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臣

一、向赵朴初会长求教

夏日的嵩山，是墨绿与金黄的交响，是时光与信仰的叠影。

1980年暑假，当同龄人在树荫下摇扇纳凉时，我正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在太室山七十二峰间攀爬。书包里除了半块烙馍，更沉的是那本《历代名人嵩山诗选》初稿——牛皮纸封面已被山雾浸得松软，页边卷着的毛边，像极了嵩山被千年风雨摩挲过的岩层褶皱。

那些日子，我成了嵩山最痴情的朝圣者。清晨的少林寺，晨钟还未撞破群山的梦境，我已站在那棵传说中的五叶松下。晨露浸润了解放鞋的鞋面，沁人的凉意顺着脚踝丝丝缕缕往上漫，我却浑然不觉。指尖翻过诗卷宋代李允中《少林寺》，那句“花开五叶地生金”悬在晨雾里，如一道禅机，一个哑谜。 

在嵩山五乳峰达摩面壁洞，我的手掌轻抚石面，触感粗粝冰凉。闭上眼，仿佛能听见一千五百年前的呼吸——那个自天竺踏浪而来的僧人，如何在这方石壁前，将九年的光阴坐成一道影子。我试图从斑驳的石纹里，参透“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真谛，领悟周恩来总理青年时期“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豪放诗意！

“作学问真难啊！”我对着空山自语，声音被松涛吞没大半，“就像这嵩山的路。古籍里标得清清楚楚，可真走起来，哪一步不得自己踩实了？”

下山时路过初祖庵。守庵的老僧正在扫庭院，竹帚划过青砖，沙沙声里有种亘古的节奏。我合十请教“花开五叶”的深意。老僧直起腰，望了望殿角的蛛网：“施主，你看那蜘蛛结网，经纬分明。可你若问它第一根丝是怎么搭的，它怕也答不上来。”说罢又低下头，继续清扫。禅机如露，湿了衣襟却不留痕迹。

著名画家陈浩教授题画张国臣诗《少林初祖庵》

9月，暑气渐收，暑假的余温悄然散尽，我回到河南大学的校园，推开中文系学生宿舍乙二排的木门，一股草木的陈香混着宿雨的潮气扑面而来。那间朝南的平房里，书桌、床头、窗台上，笔记本堆得像小山。记录着一个青年大学生如何试图用文字拥抱一座山。

夜晚的10号楼107教室，成了我的“面壁石”。窗外法桐的叶子在秋风里哗哗作响，像是千年前的松涛穿越时空而来。日光灯明亮，我就在这光里与古人对话。李白的“嵩岳逢汉武，诘之以神仙”，不再是《全唐诗》里冰冷的铅字，而是有了体温——我仿佛看见他站在峻极峰上，袍袖被天风鼓荡，对着云海长啸。杜甫的“嵩岳钟神秀，乾坤此郁盘”，沉郁顿挫的每个字，都像是从太室山的岩层深处凿出来的。白居易夜归法王寺的那条路，我在月光下也走过，他的“灯火光初合”竟与1980年的那盏残灯隔世重逢。

可“花开五叶”依然是个死结。达摩的偈语像一把锁，而我找不到钥匙。

那个秋雨绵绵的下午，我终于揣着忐忑，敲开了于安澜教授的家门。浓郁的书香便先于人影漫溢而出，老先生正伏在宽大的书案前校勘《画论丛刊》，满桌摊着线装书、稿纸和红蓝两色毛笔。听我结结巴巴说完困惑，他取过绒布细细擦拭镜片—— 指尖起落的动作慢得近乎凝滞，让我一颗心悬在半空，愈发慌乱。 

“禅宗公案啊，”他终于开口，声音温和如午后的光，“非我专攻。你这个问题，该问真正懂禅的人。”

“那该问谁？”

“赵朴初。”三个字说得平平静静。

我愣住了，半晌才喃喃：“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

于教授重新戴上眼镜，目光透过镜片落在我脸上，那目光里有种穿透岁月的深邃：“学问之道，贵在求真。真的要求真，就得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勇气。赵老是佛学泰斗不假，可泰斗也是人，也吃过饭、走过路、有过困惑的时候。”他顿了顿，指指窗外细雨，“你看这雨，落在嵩山是雨，落在黄河也是雨。学问的水汽升到天上，化成云，再落下来时，哪还分什么高低贵贱？” 

“学问之道，贵在求真”---河南大学中文系于安澜教授（魏清源供图）

那个夜晚，我在灯下铺开最好的稿纸——是去年散文获奖时舍不得用的“牡丹”牌信笺，纸色微黄，触手柔韧。提起钢笔，却觉得笔尖有千钧重。给赵朴初先生写信，这念头本身就让我手抖。该如何落笔呢？一个河南大学的普通学子，只因参不透一句禅诗的玄机，便贸然惊扰这位全国敬仰的佛教领袖。这般唐突之举，会不会太过不自量力？会不会显得荒唐又冒昧？ 

笔尖悬在纸上，久久落不下去。忽然想起卢崖瀑布前母亲的话：“真心求教，就该真心实意。”是啊，我不是在求名求利，只是想弄明白一句诗、一段历史、一点文化的脉络。这心思干干净净，有什么不敢示人的？

信写了三稿。第一稿太拘谨，满纸“尊敬的”“恳请的”，像是跪着说话；第二稿又太张扬，竟大谈起自己对禅宗的理解，可笑不自量；直到第三稿，才找到平和坦诚的语气，老老实实写出我在嵩山的见闻、读诗的困惑、以及那句“花开五叶地生金”如何成了心头一根刺。最后写道：“先生学贯中西，德高望重，本不该以此琐事相扰。然学生深信，学问之道无大小，求真之心无贵贱。若蒙点拨一二，当终生铭感。”

