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明歧义多，需要勤探索

我的本行是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虽然已经有一套逻辑结构清晰的成熟理论体系，但其纯技术性理论只适用于当前横截面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一旦涉及发展和演化，就必然触及历史。马克思有句名言，说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实际上，即使只是分析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不同经济体运行的制度框架差异也是一定要关注的因素，而一旦顾及到制度差异，又必然会向历史深处追索。多年来，我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一贯是从发展的视角切入，且更关注制度因素，所以，思维轨迹自然而然地就和历史重合了。历史的源头与主轴是人类文明的形成和演化。近年来，在现实经济问题之外，文明问题成为我思维活动的另一个方向。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我断断续续将这些思考整理成篇，发在个人公众号“明斋观察”上，五年下来，也有十几、二十余篇。

文明一词，在各种文字资料和人们的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真正能将其说清楚的人寥寥无几。比如到底什么是文明？中国文明有多长？源头在哪里？等等，就争议颇多。前些年，央视制作播放的系列视频节目《世界历史》100集中，有专家解说文明的标志是国家的诞生。对此我一直不能信服，我在前述有关系列短文中，认为文明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本质是利他，文明演化是个体利他因素不断滋长的过程。这种解释无疑是理解文明内涵的捷径，但要循此逻辑解释文明形成和演化的各种具体现象，会遇到太多复杂的问题。这两天无意间看到了著名媒体人窦文涛做的相关视频，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专家冯时讨论中国文明的话题，颇受启发，值得一记。

2.中国文明8000年

冯时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文明是一套知识体系，中国文明有自己的源头，中国文明不是5000年而是8000年。

他以考古出土文物为证据，依据自己对文明概念的认识，替古人解释了他们的文明体系和文明形态诞生演化过程，并以古文献中有关概念的重新释读来佐证，也解开了民间流行数千年有关谚语之谜。

冯时认为，中国文明体系和文明形态，是在“格物致知”的基础上，人通过持续观察自身之外的事物，不断获取和积累知识，悟出做人的道理，形成“礼”秩序，诞生和演化而来。

“太阳人”石刻。首先被观察和研究的是太阳，因为太阳对人的生存和生活最重要。古人看到太阳每天东升西降，且每天出没的地点和运行的轨迹都不一样，他们直观的认识是太阳有很多，而不是一个。冯时认为，这也是古文献中有“天有十日”之说的由来，但这里的“十”只是一个十进制的概念，它的实际含义是很多个。人初识世界的另一个愿望，是想要知道相对于周围广阔的空间自己所在位置，以及相对于日出日落周而复始的无限时间自己所处的时点。古人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立杆测影，看太阳每天影长的变化确定特定空间上时点的移动，最简单方式就是以自身为表（杆），通过测自身的影长变化来确定自己所在空间的时间变化。冯时认为，中国古人有这种行为的考古证据，是湖北省秭归县东门头遗址1998年出土的“太阳人”石刻。而要通过测影得到影长变化和时间变化的准确结论，逻辑上就只能认为太阳只有一个而非多个，这与前述多个太阳的认知相冲突，于是就有了“后羿射日”的说法。

冯时由此演绎出关于文明概念的解释。他说，文明有三个要素：德、知识和礼。他认为，德的本质是“信”，信的概念源于测影所得到的太阳运行守时的知识。有了信就有了德，有了德文明就诞生了。这个逻辑由秭归遗址出土的“太阳人”石刻得出，而该文物距今8000年，从而成为中国文明有8000年的依据。“礼”可以理解为建立在个人自觉或规则约束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也就是“礼制”，礼制显然也可以从前面说的“信”和“德”推出。既然“德”和“礼”都是从人们对太阳运行观察研究，或者广义上说从人自身对其周围事物的观察研究获取的知识得出，那我们可以说，文明诞生于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

“五田文”。冯时还找到了早期中国文明诞生的文字证据。距今7000年的秭归柳林溪遗址出土八个单字朱、隈、爻、龍、五、田、文、八，其中的“五田文”字符，与甲骨文完全形似， “五田”代表五方天下，“文”代表文德与文明，体现了“天下文明”的思想。同时，八个“文”字特别设计在四维中的东北和西南二维，这与古人将道德赋能四维，形成以道德为国之四维的思想相契合，是这种思想的渊薮，是中国文明诞生的重要考古证据。

