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丰德

一

1939（民国28）年7月9日早上，天还没亮,阴云弥漫，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到来。砰、砰、砰，阴沉的敲门声惊醒了我的爷爷——袁家小酒作坊的掌柜，他连忙应声说：“来啦！来啦！”心里在暗暗高兴，天要下雨了居然还有人买酒，老天真是眷顾我这个辛苦做酒的老汉啊。我爷爷披上衣服急忙开门，以笑脸迎接第一个打酒的客人。开门后他大惊失色，只见“打酒”男穿一身黑色紧身衣，戴礼帽，黑布蒙面，一句话不说，突然从腰间拔出三八大盒子手枪，对准我爷爷身体的要害部位啪、啪连开两枪，爷爷瞬间倒在血泊中。

正在睡梦中的奶奶被枪声惊醒，慌慌张张跑到酒作坊观看究竟，此时我的爷爷已气断身亡。奶奶瞬间感觉天要塌了，哭得死去活来。听到奶奶的哭声，睡在西屋的九岁的姑姑魂不守舍地赤脚跑到奶奶跟前，看到躺在地上已经被害的爷爷，惊慌失措、全身哆嗦，姑姑哭着拉住我奶奶的手说：“娘，不哭。”

随后身材瘦小的才七岁的我父亲，急急忙忙也跑到我奶奶跟前，替奶奶擦擦眼泪，咬牙说：“娘，不怕，有我在天塌不了。虽已经报官，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黑暗腐败的政府，旧警察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只会敛钱，根本不破案，更不会抓杀人凶手，枪杀我爷爷的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从此我父亲、姑姑失去父爱，姐弟俩相依为命，在奶奶艰辛抚养下，艰难地度日，父亲逐渐长大成人，被生活磨砺出坚强刚毅的性格。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共产党剿匪反霸，镇压了一大批恶霸地主，杀害爷爷的凶手也被就地枪毙，爷爷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得到安宁了。经过土改，我家有了自己的土地，勤劳的奶奶、姑姑、父亲，可以种上了自己的耕田。1954年9月，父亲结婚成家。生育了六个子女：四个男孩，两个女儿。为了抚养子女，父亲和母亲起早贪黑，在种地上狠下功夫，家里喂猪喂羊可以积肥，割草搂树叶经过发酵也是种庄稼最好的粗肥，经过深耕细作，精细管理，我家的庄稼是村上长得最好的，打的粮食也最多，母亲尽最大努力让子女有饭吃。

二

父亲从小受生活的磨炼，深知多个朋友多条路。他广交十里八村的朋友，其中交情最深是邻村的李叔，他是村上的支书。我家盖东屋瓦房时他帮忙最大，出力最多，他带领村民不分昼夜，帮我家打土坯。经过二十五天的辛勤劳作，砖瓦烧制出窑，他又用牛车把盖房用的砖瓦送到我家。众人拾柴火焰高，1975年3月，在乡亲们的大力帮忙下，父亲盖成了村上唯一的三间瓦房。村民个个竖起大拇指，称赞父亲了不起。

父亲有钢一样的个性，不被权势吓倒。村西头有一亩荒院是我家世代留下的唯一遗产，1974年夏季村干部以为父亲是独苗，软弱可欺，想把荒院批给他的关系户当宅基地。父亲听说后，心里很是恼火，抽了一晚上闷烟，想对策。第二天悄悄在村里多方打听，收集到村干部收关系户礼物的证据：五斤白糖、一条前进牌香烟、30个鸡蛋。

当天晚上父亲，一脸怒气手拿绮刀（捎谷穗的长把尖刀），找到那位村干部，厉声质问：“这个荒院是我祖辈留下的遗产，经几辈人管理，栽了满院的树，凭啥批给你的关系户做宅基地？你的关系户给你送礼别以为没人知道，我已经掌握了证据，你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各自心知肚明？并且国家有政策，一个18岁以上的男孩，可以申请一处宅基地。我四个男孩，大的已经21岁，老二已经18岁，老大、老二都符合申请审批宅基地的条件，你要是敢把这个荒院批给关系户，没你的好果子吃！”村干部心里有鬼，底气不足，经不起质问，低头不敢正视我的父亲，父亲说完转身离去。

过了三天，村干部主动找到我父亲笑盈盈地说:“哥，咱是一个村的，街临街房的，是一辈子搬不走的好邻居，辈辈亲，老哥我错啦，都是我考虑不周，你别和我计较，这个荒院，原本就是你家的，可以批两处宅基地，你马上写申请，村上给你盖章。”父亲表情严肃点点头说：“对对，你还是我好兄弟。”