信寄出后，时间忽然变慢了。

等待的日子里，我依然天天泡在图书馆。可翻开书，那些规整的汉字却都突然跳了起来，如同一群受了惊的、游动的鱼，实在让我难以沉浸进去。去食堂打饭，我经常会不自觉地绕到信箱前转一圈。同学问：“国臣，等情书呢？”我苦笑摇头。等的不是情书，是比情书更重的东西——一个答案，或者，一个方向。

直到那个黄昏。

夕阳把教学楼的西墙染成蜂蜜色，我从图书馆出来，手里抱着《五灯会元》，正欲回宿舍。忽然听见有人喊：“张国臣！有你的信——北京来的！”

血液“轰”地涌上头顶。我几乎是冲过去的，接过那封信时，手指不听使唤地抖。信封是普通的白色，右下角印着“中国佛教协会”几个楷体字。很轻，可我觉得重如嵩山。

没敢当场拆。我一路跑回宿舍，关上门，坐在床沿，做了三次深呼吸，才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

信是赵老秘书代笔的，字迹圆融中见筋骨：

“来信收悉。关于‘花开五叶’之义，禅宗典籍记载：达摩祖师西来，传法二祖慧可，并留偈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此‘一花’即达摩所传禅宗，‘五叶’指后世衍生的临济、曹洞、云门、沩仰、法眼五宗。李允中‘花开五叶地生金’之句，正是化用此典，赞少林禅法枝繁叶茂，泽被中原。”

短短几行字，我读了一遍，又读一遍。字字清晰，眼眶竟有些温热。 

原来如此！“一花开五叶”——并非实指植物，而是禅宗血脉的隐喻。达摩带来的那颗种子，在中原沃土上生根发芽，长出五根枝条，每根都探向一片智慧的天空。临济的棒喝、曹洞的默照、云门的涵盖、沩仰的圆融、法眼的明澈……五宗同源，却又各自绽放成不同的精神花朵。

我抓起信纸冲出宿舍，走向校园林荫大道。夕阳正沉沉地坠向天际，把这座千年开封城，连同飞檐与街巷，一并泡在一缸金红色的溶液里。我发足狂奔，掠过喧腾的操场，穿过蝉鸣渐歇的小树林，最后一口气攀上那段斑驳残破的古城墙。

风很大，吹得衣服猎猎作响。我面向西方——那是嵩山的方向，也是北京的方向——双手拢在嘴边，用尽全身力气高喊：

“谢谢赵老！谢谢会长！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声音被长风扯成长长的丝带，飘向暮色深处。

我来到于安澜教授的家，把赵老回信的事叙说一番，也真诚感谢他的贵人指路。于教授十分高兴：“你开悟了，开悟了！你年纪轻轻能与大师对话，幸事呀！说明你的学术观点有价值，未来可期……”

我挥舞着信纸，泪流满面却笑得像个孩子。

“我知道，真正的考验，其实刚刚开始！”

有了“花开五叶”的钥匙，两百多首嵩山诗忽然变得脉络清晰。可要一一注疏考证，依然是不亚于铁杵成针的孤诣。  

长明灯教室的夜，越来越深。那是10号楼一间特殊的教室，通宵供电，供考研的学生熬夜苦读。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每晚10点，背着书包进去；凌晨1点，揉着发涩的眼睛出来。 

有一个凌晨，我注疏范仲淹的《峻极峰》诗遇到瓶颈。“不来峻极游，何能小天下”的气魄注出来了，可诗中那份特有的“忧乐情怀”与山水意境的交融，总觉得差了点什么。翻遍资料，仍不得要领。烦闷如蛛网缠身。

读书治学笔耕乐未央，研史探幽墨韵欢无尽——张国臣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乙二排六号学生宿舍（1980年11月 王刘纯摄）

我起身走到走廊尽头的窗前，推开窗。深秋的夜风灌进来，冷得人一激灵。远处，千年铁塔静静立在月光里，塔尖几乎触到星星。忽然想起任访秋教授的话——那是去年听他讲现代文学史时说的：“做学问是寂寞的长跑。最累的时候，会觉得全世界就剩你一个人在黑夜里跑。可跑着跑着，你会听见脚步声——不是你的，是那些古人的。他们也在跑，隔着千百年，和你跑在同一条路上。”

是啊，范仲淹在跑，欧阳修在跑，梅尧臣在跑，任访秋先生也在跑。而我，一个1977级的大学生，此刻正站在河南大学的走廊上，与诸贤同道，共赴“文化传承”之漫漫远途。

风吹过铁塔的檐铃，清脆声隐约传来，恍若历史的回响。

我关窗，回到座位，重新摊开稿纸。这一次，笔下忽有神助。不仅注出了诗句的出处，更写出了范仲淹登峻极峰时，如何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情怀，融入“一览众山小”的天地境界。写着写着，心底忽然漫起一种奇异的悸动：我分明不是在伏案“注” 诗，而是在与千年前的范仲淹促膝对话。通过他的诗句，通过嵩山的云雾，通过这横亘千年的时光。

天快亮时，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推开窗，东方已泛起鱼肚白。晨风挟着霜气钻进来，那股透彻的清醒，直教人悲喜交加，想哭也想笑。 

低头看桌上，那封赵朴初先生的信静静躺在稿纸旁。我又读了一遍最后那句：“望持之以恒，将来于嵩山文化研究，必有更大贡献。”

晨光刺破长夜，漫漫长暗终成过往。

 “嵩山在远方醒来，它在温情着我，呼唤着我，期等着我”---巍峨神奥的中岳嵩山（张小羽摄）

嵩山在远方醒来，它在温情着我，呼唤着我，期等着我。我在朦胧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层层雾，不仅仅是一缕缕霞，而且还有那一道道千古不散的文脉与诗魂。我与嵩山早已融为一体，在这条路上，找到了自己的脚印，也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二、任访秋主任的序言厚爱