“崑崙”形义辨。冯时也从“崑崙”（昆仑）字形解读来揭示古人认识世界的密码。说“崑崙”二字与人们熟知的昆仑山不是一个意思。昆仑山专指于阗（和田）南山，是汉武帝时期才有的。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向汉武帝介绍于阗南山巍峨之势，汉武帝随以昆仑命之。而“崑崙”二字在先秦上古文献中早已有之。这里昆仑的昆字上“日”下“比”，“日”指太阳，“比”指人们观察到的不同的太阳递次出没，前后相邻现象（“天涯若比邻”即由此引出）。“崙”下面是类似“册”，从古代书简的形状而来，指的是太阳每天以不同轨道划破天空有序运行的状态。总而言之，上古的昆仑二字是对古人观察到的太阳及太阳运行状态的描述。浓缩的是观察太阳运行所得的知识。

“昆仑丘”。通过对太阳运行的长期观察，人们终于知道太阳不是多个而是一个，通过立表测影，人们知道了太阳运行365天一个周期的规律，并逐渐认识到在太阳运行的诸多轨迹中，有四条轨道最重要，那就是一个白天最长，一个白天最短，两个白天和黑夜相等，并与热冷和不热不冷的气候特点相对应，从而有了“年”和“四时”（四季）的概念。“年”以太阳运行周期长度为界，以哪天为始哪天为终，则要考虑农时及月亮周期而定。四季的分界线就是一年中太阳那四条轨道线，分别以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命名。由于春分和秋分轨道线相等，太阳运行最重要的轨道线实际上就是三个，这三条线古人用图画在地上显示，或以某种建筑形式构建显示，就称为“昆仑丘”，意为所描述的太阳运行轨迹之“高”。位于内蒙赤峰和辽宁朝阳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三个同心圆图像造型，就是昆仑丘的典型遗存。北京天台的三个同心圆造型寓意也源于此。

天人合一。冯时关于中国文明解释的进一步延伸是“天人合一”。他认为，中国古人是通过观天象来认识自我并指导人间行为的，他通过对濮阳西坡遗址的解读对此做了系统阐释。濮阳西坡遗址距今6000年，主体结构是一座大型墓葬中，在墓主人遗骸前后左右都用蚌壳布局了各种物件造型。最容易清晰辨识的身体两边的两个动物造型，一个是龙，一个是虎。他认为这些造型比照的全是天上的星座，所谓左青龙右白虎。“龙”指的是夜空中从东方出现向上方和西方同步运行的八个连体星座显现的形状，易经中“见龙在田”、“跃龙在渊”、“飞龙在天”、等等，说的都是这八个星座不同时点在夜空中运行的状态。因为这八个同步运行的星座连体组成的形状在浩瀚的夜空中特别显著，特别“大”而被称为“龙”，所以，龙在中国文化中寓意就是“大”和“尊”。“虎”是出现在西方天空中的虎型星座。墓主人遗骸脚下方的蚌壳图案是北斗星，北斗星勺子左上角对着虎头，勺子柄的一段对着龙头。这些图案外围四边有四个人形蚌壳造型，指的是掌管四方的神。古人观日月星宿在天空中运行的状态判断年月周期轮回，判断昼夜时辰，划分四季，决定播种收获行动。观测天象授时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无比重要，这也是“天人合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后来的多种解释大概多由此演绎而来。

“河图洛书”正义。传说中的河图洛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受到历代知识界的高度重视。《易传》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司马迁著述《史记·孔子世家》述孔子言“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等说法。但到底河图洛书是什么东西？包含哪些内容？则一直是个迷。冯时说有关河图洛书的知识在汉文化圈早就失传了，只留下个河图洛书流传到了蜀汉间的说法。南宋大儒朱熹依据此说，派一个姓蔡的学生到四川寻访，还真访到了三幅图，给了朱熹两幅，大概就是下面这两幅。

蔡姓学生自己留了一幅，据说是下面这个。

冯时说，这个符号是四川、云南一带彝族文化中最流行的图案，现在仍是这样，还有很多变形，它就是“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星象图案，汉文化中把它进一步修饰成了阴阳鱼的形象。这就是河图的原始形态。换句话说，河图就是角、亢、氐、房、尾、翼六个星座连在一起所形成的形状画面，它们同步运行，共进退，在夜空中特别巨大，能占半边天，因此称为“龙”。河图就是这个星座“龙”的图案。说“河出图”的“河”也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黄河，而是天上的银河，是该连体星座跃出于银河之上的样子。