就这样父亲要回了原本属于我家的荒院。那位村干部亲自帮父亲写批宅基地的申请，盖村上的公章，很快把批宅基地的材料上报乡公社——也就是现在的乡政府。十天后，大哥、二哥宅基地使用证审批下来了。村干部亲手把宅基地使用证送到我家里，父亲昼夜辛劳用土坯把我家的荒院周围圈起来，从此村干部再也不敢欺负我父亲了。父亲是个不计前嫌、胸怀宽广的人，三年后，那位村干部家里老人去世，父亲还随了二十块钱的礼。

三

我记得，在计划经济的七十年代，老百姓购买生活用品，全部要到供销社，没有交易市场，不允许做买卖，做买卖就是投机倒把，如果被市管会抓住，轻则没收商品，数量大的还要逮捕判刑。1974年年末父亲悄悄学会了炒制五香花生米，他在家和我母亲像做贼一样炒制花生米。自1975年开始，先后冒酷暑、顶风寒到洛阳、三门峡、郑州扒火车贩卖，担心被市管会的人发现，就把五香花生米藏在贴身穿的衣服内，每次能赚三、五块钱，这些钱全部用于供六个孩子上学。   

为了不被村上的队长举报，父亲时不时地把队长叫到家里，请他喝上二两小酒儿，结束时再塞到他口袋里三五把五香花生米，队长笑眯眯地说：“可不敢再投机倒把了，以后小心点，别被村上和你有矛盾的群众举报。”父亲给队长递上香烟，陪着笑脸说：“好好，我悄悄地加工炒制，不会被村上的人发现，更不会给你脸上抹黑。队长从此以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父亲和母亲偷偷在家炒制五香花生米，一共贩卖了三年。

四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他教育我们对长辈要尊敬，对我奶奶更要孝顺。我奶奶在世时父亲要求我们姊妹六个做好饭第一碗，必须给奶奶端过去，双手捧给奶奶，之后我们姊妹六个才能盛饭，这个习惯一致延续到2000年12月份——97岁的奶奶驾鹤西去。

1978年生活不太富裕，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家里的粮食刚刚够吃一年。有一次，上高中的大哥未经父亲允许，把家里的50斤小麦种子偷偷拿出了5斤要带到学校换饭票。父亲发现后，狠狠揍了他一顿。大哥没能把一粒小麦种子带走，哭着去了学校。从此我大哥再也不敢未经父亲允许拿家里的任何食品。父亲严格教训大哥偷拿家里麦种的事，对我们姊妹六个也起到了很好警示教育。

在我五岁时，一次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父亲让母亲做四个最高标准的菜肴：炒一盘鸡蛋、一盘豆腐、一盘辣椒，凉拌一盘萝卜货菜。中午在我家瓦房东屋招待客人，我和弟弟馋得直流口水。盘子端上后，客人开始吃，我和弟弟站在屋门口，时不时探头探脑，盼着客人能早点走，好拾个盘底，解解馋。客人走后，父亲严厉地训斥我和弟弟：“家里来客人不准在屋门口探头探脑，那是对客人的不尊敬，坚决不能再有下次！记住没有？”迫于父亲的威严，我和弟弟没有再犯过类似的错误。

五

父亲对子女的上学读书非常重视，70年各家各户靠挣公分儿分粮食，养家糊口，如果年底按人口挣的公分儿，不够分粮食的基础公分儿，需要向生产队花钱买公分儿，父亲要求我们姊妹六个都要上学读书，出工干生产队农活的劳力。只有父亲和母亲年底公分儿常常挣不够，父亲每年都要艰辛地掏20块或30块钱买基本公分儿。就是在这样生活困难的年代，父亲要求我们姊妹六每个人必须上学读书，家里挣工分儿不用子女操心，无论天大的困难他都会想办法克服。姊妹六个中有五个上了高中，我的大姐是父亲走后门推荐上的中牟一高，大哥是找远房亲戚帮忙读的高中。