《历代名人嵩山诗选》的书稿堆在桌上时，已厚逾寸。

最后一页画完那座小小的嵩山轮廓，我搁下笔，才发现右手食指的第一关节处，已磨出一层浅黄的茧子。摊开手掌细看，那茧的形状有些奇特——不像农人握锄的厚实，也不似匠人持凿的坚硬，它是扁平的，带着钢笔长期抵压留下的微凹。这是属于书生的茧，是文字在血肉间生长的印记，藏着无数个日夜的伏案深耕。

窗外，1980年的冬意渐深。法桐的叶子落尽了，枝桠在灰白的天幕上画出疏朗的线条，像极了古人山水画里的枯笔。

书稿送到中文系党总支时，杨瑾书记正在批阅文件。见我抱着那摞沉甸甸的稿纸进来，他摘下眼镜，目光从镜框上方投过来——那是审视，更是期待。

“完成了？”声音里有种师长般特有的温和。

“完成了。”我把书稿轻轻放在办公桌上，最上面一页还散发着油墨未干的气息。

杨书记起身，双手捧起最上面的一册。他没有马上翻开，而是掂了掂重量，像在掂量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然后，他抬起头，眼角的细纹里漾开笑意：“知行合一，勇于实践。整个暑假都在嵩山跑，开学后又夜夜熬到凌晨，不容易啊。”

这话说得平静，我却鼻子一酸。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夜瞬间涌上心头—— 卢崖瀑布的濛濛水雾曾洇湿过摊开的稿纸，峻极峰顶的猎猎狂风曾吹散过记满批注的卡片，法王寺的油灯下蚊子围着灯罩撞出细响——忽然都有了重量。它们不再是孤独的跋涉，而是被看见、被认可的足迹。

“书记，”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书稿虽然完成了，但我总觉得……还缺些什么。”

“缺什么？”

“缺一道光。”我斟酌着字句，“就像峻极峰需要第一缕朝阳，才能让群山显出层次。这本书，也需要一道光——一道能照亮它意义的光。” 

恩师心血浇桃李，李艳桃秾满园春。

学子铭怀感化雨，德馨业茂报师恩。

——杨瑾书记和张国臣在河南大学（1981年11月）

杨书记重新戴上眼镜，指尖轻轻翻开书稿。他的目光在一行行诗句、一条条注释间游走，时而点头，时而停顿。办公室里很静，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窗外的天色渐渐沉了下来，暮色漫过窗棂，远处的教学楼次第亮起了点点灯火，橘黄的光晕晕染着渐浓的夜色。 

“你想请任访秋主任写序？”他忽然问。

我怔住了。这个念头在心里盘旋许久，却一直不敢说出口。任访秋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河南大学中文系的主任。让他为一个本科生的书稿写序，是不是太不知天高地厚？

“我……”

“去吧。”说话的是苏文魁副书记。他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手里拿着保温杯，热气袅袅上升，“任先生最喜欢有想法、肯下功夫的年轻人。学问面前，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真假之别。”

他的眼神像嵩山秋日的阳光，明亮而不刺眼，给我一种踏实的勇气。

去见任先生的那天晚上，开封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

不是骤然的暴雪，是那种细细的、绵绵的初雪。雪粒子很小，在路灯的光晕里斜斜地飘，像时光筛落的碎屑。我抱着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书稿，走在去教授楼的路上。雪花落在发梢，转瞬便融成冰凉的水滴，顺着脖颈滑进衣领，激得我轻轻一颤。 

教授楼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一格一格的，温暖而遥远。楼院里静悄悄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在空寂中回响。站在那扇熟悉的深褐色木门前，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欲叩——却又停住。门缝里漏出暖黄色的光，还隐约听见翻书声，沙沙的，像春蚕食叶。

门开了。是师母，围着素雅的格子围裙，手里还拿着抹布。“是国臣吧？中文系杨瑾书记来电话说了，先生交代过，你可直接上楼。”

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有轻微的吱呀声。书房的门虚掩着，光从门缝里流泻出来，在走廊地板上铺出一道金色的溪流。我轻轻推开门——

那一幕，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任访秋先生坐在书山中间。

是真的“书山”。四壁书架顶天立地，塞满了书；地上、椅子上、窗台上，也堆着一摞摞书。先生便坐在这书海中央唯一的空处 —— 一张宽大的书桌后面。而他此刻的那个动作，竟让我瞬间屏住了呼吸，连心跳都漏了半拍。 

“天道酬勤，有德无敌”——中文系系主任任访秋教授（魏清源供图）

他戴着两副眼镜。

一副是普通的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另一副是放大镜，用手举着，贴近桌面上的稿纸。台灯的光照着他花白的头发，每一根银发都清晰可辨。他微微佝偻着背，目光透过两层镜片，聚焦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上。右手握着红笔，时而圈点，时而伏案批注。书桌上摊开的，是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校样，稿纸的空白处已经爬满了红色的字迹，像秋天枫叶的脉络。

那一刻，我几乎想转身离开。

不忍心，真的不忍心！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在为学术呕心沥血；而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学生，却要来“添忙”。这叠书稿忽然变得滚烫，烫得我手心沁出了汗。

“国臣来了？”先生抬起头。

他放下放大镜，老花镜还架在鼻梁上，目光从镜片上方投过来。先生的脸上带着笑，那笑容很特别——不是礼节性的微笑，而是从眼睛深处漾开的、打心底里淌出的笑。眼角的皱纹像水面的涟漪，一层层荡开，瞬间融化了我的所有不安。

