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末的公募基金行业，高管变动潮仍在持续。12月18日，中加基金一纸公告敲定核心人事调整，原总经理李莹因个人原因离任，公司首席信息官陈昕自当日起代任总经理职务，相关流程已完成董事会审议及监管备案。

从时间线上看，此次高管变更已是中加基金两年多来的第4次核心高管变动，2023年8月，中加基金原总经理宗喆离任，由董事长夏远洋代任；2024年6月，李莹正式上任中加基金总经理一职；2025年7月，夏远洋因工作安排原因离任，该职务由杨琳接任；如今，李莹任期未满一年便又仓促离场。高管团队的频繁动荡，叠加公司正深陷规模缩水、产品结构失衡的双重泥沼，让市场不禁质疑，这位从公司成立之初便扎根的内部老将，能否扛起破局重任？

从履历来看，此次代任的陈昕“中加基因”堪称深厚。2013年中加基金成立之际，其便加入公司，先后任总监助理、副总监、总监，2019年6月起出任首席信息官，分管领域覆盖信息技术、机构销售、基金运营、集中交易等多个关键板块。跨业务条线的管理经历，让他对公司前中后台运作机制了如指掌，也成为此次内部提拔的核心依据。因此市场一度期待，这位“全能老将”的上任能稳住经营基本盘，为公司发展注入确定性。

但理想与现实差距悬殊。作为北京银行与加拿大丰业银行联合发起的银行系基金公司，中加基金早年曾凭借股东资源快速起量，如今却在行业竞争加剧的浪潮中尽显疲态，多重突出问题已到了难以回避的地步，因此陈昕的上任无疑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具体来看，首要挑战便是规模持续缩水、行业排名逐年承压。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中加基金公募管理规模为1363.64亿元，行业排名滑落至第51位；对比2024年末的1385.03亿元规模、第48名排名，仅一年不到的时间，规模与排名双双下滑。更刺眼的是，同期公募基金行业整体规模从32万亿元攀升至36万亿元，中加基金在行业扩容浪潮中“逆市萎缩”，足以说明其市场竞争力正在快速流失。

而规模下滑也直接传导至盈利端。北京银行披露的定期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上半年末，中加基金实现净利润9377.47万元，较2024年同期的1.34亿元大幅下降29.85%。

其次，比规模下滑更致命的，是产品结构的严重“偏科”，固收独大、权益缺位或已成为制约中加基金发展的核心瓶颈。从数据上来看，在监管大力倡导公募基金发展权益业务的如今，中加基金的权益资产却几近隐身。截至目前，中加基金在管的135只产品中，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基金合计78只，规模达1261.81亿元，占总规模的91.1%；反观权益类产品，不仅数量稀少，规模更是杯水车薪。

从影响上来看，这种“重固收、轻权益”的结构缺陷，无疑容易令基金公司陷入多重的被动。一方面，过度依赖债券市场行情，将会导致基金公司抗风险能力薄弱，一旦利率环境切换或债市出现调整，公司业绩将直接承压；另一方面，也会导致错失权益市场结构性行情红利，在AI、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的上涨周期中，无法为投资者创造多元收益，导致投资者结构高度单一，过度依赖机构资金。

更雪上加霜的是，中加基金的权益业务不仅规模薄弱，业绩与人才短板更是凸显。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公司旗下混合型产品中近半数规模不足1亿元，沦为“迷你基金”的风险敞口持续扩大。规模缩水的背后，则是机构资金的持续用脚投票，多只权益类基金成立后不久便遭遇大额赎回，反映出市场对其投资能力的不信任。

业绩表现更是难以服众。以公司旗下较为知名的权益基金经理何英慧为例，尽管其管理产品业绩随后续牛市有所回暖，但在2025年5月曾曝出任职最佳回报-9.99%的尴尬成绩。单个基金经理的业绩波动，背后折射的是中加基金在权益人才选拔、投研体系支撑、投资策略把控等方面的深层漏洞。

而频繁的高管变动，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困境。两年三次核心管理层更迭，让公司战略的连续性备受考验，前任高管任期普遍较短，刚确立的发展方向往往尚未落地便随人事变动搁置，不仅消耗内部管理精力，更会动摇投研团队的稳定性。对于本就薄弱的权益业务而言，团队动荡意味着投研逻辑难以延续、行业资源难以积累，想要实现突破更是难上加难。

最后，回到此次接棒的陈昕，尽管其熟悉公司内部运作，但从履历来看，其核心优势仍未集中在权益领域，无论是任职12年的中加基金，还是此前任职15年的北京银行，都不以权益投资所占优。

而中加基金当前的核心困局，恰恰在于权益业务的“缺位”。更现实的是，当前公募基金权益赛道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头部公司凭借成熟的投研体系、明星基金经理效应持续挤压中小公司的生存空间。从现状来看，中加基金不仅面临权益人才匮乏、业绩口碑薄弱的问题，更缺乏权益业务发展的基础土壤，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弯道超车，难度极大。

未来，若无法补齐权益短板，中加基金在行业中的竞争力或将持续弱化，规模缩水、盈利下滑的困境也难以真正摆脱，此次陈昕的代任能否转正，又最终能否带领公司走出泥沼，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公众号闻基期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