻政策，大量移民沿嘉陵江、长江逆流而上，带来了中原的耕作技术与文化习俗，也推动了道路的开辟。张亮先生在《浅析先秦时期渝西长江沿岸地区的历史和族源演变》中曾指出，移民迁徙与交通开辟是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这一观点在秦汉江津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汉代“北四道和南三道”古蜀道的成型，如同大地张开的脉络，将巴蜀与关中紧密相连，而江津作为长江沿岸的重要节点，成为蜀道向南延伸的天然枢纽，为后续“南夷道”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时期的西南夷开发，是江津交通史上的重要转折。为打通通往黔、滇的通道，朝廷斥巨资开辟“南夷道”，这条蜿蜒于群山之间的古道，不仅改善了巴郡南部的交通状况，更成为移民迁徙的生命线。大量中原与蜀地百姓沿古道而来，在泸州、合江一带定居，进而辐射至江津全域。人口的聚集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东汉末期，刘璋在江津油溪地区新置乐城县，这是江津最早的置县记录，标志着这片土地从江州县的附属区域，正式成为具有独立行政建制的地域单元。

乐城的设立，绝非偶然的政治决策，而是交通发展、移民聚集、经济繁荣的必然结果。张亮先生在研究江津置县历史时发现，油溪地区恰好处于长江航运与南夷道陆路的交汇点，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其成为物资集散与人口聚居的核心区域。秦汉时期的江津，虽尚处文明发育的初期，却已展现出交通枢纽的潜质——长江水道为物资运输提供了天然便利，古蜀道与南夷道构成了陆上骨架，移民与军队的往来、物资与文化的交流，都在此交汇碰撞。正如秦代巴郡区域示意图所展现的，江州（含江津）居于巴郡的核心地带，东接枳县，西连江阳，北通阆中，南达夜郎，这种“四通八达”的地理格局，注定了江津的历史命运与交通紧密绑定。此时的江津，如同川渝交通网络中的一颗萌芽，在秦汉的风雨中悄然生长，等待着历史的春风吹拂。

两晋南北朝·乱世迁徙，州郡迭变

东汉末年以降，天下大乱，三国鼎立，晋室南渡，南北朝更迭，四百余年的乱世如同一场漫长的风暴，席卷了长江上游的土地。江津的沿革变迁，在这动荡的时局中显得尤为曲折，而交通的兴衰与人口的迁徙，成为左右其命运的关键力量——这一历史规律，也正是张亮先生在《江津盐运古道、盐商刍议》等研究中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

蜀汉延熙十七年，国力渐衰，民生凋敝，乐城县因人口减少、赋税不足，被蜀后主刘禅裁撤，江津全域重新划归江州管辖。这一行政变动的背后，是战乱对交通网络的破坏——古道荒废、航运停滞，物资无法流通，人口大量逃亡，曾经因交通而兴的乐城，终究因交通的衰败而沉寂。然而，乱世之中的交通并未完全断绝，反而成为人口迁徙的重要载体。两晋至南北朝时期，成汉政权割据巴蜀，战乱导致川东居民大量外迁，为填补人口空缺，成汉李雄时期开始引导僚人入蜀。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数十万僚人沿长江水道与山间小径迁徙至巴蜀各地，江津作为长江沿岸的重要节点，接纳了大量僚人移民。

人口结构的剧变深刻影响了江津的发展轨迹。僚人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更带来了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与原有汉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而交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文化摆渡者”的角色，长江水道与山间古道成为文化传播的通道，僚人的狩猎、农耕技术与汉人的纺织、冶铁工艺相互借鉴，语言、服饰、信仰相互渗透，为江津地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张亮先生在研究中发现，江津部分古镇的建筑风格、民俗习惯中，至今仍保留着僚人与汉人文化融合的痕迹，这正是乱世交通带来的文化遗产。

南齐永明五年，朝廷推行侨州侨县制度，旨在安置战乱中流离失所的流民。江津因地处交通要冲，成为流民聚集的重要区域，遂被单独设县，继承江州县名，治所迁至僰溪口。这一行政变革，再次凸显了交通对江津建制的影响——僰溪口作为长江支流的入江口，既是航运码头，也是陆上古道的起点，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其成为安置流民、发展生产的理想之地。西魏攻占巴蜀后，延续侨州郡县制度，将巴郡更名为楚州，江州县更名为江阳县，这一名称的变更，暗含着对江阳郡流民的接纳，再次印证了交通迁徙与行政建制的密切关联。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江津，在乱世中经历了裁撤与复置、人口的流失与聚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交通网络虽因战乱时有中断，却始终是维系地域存续的生命线，它承载着移民的希望，传递着文化的火种，左右着行政的变迁。这一时期的江津，如同在风雨中飘摇却始终坚韧的航船，依托长江与古道的庇护，在乱世中保存着发展的元气，等待着盛世的到来。而这一段曲折的历史，也为张亮先生的讲座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让我们得以透过交通的视角，读懂乱世中江津的生存智慧。