“老师好。”我鞠躬，把书稿双手捧上，“我利用暑假考察嵩山，编注了这本《历代名人嵩山诗选》。想请您……审看指正。”

话说得磕磕巴巴。准备好的那些说辞——关于嵩山文化的重要性、关于诗选的研究价值、关于我如何实地考证——全都堵在喉咙里，梗得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在真正的学问面前，所有的包装都显得可笑。

任先生接过书稿，没有马上翻开，而是掂了掂，就像杨书记做的那样。然后他点点头：“先放这儿吧。我看看再说。”

没有承诺，没有客套。只有这几个字，和一个温和的眼神。

我再次鞠躬，退出门外。下楼时，脚步是轻的，心却是悬的。雪还在下，地面上已积了薄薄一层，踩上去有细微的碎裂声。回头望，书房那扇窗的灯光依然亮着，在雪夜里像一枚温润的琥珀。

等待的十天，是漫长的。

107教室的夜依然深，可我的心思总飘向那扇亮灯的窗。有时写着写着，会突然停下笔，想象先生翻开书稿的样子——他会皱眉吗？会摇头吗？会发现那些隐秘的错漏吗？同学笑我：“国臣，你这魂不守舍的，等姑娘的情书呢？”

我苦笑摇头。等的不是情书，是判决。

第十天下午，我正在图书馆查《全唐诗》的版本源流，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回头，是任先生带的研究生。他凑近，压低声音：“先生让你晚上八点去他家。”

心猛地一跳。

晚饭食不知味。七点半，我就到了教授楼下。不敢早进去，在雪地里踱步。雪不知何时停了，一轮清辉漫过夜空，月光洒在皑皑积雪上，反射出一片冷冽的银白。那扇窗依然亮着，只是窗帘拉上了，看不见里面的情形。

八点整，我深吸一口气，抬手轻轻叩门。

程门立雪尊师道，教诲深长铭岁月；岳麓传薪育李桃，恩情厚重伴人生。  

——中文系教授宋景昌(右二)、王宽行(左二)等研究治学(魏清源供图)

开门的依然是师母。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侧身让我进去，指了指楼上。那眼神里，似乎有某种深意。

书房的门开着。先生坐在书桌后，正在写什么。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摘下眼镜——这次只戴了一副老花镜。

“国臣，坐。”

我哪里敢坐。站在书桌右侧，深深鞠躬：“先生晚上好。”

“来，过来。”先生朝我招招手。然后，我看见了那双手。

那是怎样的手啊——皮肤松弛，布满老年斑，指关节粗大突出，像古柏的枝节。可就是这双手，轻轻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了我那叠书稿。稿纸的边角已经有些卷曲，上面多了许多红色的批注。先生的手抚过封面，动作很轻，仿佛在抚摸襁褓中婴儿柔嫩的脸颊。 

“你的书稿，我看了。”先生开口，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清晰，“编注得总体还可以。”

我屏住呼吸。

“序言，我写好了。”先生从抽屉里又取出几张纸。

轰——

世界忽然安静了。窗外的风声、远处的车声、甚至自己的心跳声，全都消失了。我只看见那张纸，普通的稿纸，上面写满了字。先生的字迹——清瘦、劲挺，有柳公权的骨架，又带些文人的洒脱。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上来。我拼命眨眼睛，想忍住，可视线还是模糊了。手开始颤抖，不得不紧紧握住拳头，指甲陷进掌心。

“坐。”先生又说了一遍，这次带着不容置疑的温和。

我慢慢坐到椅子上。椅子很旧了，皮革开裂，露出里面的海绵。可坐上去的瞬间，却觉得无比踏实。

先生把序言递给我。我没有马上接，而是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手心全是汗。接过那张纸时，指尖触到了先生的手背。温热的，干燥的，有岁月磨出的粗粝感。

“读读看。”先生说。

我低下头。第一行字跳入眼帘：

“我国名山胜水之所以为世人所倾慕向往，大抵与歌咏者有关。”

识古今之变展时代气象——张国臣和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季波（左）、副书记杨萌芽（右）研究创新发展嵩山文化（2024年2月 王素珍摄）

字迹在泪光里晕染、散开。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读。先生的序言不长，不过近千字，却字字珠玑。他肯定了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结合的方法，指出了诗选在挖掘地域文化上的价值，最后写道：

“张国臣等同志，感于近年来旅游之风大兴，我省地居中原，而中岳实为我省名胜之冠。海外侨胞，各国外宾，以及国内游人，每年来此登临者，实繁有徒。为了便于游客对中岳名胜的历史发展，景物变化，以及神遇目视者的感受有较深刻的理解，因而将我国历代文学名家有关歌咏此地风光的诗作，加以搜集编选并注释，费数年之力，功始告竣。此不仅为中岳名胜之知己，并堪为广大游人的导师。至于广为招来，发扬国光，其意义尤为深远，因乐而为之序。”

读完最后一个字，我抬起头，眼泪终于滚落下来。

先生静静看着我，没有说话。书房里只有时钟的滴答声，一声，一声，沉稳得像我胸腔里擂动的心跳。良久，他才开口，声音如春水煎茶，温和而醇厚：

“国臣啊，人贵有志，学有专攻。”

我擦掉眼泪，坐直身体。

“你若现在研究唐宋文学，”先生缓缓说，“穷尽一生之力，可能也很难超越那些学术大家。他们积累太深，殿堂太高。”他顿了顿，目光透过镜片，看向窗外沉沉的夜色，“可是嵩山不一样。”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嵩山神奥，三教荟萃！佛、道、儒在此交融，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在此留痕。这是一座活着的文化宝库。”先生转回头，目光定格在我脸上，那目光里有种穿透时间的力量，“术有专攻。如果你能深入其中，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嵩山少林文化，持续创新，那么，那些学术大家，可能也永远超不过你。”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们治学笔耕，不仅要建立纯粹的见闻之类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良知体系，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自己始终充满匠心、哲学和正义。这样做人、做学问才有价值和意义。”

