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桦

“红委墙阴花寂寂，翠滋亭角草纤纤。风翻书叶常交案，雨压炉烟不过帘”——南宋状元木待问的这组诗句，以清逸之笔勾勒出文人书斋的雅静景致，亦成为其书法艺术世界的生动写照：笔墨间既有经籍滋养的沉厚，亦有文心浸润的灵秀。作为身兼学者、朝臣、艺术家三重身份的永嘉文化代表人物，木待问的生平与艺术成就曾隐没于历史烟云，今仅存《谦施帖》等吉光片羽传世，然其书法造诣在南宋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既承载着科举精英的书法范式，又彰显着永嘉学派滋养下的文人特质，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学术渊源与时代语境：科举荣光与浙学滋养的双重奠基

木待问（1140-1212），字蕴之，号抱经居士，浙江永嘉（今温州）人。隆兴元年（1163）状元及第，为南宋第十二位状元、宋孝宗朝首位状元，亦是永嘉（鹿城）有史记载的第一位状元，其登科不仅为地方争得科举荣光，更使其成为南宋永嘉文化崛起的标志性人物。

科举制度下的精英养成，与师承渊源共同构筑了木待问艺术道路的基石。其早年师从永嘉学派核心学者郑伯熊，后复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洪迈之婿，这一双重学术背景使其兼得浙学精髓与通儒之学。郑伯熊为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倡导者，重经术、讲事功，强调学问与现实的联结；洪迈博极群书、著述宏富，于经史百家、诗文辞章皆有造诣，代表着南宋主流文人群体的博学传统。二者的治学理念与文化修养，既为木待问奠定了深厚的经学与文学根基，更使其书法创作脱离单纯的笔墨技巧，融入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与博雅通达的审美追求，成为其书法艺术文化底蕴的核心源泉。

作为南宋状元群体的代表，木待问的书法成就并非孤例，而是南宋士人文化“诗书画一体”传统的典型体现。南宋一朝共诞四十九位状元，这批科举精英皆经严格的书学训练，书法为其必备素养，而“后世书名最高者，木待问也在其中”的评价，足见其在状元书家群体中的突出地位。其“长于诗文，工于书法”的综合艺术修养，与南宋文人追求“技道合一”的艺术取向高度契合，也使其书法得以在科举规范之外，生发出独特的文人意趣。

二、书法实绩与传世遗存：官方认可与笔墨留痕的双重佐证    

木待问的书法才华，在南宋当世即获官方与文人群体的双重认可，其供职秘书省时的书法实践，为最直接的实证。秘书省作为南宋中央文化中枢，掌经籍图书、国史编修，汇聚当时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其署内建筑牌匾的题写，必择书法造诣与文化声望兼具者，而据史料记载，“秘书省舍中一度有十一处牌匾出自其手笔”，包括“菊径”“迎曦”“采良”“茹芝”“延门”“绎志”等。十一处匾额皆出其一人之手，不仅证明其书法技艺已达当时官方审美与专业评判的双重标准，更反映出其在中央文化机构中的文化影响力，成为其书法水平的权威注脚。

传世墨迹与诗文创作，共同构成木待问书法艺术的现存遗存。其有书法作品《谦施帖》传世，虽因史料阙如，此帖的具体形制、书体风格与文字内容尚未见详尽考释，然其能历经数百年兵燹与传藏，跨越时空留存至今，已足见其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成为研究木待问书法最直接的实物资料。除独立书法作品外，木待问的诗文创作与书法艺术相互辉映、彼此滋养，其存世诗作如《千里思》中“君行千里轻所历，妾驰千里心匪石”，语言凝练、情感真挚，意象鲜明、格律谨严，深厚的文学造诣使其对笔墨的节奏、气韵、章法有着天然的感知力；而书法的笔墨实践，亦使其诗文的文气与意趣得以具象化，这种“诗为书魂，书为诗形”的交融，正是南宋文人书法的核心特质。

三、艺术特色与审美取向：规范与个性的平衡，经世与文心的融合            

虽现存史料与实物有限，然结合其学术背景、时代特征与当世评价，仍可窥见木待问书法艺术的核心特色与审美取向。作为南宋状元，其书法创作必先遵循科举制度下“院体”书法的基本规范，宋代科举重“书判”，要求书法工整、端庄、清晰、规范，以保证书写的实用性与辨识度，这一训练使其书法具备坚实的笔墨功底，结体端正、笔法谨严，成为其书法的底色。而作为兼具深厚学养与艺术自觉的文人，其作品又未囿于院体的刻板，而是融入了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在规范的框架内追求笔墨的气韵与意趣，这种“守规范而不囿于规范，重功底而更重意韵”的平衡，正是宋代文人书法的典型特征，亦是木待问书法超越一般科举书家的关键所在。