唐宋·江航鼎盛，江津定名

隋唐一统，天下太平，大运河的开通如同一条巨龙，将南北水系连为一体，也让长江航运的地位空前提升。四川的物资可经长江东下，过三峡、入运河，直达苏杭与洛阳，长江上游的航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江津，这座长江岸边的古城，在这场航运革命中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开皇十八年，七门郡撤销，江阳县正式更名为江津县。“江津”二字，寓意“长江之津要”，这一名称的确定，不仅精准概括了其临江濒险的地理位置，更标志着其在川江航运中的码头要津地位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川渝交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张亮先生在研究中特别强调，江津定名绝非单纯的名称变更，而是其交通地位与经济价值的集中体现。唐代的江津，得益于长江航运的兴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长江水道上，商船往来不绝，川蜀的丝绸、茶叶、盐巴经江津中转，顺江而下运往吴楚；而江南的粮食、布匹、瓷器则逆江而上，在此卸货后转销川黔各地。航运的繁荣带动了码头的兴起，江津境内的江口、油溪等码头逐渐形成规模，成为物资集散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陆上交通也在持续发展，唐代对古蜀道的修缮与拓展，使得江津与成都、重庆的联系更为紧密，形成了“水路为主、陆路为辅”的交通格局。

长江航运地位的转变与民族融合的加速，共同推动了渝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了与蜀郡的差距。江津作为渝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进程中受益良多。唐代中后期，渝州分置南州，新增璧山、万寿、南平等县，新县的设置呈现出沿长江及支流逆流而上的特征——这一地理分布规律，恰恰印证了交通对行政建制的影响。张亮先生在《地方博物馆传承发展乡土文化的策略研究》中提到，江津周边新县的设立，本质上是交通网络拓展与移民活动的结果，长江及其支流的航运能力，决定了人口聚居与行政划分的格局。

宋代是江津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四川水陆路交通网日益完善，重庆凭借其“控两江、连三川”的地理位置，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成渝两地的交通往来愈发繁华。宋元战争期间，重庆更是成为战时指挥中心，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四川核心机构纷纷汇聚于此。江津作为重庆的重要辖县，其交通战略价值愈发凸显——长江水道成为军队调动、物资转运的生命线，而陆上古道则承担着传递军情、输送粮草的重要职责。

宋代江津的行政区划也随着交通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调整。从南宋末期的江津周边形势示意图可以看出，江津与周边的璧山、永川、南川等县形成了紧密的行政关联，而这种关联的背后，是交通网络的支撑。张亮先生在研究宋代川渝交通时发现，成渝之间的交通往来已形成固定路线，水路以长江、岷江为主，陆路则沿古蜀道延伸，江津恰好处于这一交通网络的关键节点，成为连接成渝、辐射黔北的重要枢纽。

唐宋时期的江津，完成了从“江阳”到“江津”的定名，实现了从区域节点到交通要津的跨越。航运的鼎盛、交通的完善、行政建制的稳定，共同铸就了江津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江津，不仅是物资流转的枢纽，更是文化交流的平台，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这一切成就的根源，都离不开川渝交通的持续发展——正如张亮先生在讲座主题中所强调的，江津的沿革变迁，始终是川渝交通历史演变的生动缩影。

明清·盐道兴盛，枢纽定型

明清时期，江津的行政隶属关系趋于稳定，始终隶属于重庆府，重庆府对江津的管理也更为精细深入。这一稳定的行政格局，为交通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明清两代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极大地疏通了川渝南方通道，打破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使得江津与黔北地区的交通联系更为紧密。在此背景下，江津承担起了成渝水路与渝黔綦岸盐道货物转运的重要职责，渝黔綦岸水路的作用愈发凸显。