话音落下，书房里一片寂静。

我怔怔地看着先生，看着他眼角的皱纹，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身后满墙的书籍。忽然间，我懂了。这不是简单的鼓励，这是一位走过七十多年学术生涯的老者，用毕生经验淬炼出的真知。他在告诉我：学问之道，不在于追逐热点，不在于攀比高下，而在于找到自己的那片土壤，深深地、深深地扎下根去。

“天道酬勤，有德无敌。”先生最后说，“努力吧！”

八个字。轻如雪花，重如嵩岳。

恩深似海育桃李 德厚如山启智途——河南省委副书记、省社会治安综治委主任李清林（左）和张国臣考察研究嵩山文化（2002年10月）

我起身，再次深深鞠躬。这一次，腰弯得很低，额头几乎触到膝盖。起身时，看见窗外又开始飘雪。细碎的雪花轻轻叩着窗棂，簌簌作响，像是岁月正贴着玻璃，低声呢喃。 

走出教授楼时，雪已下得大了。我踏着积雪往回走，一步一个脚印。怀里揣着先生亲笔写的序言，那张纸贴在胸口，温热的，像一颗跳动的心。

《历代名人嵩山诗选》的定稿工作，在任先生序言的照耀下，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中文系党总支组织了编审组。陈天福、岳耀钦、范登高三位教授坐在系会议室里。他们接过书稿时，神情是那样的郑重——恍惚间，竟让我想起少林寺僧人传递经卷的仪轨。

那是另一个雪后的下午。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长条会议桌上投下明亮的光斑。三位教授审定书稿，一致通过，并报系党总支批准，作为大学本科生学术科研成果，先由中文系资料室内部印刷发行。

很多年后，当我在嵩山文化研究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时，总会想起那个雪夜，想起任访秋先生书房里暖黄的灯光，想起他说“那些学术大家，可能也永远超不过你”时眼中流露的期许。

那并非预言，而是星火——一粒足以燎原的种子！

薪火相传。传的不仅是学问，更是一种活法——专注的、沉潜的、把生命活成一道光的活法。

雪落在肩头，融了又落。而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被点燃，就再也不会熄灭。

 三、徐元蒂编辑的教正

《历代名人嵩山诗选》在中文系资料室刊印出来了。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是在系办公室靠墙的木架上，悄然多出了一排灰蓝色封面的册子。

杨瑾书记拿起一本，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河南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生科研成果，内部刊印。”

就是这行朴素的字，让这本册子开始了它意想不到的旅程。消息像春风里的蒲公英，飞出了校园。

最让我意外的，是那个三月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图书馆三楼靠窗的老位置上整理资料——那是我的专属“根据地”。管理员刘老师总是贴心地留着这扇窗下的桌子，笑着叮嘱：“这里光线足，看久了也不伤眼。”我正埋首核对《嵩岳寺史》里的一段记载，笔尖堪堪落在纸页上，忽然听见楼梯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打破了阅览室的宁静。

抬头望去，系办公室的王老师引着一位女士走来。她约莫五十岁年纪，短发齐耳，穿一件藏青色呢子外套，围一条枣红色羊毛围巾，风尘仆仆的样子，眼睛却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 

“做学问就像探矿”---张国臣和地质出版社徐元蒂编辑(中）、登封县教育局吕江水局长（右）实地考察中岳嵩山文化（1981年）

“国臣，这位是中国地质出版社的徐元蒂编辑，专程从北京来找你。”王老师介绍说。

我慌忙起身，椅子在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摩擦声。

徐元蒂编辑伸出手。她的手不大，却很有力，握住时能感觉到掌心的薄茧。“你就是张国臣？”她打量着我，目光直接却不锐利，“你那本《历代名人嵩山诗选》，我们社里几位老编辑传看了，都说好。”

我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回应。

“不过，”她话锋一转，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取出那本灰蓝色册子——正是资料室刊印的版本，书页间夹满了彩色便签，“我今天来，不是要夸你。走，带我去看看你的‘矿藏’。”

“矿藏？”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做学问就像探矿。”徐编辑笑了，眼角漾开细密的皱纹，“地表露头再好，也得看看底下的岩芯。你的注释、考证、文献依据——这些都是岩芯。我得亲眼看看，这矿的品位到底如何。”

她说的“矿藏”，原来是我那些文摘卡片。

三百二十六张。牛皮纸裁成的卡片，统一的三寸宽、五寸长，用钢笔画着整齐的横线。每一张都写得满满当当——诗句的出处、不同版本的异文、前人的评注、我自己的考证。卡片按照山岳、寺观、人物、季节分类，用橡皮筋捆成一摞摞，放在两个旧鞋盒里。

徐编辑在我对面坐下，戴上老花镜。她抽出第一摞卡片，动作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卡片上，那些字迹在光里显出不同的层次——蓝黑墨水写正文，红笔标重点，铅笔写疑问。卡片的边缘已被手指摩挲得泛起毛边，边角处微微卷起，恰似一片蜷曲的秋梧桐叶。

她看得很慢。时而抽出一张，对着光凝神辨析某个小注； 时而将几张卡片齐齐铺开在桌面上，蹙眉比对同一诗句在不同典籍里的字句异同。图书馆里很静，只有翻动卡片的沙沙声，和远处书架间偶尔响起的脚步声。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她抬起头，摘下眼镜：“这些都是你手抄的？”

我点头：“有些是在图书馆抄的，有些是在嵩山考察时当场记录的。在少林寺碑廊那次，找不到纸，就抄在了火柴盒上，回来再誊到卡片上。”