洛书被认为是1985年在安徽凌家滩距今5300年的遗址中发现的，它发现时的状态是玉质造型龟盖下面夹着的玉板，玉板上刻有复杂的图案，图案十分清晰。冯时认为，图案标注的是地理方位，四方八角，四个方位分割为四个空间，加上中心的空间，为五宫。八角指向八个方向，分割成八个空间，加上中心的空间，为九宫。从四方到八角，从五宫到九宫，这就是地理方位的整体，所谓“九五至尊”，也是由此引申而来。

总之，河图就是星象图，洛书就是地理方位图。

结论是，中国上古先人通过观天象辨四时，测地理辨方正位，做图标识，画符记载，服务农事，建立秩序，管理社会，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这就是文明诞生和演化过程，也是中国独特的文明形态和文明概念。

3.从个体与群体关系解读文明更有价值

除了我提出的“利他”文明说之外，目前我接触到的对文明起源的说法大致上有三种：知识体系说、流行的国家说和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指向的器物说。

知识体系说解读的是中国文明起源演化的特色，背后的逻辑是权力中心的形成与强化。不管是观天象辨四时，还是地理辨方正位，都只能是族群中少数人所为，由此诞生的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使他们获得服务农事能力的同时，以公共产品供给者身份建立规则体系，获得对族群的统治权。其中的“德”、“信”、“礼”等等，虽然是群体秩序的核心精神，也是权力核心用于治理民众的手段。建立在这种知识体系基础上的文明体系，几乎不涉及个体利益、个体权力和个体责任，王（皇帝）垄断观天授时权几乎是这种文明体系的常态。因为中国文明一直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这种集权架构和服务于该体系的道德礼制秩序从未受到过冲击，从上古到夏商周三代以下，规则越来越完善，等级越来越规范，中央集权越来越强化，这可能也是近代以来受到以微观主体选择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秩序冲击以后，转变困难的原因之一。

国家说强调的是规则、制度和秩序，突出的是群体上层统治的权威，一样是对个体权力、责任和利益的忽视，相较于知识体系说，甚至更过。前者的统治权威还以授时服务为前提，国家突出的统治权威则是赤裸裸的。另一方面，国家说不但隐含着制度的完整规范，还隐含着群体的一定规模，因为一般来说，太小规模的群体不足以养活需要较大消耗的国家机器，很难以国家形态存在。这就排除了大小不一、发育程度不一、数量众多的各种不同类型文明形态在概念上存在的可能性，也延迟了文明诞生的历史。

器物说是以经过人改造或由人创制生产出来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如石器、陶器、瓷器、金属器等的技术含量，来判断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并据此推断其群体社会结构、规则体系和文明起源演化状态的。这种以技术演化来推演文明演化的判别方法，对于文明演化阶段的划分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正如马克思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机器磨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但是，文明毕竟说的是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是规则、秩序等等形成的社会结构体系，甚至包含群体中绝大多数个体的心理感受、幸福指数、和谐程度等等，这些因素是很难用那些冰冷的器物来表达，或从制造器物所需要的技术水平推导出来的。在哲学层面上，器物论还容易陷入决定论还是选择论，思想和物质哪个更重要，以及唯物-唯心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的争论。

总的来说，上述三说都更注重群体和整体的“宏大叙事”，而忽视甚至掩饰了个体的价值。我很赞成文明首先是人的文明的说法，但这里说的人首先是个体，是一个一个的个人，而不能简单地把人当成群体的集合。如前所述，按照我们的理解，文明讲的就是个体与群体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存在的状态。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根本是利益，是一个一个人的个人利益诉求，也是他们的生存和存续诉求。每个人都是个人利益优先，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存在并且以更好的方式存在为根本目的。但人又是群居的动物，每个人又不能离开群体而存在，所以，天然就有个体存在与群体存在的关系，也就是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这种关系简化为利己和利他。客观地说，每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差异只是两者之间的比例。逻辑上，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和文明的进步，利己的比例会逐渐降低，利他的比例会逐渐提升，利己比例高的人数量会减少，利他比例高的人数量会增加，顶峰是人人利他。当然，顶峰也可能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神的境界。

处理好利己和利他关系，在文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找到个体和群体利益的平衡点，以便在满足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这应该是文明秩序和社会结构建立的出发点和目标。以此为出发点和目标，就能把人类文明演化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避免人类文明演化走弯路甚至走上邪路。

以上对文明认识新进展的介绍和个人的一点再思考，作为思想材料分享给大家，为讨论添柴加薪。

2026年1月17日星期六动笔，1月19日星期一落笔，1月20日再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