张亮先生在《江津盐运古道、盐商刍议》中对这一历史进程有深入研究：清代，四川盐业发达，自贡的井盐需要运往黔北、滇东等地，而渝黔綦岸盐道则是重要的运输通道。江津作为盐道的起点之一，其境内的白沙、朱杨等码头成为盐巴转运的核心枢纽。盐商们将自贡的井盐经岷江、长江运至江津，在此卸货后，一部分通过綦江水路运往贵州；另一部分则经陆上古道，由挑夫运往黔北山区。盐运的兴盛，带动了江津商贸的繁荣，白沙镇等城镇迅速崛起，成为川渝黔边境的商贸重镇。

明清时期的成渝路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明代，成渝道路是直通贵州的一段；到了清代，成渝古道的陆路不断拓展，驿路路线经过调整，驿站的布局与水路更为贴合。这一调整使得成渝之间的交通更为便捷，人员与物资的往来效率大幅提升。张亮先生在《江津渝黔古道资源调查》中指出，明清成渝古道的发展，呈现出“水陆互补、干支相连”的特征，陆路与水路相互配合，形成了覆盖川渝地区的交通网络。

成渝古道的交通体系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人员出行的选择往往取决于水运成本——从重庆到成都多走陆路，反之则多走水路。这种出行习惯的形成，与长江、岷江的水流方向密切相关：顺江而下时，水运成本低、速度快，适合大宗物资运输；逆江而上时，水运难度大、成本高，陆路则更为便捷。明清政府在成渝古道沿线设置了大量驿站，江津境内的县级驿站设置尤为严密，这些驿站不仅承担着传递公文、接待官员的职责，更成为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

交通体系的完善与商贸活动的繁荣，共同促进了长江沿江城镇的发展。江津的白沙镇、油溪镇、石门镇等因港而兴，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港口城镇。其中，白沙镇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发达的航运能力，成为江津乃至川渝地区的重要商贸中心，被誉为“川东第一镇”。张亮先生在《白沙古镇“文博城”建设探析》中提到，白沙镇的发展历程是江津交通与经济共生的典型案例，长江航运的兴衰直接决定了古镇的繁荣与变迁。

清代的江津，交通网络已趋于成熟，长江水道、渝黔綦岸盐道、成渝古道相互交织，形成了“江通四海、路连三川”的交通格局。从清代重庆辖县及周边区划图可以看出，江津与重庆府下辖的巴县、永川、綦江等县紧密相连，而这种地理上的关联，正是通过交通网络实现的。江津作为川渝黔边境的交通枢纽，其地位在明清时期最终定型，成为连接三地、辐射周边的物资集散中心与文化交流平台。

明清时期的江津，因盐道而兴盛，因交通而繁荣，其沿革变迁再次印证了交通对地域发展的核心作用。正如张亮先生在讲座中将要阐述的，江津的历史就是一部川渝交通的演变史，长江航运与陆上古道共同塑造了江津的行政格局、经济形态与文化特质。而这一时期形成的交通体系与商贸模式，对江津乃至川渝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能在当地的城镇格局、民俗文化中找到痕迹。

交通为根，文脉永续

从秦汉的巴郡初肇到明清的枢纽定型，江津的千年沿革始终与川渝交通的演变同频共振。正如张亮先生在讲座主题中所提炼的，交通因素是江津历史发展的主要根源，这座古城的每一次行政建制调整、每一次经济繁荣、每一次文化交融，都离不开交通的推动与支撑。江津不仅是重庆交通历史演变的缩影，更是重庆城市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长江航运所孕育的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深深融入了江津的地域文化基因，也塑造了重庆的人文精神与大众性格。

此次渝州讲席，张亮先生正是以交通为线索，串联起江津的千年历史，让我们得以透过水陆运输的兴衰、古道的变迁，读懂这座古城与川渝地区的共生关系。”

讲课结束后，渝州讲席主持人、渝州书院院长张德安如是说道。他特别强调，江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重庆府″属大县。现在她有中山、塘河、白沙、石蟆、吴滩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有众多的传统村落、古村、古宅，以及著名的宏阔民居大院、会馆群、祠堂等，成为重庆市(省)级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希望江津的地域文化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发扬。江津的故事，是长江文明的缩影，是川渝交通的史诗。从秦汉时期的栈道初开，到唐宋时期的航运鼎盛，再到明清时期的盐道兴盛，交通始终是江津发展的核心动力。而这场即将举行的讲座，正是解读这份动力、探寻这份关联的钥匙。

2月6日，渝州书房·报告厅，让我们跟随张亮先生的脚步，一同走进江津的千年历史，在川渝交通的脉络中，感受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永恒魅力。江津的过去因交通而辉煌，而它的未来，也必将在新时代的交通网络中，续写更加璀璨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