徐编辑没说话，只是重新戴上眼镜，又低下头去。但这一次，我看见她的手指在卡片边缘轻轻摩挲——那是温柔的抚摸，不是翻动。这个细微的动作，令我鼻尖忽而一酸。 

张国臣率团访问日本早稻田大学宣传交流中华优秀文化（2015年10月）

又过了许久，她终于看完了最后一摞。把卡片仔细理好，放回鞋盒，盖上盖子。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出版的时候，这些文献来源都要注明。这是你的学术权益，也是学术规范。”

我想了想，摇摇头：“不需要。”

她眉毛微挑。

“这些知识，”我指了指鞋盒，“本就属于嵩山，属于所有爱它的人。当年李白登临峻极峰，挥毫写下万丈豪情，何曾想过什么署名权？范仲淹吟出‘不来峻极游，何能小天下’的壮语，又岂是为了几两稿费？我只是个搬运工——把散落在古籍里、石碑上、老百姓口耳相传中的嵩山，一点点搬运到纸上。我要做的，是把它干干净净地献给读者，就像山泉把自己献给溪流，溪流汇入江海，不需要标注每一滴水的来历。”

话说完，我自己都有些意外。这些想法在心里盘桓很久，却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达出来。

徐编辑静静地看着我。眼镜后的目光复杂——有惊讶，有审视，更有一种深深的温暖。窗外的光在她脸上移动，那些细小的皱纹里仿佛藏着无数个故事。良久，她轻轻说了八个字：

“心底无私，天地自宽。”

声音不高，却在安静的图书馆里格外清晰。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涟漪一圈圈荡开，拂过心底最深处的弦。

“不过，”她话锋又是一转，重新变得严肃，“无私不等于随意。越是想要纯粹地奉献，越要把每一个字都打磨得经得起推敲。”她拿起那本诗选，翻到少林寺部分，“你说要再上一次嵩山？”

我点头：“有些注释还需要实地核对。”

“好。”她合上书，“我跟你一起去。”

我愣住了：“徐编辑，这……”

“怎么，嫌我老？”她笑了，站起身，“我做编辑三十年，有个原则：重要的书稿，一定要到现场去。看文字是看影子，看现场才是看真人。”

于是，次日，我和徐元蒂编辑踏上了嵩山的土地。

那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少室山在春日阳光下轮廓清晰，岩壁上纵横交错的纹理，宛如巨人掌心的纹路，每一道褶皱里，都镌刻着洪荒时代的记忆。积雪未化，山路上白一块、黑一块，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 

徐编辑穿了一双结实的登山鞋，走在我前面。她的步伐不快，但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遇到陡坡，我伸手想扶她，她却摆摆手：“不用。山是有灵性的，你尊重它，它就会托着你。”

第一站是少林寺碑廊。

春日的碑廊格外清冷。游客稀少，只有几个僧人在远处扫地，竹帚划过青砖的声音悠长而寂寞。阳光斜射进廊内，在碑石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那些沉默的石头忽然活了——光在字刻的凹槽里流动，像是千年前的墨迹还未干透。

徐编辑在《太宗文皇帝御书碑》前停下。这块碑我太熟悉了，唐太宗御笔亲书，赞颂少林僧兵助战之功。其中“海内灵岳，莫如嵩山”八字，是历代推崇嵩山的经典语句。

“这句注释，”徐编辑指着书稿上的小字，“你注出处为《全唐文》卷十。核对过原碑吗？”

我从背包里拿出笔记本——硬壳封面已经磨损，边角用胶布粘着。翻到某一页，上面是去年7月8日的记录：“今日晴。上午九时抵少林，碑廊游客尚少。细勘《太宗文皇帝御书碑》。碑身完好，唯第三行第七字至第十字有磨损。然据上下文及《全唐文》卷十校之，确为‘莫如嵩山’四字。午后拓工老周言，此四字三十年前尚清晰，近年因游客触摸日多，始模糊。叹之。”

我把笔记本递给徐编辑。

她接过去，看得很仔细。然后，做了一个让我铭记终生的动作——

她蹲下身。

“既要读万卷书，也要抚千年石”——张国臣考察少林寺初祖庵石雕文化（2002年5月 张小羽摄）

春日的石板地还浸着未散尽的寒气，徐编辑却不假思索地蹲下身，让视线与碑文堪堪齐平。她伸出右手，食指轻轻触向那四个模糊的字。不是摸，是触——指尖在石刻的凹槽里缓缓移动，像盲人阅读盲文。阳光照在她的手上，那双手不算年轻了，皮肤有些松弛，关节处有细小的皱纹。可就是这双手，此刻正通过石头的纹理，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帝王对话。

“这里，”她的指尖停住，“‘如’字的‘女’旁，还有若隐若现的刻痕。”

我凑近看。果然，在厚厚的包浆和磨损之下，若隐若现地，能看出那个偏旁的轮廓。需要极仔细、极耐心，才能分辨。

徐编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她的眼睛在春日的阳光下亮得惊人：“做学问就该这样——既要读万卷书，也要抚千年石。文字会骗人，石头却最诚实。”她顿了顿，望向远处起伏的山峦，“不过国臣，你这本书，视野还可以更高。”

“您的意思是？”

“你现在聚焦在诗选上，这很好。但嵩山不仅仅是诗。”她转过身，目光扫过碑廊里林立的石碑，“它是地质运动的奇迹，是帝王封禅的圣地，是三教交融的道场，是亿万百姓生活的家园。诗，只是它万千面相中的一个。”