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深刻影响了木待问的书法观，使其作品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成为经世理念与文人雅趣的融合体。永嘉学派反对空谈义理，强调学问的现实价值，这种思想投射于其书法创作，使其始终注重书法的实用功能，无论是秘书省的匾额题写，还是日常的尺牍、题跋，皆以“可读、可用”为前提，拒绝炫技式的笔墨游戏；而其作为文人的艺术修养与精神追求，又使其在实用之外，追求笔墨的审美价值，于点画、结体、章法中融入个人的文心与情志，使书法成为“载道”与“抒情”的双重载体。

其自号“抱经居士”，更是其书法审美取向的直接彰显。“抱经”既体现其对儒家经典的毕生执着与尊崇，亦暗示其艺术创作始终以文化传承为根基，其书法的笔墨背后，是经籍滋养的文化底蕴，是浙学熏陶的精神内核，而非单纯的笔墨技巧。这种“以学养书、书以载道”的创作理念，正是中国文人书法的精髓，也使其书法在南宋书坛中，呈现出“学养深厚、气格端雅”的独特风貌。

四、历史地位与文化影响：状元书家的典范，永嘉文化的标识                

木待问在宋代书法史上，占据着科举精英书家的独特位置，其艺术实践为研究南宋士人书法提供了宝贵的个案。南宋书法上承北宋，然因时代语境的变化，逐渐从北宋“尚意”的张扬走向内敛的端雅，状元群体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其书法既代表着官方的书法范式，又反映着南宋文人书法的整体取向。木待问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其书法既具备状元书家的共性特征——功底扎实、气格端雅，又因永嘉学派的滋养而兼具经世致用的现实品格与浙东文化的地域特质，成为南宋状元书家群体的典型范本，为解读科举制度与南宋书法的关系、浙学与南宋文人书法的联结，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木待问书法的历史评价，虽现存直接文献记载较少，然其当世的官方认可已为其书法地位作出了最有力的诠释。秘书省十一处匾额的题写，作为中央文化机构的官方选择，本身就是对其书法技艺与文化声望的高度肯定，这种“当世重之”的认可，远胜于后世的追评，成为其书法历史地位的核心依据。而其作为学者型书法家的创作路径，更为反思中国书法史上“学者书法”与“书家书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木待问的书法创作，不以炫技为目的，不以创新为标榜，而是将学问修养、精神情志融入笔墨，使书法成为个人学养与精神世界的自然流露，这种“书为心画、学养为本”的创作理念，正是中国文人书法的核心价值所在，亦为后世学者书法树立了典范。

木待问的书法艺术，更成为温州地方文化的重要标识，融入永嘉文化的历史记忆。南宋时期，温州儒学兴盛、文化崛起，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使温州成为浙东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而木待问作为永嘉本土首位状元，其科举荣光、学术造诣与艺术成就，共同成为永嘉文化崛起的标志性符号。其书法艺术虽仅存吉光片羽，然其“以学养书、书以载道”的理念，却与永嘉学派的治学思想一脉相承，成为永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温州蝉街修复的“王木亭”，作为纪念其与王十朋的文化地标，更使其书法艺术与地方文化深度联结，让后人得以在历史空间中，感知其书法艺术的精神余温。

结    语                            

木待问作为南宋永嘉学派滋养下的状元书家，其书法艺术虽因史料与实物的阙如，尚未被充分发掘与研究，然其在南宋当世的官方认可、在状元书家群体中的突出地位、在永嘉文化中的标志性意义，已使其成为南宋书法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其书法以科举院体为基，以永嘉学养为魂，以文人意趣为韵，实现了规范与个性、实用与艺术、经世与文心的完美平衡，成为南宋文人书法的典型代表。

《谦施帖》的真迹虽难见全貌，秘书省的匾额虽已湮没于历史烟云，然木待问的书法艺术，早已超越纸墨的物理形态，融入南宋文化精英的精神世界，成为科举制度与文人艺术交融的见证，成为永嘉学派与南宋书法联结的纽带。当我们站在永嘉的历史文脉中回望这位状元书家，其笔墨间流淌的，不仅是南宋士人扎实的笔墨功底与高雅的审美意趣，更是中国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是“以学养书、书以载道”的文人书法精神，而这，正是木待问书法艺术跨越时空的价值所在，亦是其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

2026年1月24日于寄吾斋

（作者：温州市方介堪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中图片由温州木氏三十六世长孙木金林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