山风穿堂而过，掠过碑廊，裹挟着松针与残雪的清冽气息。徐编辑的话，便如这风一般，清清爽爽地灌进我的心里。

“我建议，”她一字一句地说，“你再系统查阅嵩山的历史文化和地质资料，把视野打开。这本书，不要局限于诗选，可以做成一部真正的《嵩山》——有诗，有史，有地质，有人文。我们地质出版社来出，作为重点图书。”

我怔住了，半晌才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只是个学生，资历尚浅！”

徐编辑笑了，那笑容里有种看透世事的通透：“山不会问为什么有人来攀登，它只是在那里。你也不会问为什么要研究嵩山，因为你已经在那里了。”她指了指我的心口，“这里，有座山。我看见了。”

那个春日，在少林寺的碑廊里，在唐太宗的御碑前，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知遇之恩”。它不是简单的赏识，而是有人看见了你自己都未曾看清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坚定地相信——你能走到那里。

下山时，夕阳漫过少室山，遍染金红。徐编辑走在前面，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我脚下。我踩着她的影子走， 忽然间心头一暖—— 原来这条埋首古籍、叩问山魂的学术之路，从来都不是踽踽独行的。

三个月后，《嵩山》正式出版。 

深钻学术寻奥秘  勤笔耕耘绘宏图——张国臣和《嵩山》责任编辑徐元蒂教授（中）、登封县教育局吕江水局长（左）实地考察嵩山中岳庙文化（1981年）

那是个春雨绵绵的下午。登封县教育局吕江水局长亲自来到了河大。吕局长没打伞，头发上沾着细密的水珠。他在系办公室见到我，第一句话是：“国臣同志，我代表登封五十万父老乡亲，谢谢你！”

然后他握住我的手。那双手粗糙，有力，是常年基层工作的手。“这本《嵩山》，”他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脚下的土地。教育局已经决定，给全县中小学每所学校配五本，作为乡土教材。”他顿了顿，眼睛里有光，“孩子们读了才知道，原来我们每天看见的山，这么了不起。”

送走吕局长，我独自在校园里走了很久。雨停了，西天泛起晚霞。走过10号楼时，看见107教室的灯已经亮了——新一届的学生在那里自习，就像当年的我。

忽然想起那个暑假，二十四岁的我站在太室山巅。那是登山的最后一段，几乎垂直的石阶，需要手脚并用。爬到顶时，太阳刚好跃出云海，金光瞬间铺满群山。云雾从我脚下升起，缓缓地，温柔地，淹没了来时的路。那一刻，我掏出笔记本，写下了后来用在书里的一段话：

“山不会老，老的是人。石头亿万年地坐着，看朝代更迭，看人来人往。但若人的精神能与山相通，便也得了山的永恒——不是肉身的永恒，是精神的巍峨，是在时间洪流中站稳脚跟的那份定力。”

现在，我懂了。铁杵磨针，磨的从来不是针。磨的是心性——把浮躁磨成沉静，把急切磨成耐心，把渺小的自我磨成可以容纳一座山的胸怀。以青春磨入故纸，以热血磨成笺注，以千番长夜磨作卷中星芒。磨的，更是把生命融入更广阔存在的勇气——不再问“我能得到什么”，而是问“我能奉献什么”。

山高人为峰，海阔心无界！

犹记得《嵩山》出版次年，我立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目睹读者在书架前驻足、翻阅、购买。那一刻的欣慰，绝非仅仅源于个人成果的被认可。我仿佛看见，一粒文化的种子，轻轻落入岁月的土壤，静待生发。一种由纯粹热爱、持续学习与良善协作所孕育的创造力，取得了微小而坚实的胜利。

当第一本《嵩山》问世，那枚以光阴磨成的细针，才刚刚踏上它的征途。

山高人为峰，海阔心无界——张国臣考察学习北京图书大厦（2024年3月）

  四、巴菲特成功哲学的惊人共鸣

每每翻阅那本纸张泛黄的初版《嵩山》，指尖传来的不只是纸张的温润，更有一方被定格的时空，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自觉。作为作者，我深知这本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作品，其意义早已超越个人著述，成为一个时代精神苏醒的微小而确切的脉动。

近期重温学界对它的评析，“文化创新”“文化自信”“文旅融合”等词频频闪现，促使我陷入更深层的思索：一部学术著作得以穿越时间长河、永葆生命力的根基，究竟植根于何处？而个体的文化创造，与人类文明发展中那些普遍的成功法则之间，是否又藏着某种隐秘而深刻的共鸣？ 

徐元蒂教授等评论家认为，《嵩山》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文化复苏期的一场“系统性”创新。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文化的土壤亟待耕耘。嵩山，这座矗立于天地之中的圣岳，其磅礴的文化矿藏犹如深埋地底的岩层，世人多醉心于它的巍峨形胜，却少有人深究其文明的神魂。撰写《嵩山》，便是在这片精神的“荒原”上，尝试栽下第一株系统性的文化新苗。这并非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一次“无中生有”的构建。例如，书中首次以文化散文的笔法，系统阐释“嵩山地质五世同堂”的科学奇观，将太古、元古、古生、中生、新生五个代纪的厚重史诗，转化为公众可感可知的山岳传奇。在那个资料匮乏、举步维艰的年代，每一次考证都是在古籍的残章断简与山野的实地印记之间反复求索。这种构建本身，便是最大的创新——它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立体的、血肉丰满的嵩山认知体系。

这种创新的底色，是源自文明根脉的“自信”！

书中对“周公测景台”“元代观星台”的细致考证，绝非书斋里的炫技。它直指一个根本命题：我们是谁？我们源自怎样深邃而辉煌的文明坐标系？当我对杜甫“嵩岳钟神秀”的沉郁、白居易“缘云一径通”的禅意、欧阳修“不来峻极游，何能小天下”的旷达进行注疏时，实则是在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唤醒一种沉睡的集体文化记忆。真正的文化自信，从不源于虚空的口号，而源于对自身历史纹理那种“如抚至亲”般的理解与认同。任访秋先生当年在序言中点出“广为招来，发扬国光”八字，其深意正在于此——通过确证历史来树立不卑不亢的文化主体性。

而创新的最终落点，在于知行合一，在于“转化”与“服务”。

“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张国臣向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介绍嵩山周公测景台文化（1993 年10月）

《嵩山》意外成为早期导游手中的“圣经”，这一现象极具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学术从幽静的书斋走向了广阔的山野，艰深的文化知识开始转化为普罗大众可触可感的旅游体验。导游手持此书，讲述的便不再是浮泛的传说，而是有史可据的典故、有诗为证的意境。文化旅游品质的升华，其内核正是深度文化内涵的注入。而《嵩山》恰逢其时，成了那座架设在学术殿堂与大众心灵之间的桥梁，让尘封的文明与鲜活的生活，就此相遇相融。 

近日，阅读94岁“股神”巴菲特在股东大会阐述的人生三法则——“爱事业、勤学习、交好友”，我心中泛起阵阵回响。这看似与象牙塔内考据训诂毫不相干的投资哲学，竟与《嵩山》的创作历程，乃至一切创造性工作的成功密码，形成了跨越领域、直抵本质的奇妙和弦。

“爱事业”——这是永不枯竭的内在涌泉，是解决“为何出发”的原点。巴菲特“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的生命状态，何其动人！回想当年，我孤身考察嵩山，日行数十里，夜宿简陋客栈，身体疲惫至极，精神却亢奋难眠。只因在卢崖瀑布前，仿佛与李白共听雷鸣；在峻极峰顶，恍若与范仲淹同观云海。那份对嵩山文化刻入骨髓的热爱，将注释的枯燥变为破译文明密码的惊喜，将奔波的劳顿化为文化朝圣的虔诚。热爱，为所有艰辛赋予了意义，它是深植沃土的根，决定了生命之树伸向云天的高度。

“勤学习”——这是对抗时间洪流的唯一舟楫，是解决“如何行走”的基石。巴菲特点滴积累、终身阅读的形象，与我们“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传统何其相似！为求证一句“花开五叶”，我从河大图书馆追索至赵朴初先生的北京回信；为厘清一处地质构造，我在地质学专著与古诗词意象间反复穿梭。这种学习，是“铁杵磨针”的笨功夫，更是构建独到知识框架的智慧。它让我们得以在信息的洪流与时代的更迭中，保持清醒的判断力与持续的创造力。

“交好友”——这是照亮漫漫长路的明灯，是解决“与谁同行”的生态。巴菲特视遇见芒格为人生至幸，我对此感同身受。若无恩师于安澜教授的点拨，我恐难有勇气致信佛学泰斗赵朴初先生；若无任访秋先生那篇饱含期许的序言与“长此专攻，大家亦不能过”的指引，我或许难以在学术道路上如此笃定；若无徐元蒂编辑严谨到苛刻的编校与亲赴嵩山的实地复核，《嵩山》的学术质量必将大打折扣。这些“好友”，是良师，是益友，是价值观的校准仪，是防偏纠错的警示灯，更是机遇与资源的引路人。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归纳出一条科学的的成功逻辑“黄金三角”：

无论是以巴菲特为代表的资本巨擘在商海中的辉煌，还是以《嵩山》为代表的嵩山文化作品在时间中的生命力，其底层架构惊人一致：

一是价值层面（爱事业）：提供最根本、最持久的内在驱动力与意义感。

二是能力层面（勤学习）：锻造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与系统方法论。

三是环境层面（交好友）：构建正向、滋养、能提供支持与校正的外部生态系统。

这三者相互依存，彼此催化，构成一个稳固的、生生不息的循环体系。《嵩山》的诞生与延续，正是这一“黄金三角”的生动注脚：对嵩山文化的深爱与发扬国光的使命感是原动力；多年如一日的文献爬梳、实地考察与笔耕不辍是硬实力；而从师友到出版人的无私托举与卓越协作，则是不可或缺的“幸运”与“东风”。

中岳嵩山文化本身，就是一部沉默的、博大多元的巨著。我的工作，不过是一个虔诚的誊写者与翻译者。而成功的密码，巴菲特用商业的语言道出，我们亦用学术的生命体验过——它在于找到那份让你心甘情愿“跳踢踏舞”去从事的热爱，并用终身学习的坚韧去浇灌它，在良师益友的环绕与加持中守护它成长。

文化创新与自信的道路，乃至一切创造性的“量子纠缠”征程，从来不是孤峰绝响，而是群山回唱。它是在价值、能力、环境的三维坐标中，精准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黄金点位”，然后，如嵩山一般，沉静、笃定、从容地，将根脉深深扎入历史的厚土，将枝叶舒展于时代的天空。

山岳亘古无言，文明生生不息！

2025年12月29日定稿于绿城“求阙斋”

作者简介

张国臣，博士，生于中岳嵩山南麓的登封宣化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大学武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登封一中1973届校友，1977年以全县第一名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南大学报》编辑部主任、郑州晚报社社长、郑州市委办公室主任、河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省检察官文联主席，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是中共河南省八届、九届省委委员，省十一届、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创新，陆续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国家级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撰写10集《嵩山》文学脚本，中央电视台拍摄连播；出版“嵩山的流泉”丛书和《嵩岳烽火》等文化专著40余部；开创“中国少林文化学”，作品获郑州市政府“发展旅游特别贡献奖”“中南18省优秀图书奖”“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优秀奖”；出版《中国检察文化发展暨管理模式研究》等法学著作6部，连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亚洲财富论坛第四届(中国)年会授予其“亚洲影响力人物”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