我上学是最用功的，也是父亲最用力托举读书的孩子。上小学时在我大姐的辅导下，我的学习成绩是班上最好的，放暑假、秋假、寒假时，不论家里农活多忙，父亲从不让我下地干农活，让我在家自学。1980年上初中时英语最难学，成绩提高得很慢，父亲就把家里唯一的一件高档电器——上海红灯牌收音机交给我，让我跟随收音机收听初中英语讲座，同步跟进学习，经过不懈努力，我的英语成绩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1983年我上初三，学校要求统一住校，当时学校条件很差，学生寝室地上铺了一层麦秸杆，用木棍两头堵上便是床。睡一夜就感觉喉咙干、腰疼，不解乏，特别影响第二天学习，我上课经常打瞌睡。有一次父亲到学校给我送白面馍，他问我：“在学校住得习惯吗？晚上睡得冷不冷？”我没回答。父亲说：“让我到寝室看看。”看过后，父亲抽着香烟，一句话不说走了。

一周后，学校门卫到班上喊我：“你家人给你送东西了，在学校大门口，赶快去吧。”我急忙从教室跑到学校门口，只见父亲满头是汗，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上气不接下气，他抽着香烟，旁边放着一张带有木香味的新打的床，我问：“爸，你是把床扛过来的？”父亲点点头。瞬间我泪流满面，抱住父亲，哭得说不出话来。父亲抚摸我的头说：“好好读书，为家人争口气。”父亲转身走了，我站在学校门口，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暗暗发誓：决不能辜负您的希望，我一点要刻苦认真学习，一定要考上中牟的重点高中——中牟一高。当天晚上我睡在父亲新打的床上，心里很温暖，睡得也很香甜。

经过初三一年的苦读，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牟一高，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希望。在中牟一高上学期间，无论家里多紧张，父亲辛苦挣的钱，总是第一个让我在学校买饭票。每逢放假，父亲总是赶牲口车来学校接我回家。虽然经过三年苦窗，我没有考上大学，但基于我爷爷被坏人杀害，加上受父亲正义感的熏陶，我决心做一名一心为民、刚正不阿的人民警察。1988年6月我顺利考取了中牟县公安局合同民警，参加工作后父亲经常嘱咐我：“警察手里有权力，一定不要滥用，要坚持正义，不畏权势，更不要把权力作为敛钱的工具，要听领导的话，干好工作。”我把父亲的话谨记在心，一干就是三十七年，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成绩，多次获得省、市县先进个人，立功受奖，现为四级高级警长。

六    

进入20世纪后，国家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集体企业，因为资不抵债，破产的屡见不鲜，我爱人被迫下岗失业。她心理落差很大，放不下面子适应社会经济形势去打工挣钱，经常在家唉声叹气，萎靡不振。2003年中秋节前夕我和妻子回老家看望80岁的老父亲，看到我爱人精神萎靡，问我缘由，我对父亲说明情况:“企业破产，你儿媳妇下岗失业，心里扭转过不来那劲儿。”父亲说：“咱老家有集市，我打算进点儿货，卖调味品，一个人忙不过来，让她在老家帮忙吧！散散心，挣的钱归她。”争求我爱人的意见，她同意留在老家帮父亲卖调味品。刚开始我爱人很不适应，在父亲的鼓励下，她渐渐放下面子。他俩分工明确，我爱人给客户拿货，父亲算账。虽然父亲没上过学，但是口心算一口清，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就这样我爱人在老家和父亲一起卖了一年调味品，逐步从低迷的情绪中走了出来。赚的钱父亲一分没要，全部给了我爱人。一年后在县城找到一份适合她的工作，她在新的岗位上干的得心应手，得到老板的多次赞赏。

七

母亲健在时，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父亲和母亲单独居住，饮食起居互相照顾。2012年春季母亲去世后，我们担心父亲孤单，姊妹六个经商议轮流伺候他，轮到谁家，就把父亲接到谁家伺候，细致入微地照料，做他喜欢的可口的饭菜。父亲喜欢喝酒，每天中午让老人喝二两白酒。

2025年元宵节当天，我把父亲从老家接到县城，不分昼夜地细心照顾，发现父亲的饭量大不如以前，精神很差，多次回忆村上和他年龄相仿的过世老人，那些人曾和他一起干农活，一起合作共事。我知道父亲的寿寝不会太长。父亲说：“县城不是我的根，把我送回老家的老屋吧。”

2025年农历2月14日，倔强的父亲非要回老家，当天把他送回老家老屋。回家没几天，他身体出现不适，呼吸困难，我们立即让他住进医院，在郑大一附院全力治疗，可父亲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多个器官衰竭，生命垂危，在农历3月12日上午11时从医院把他拉回老家。下午16时，尤如晴天霹雳，我敬爱的父亲，带着对生活的眷恋和无奈咽下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享年94岁。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又坎坷的一生。在我的心目中，他像巍巍昆仑山一样，厚重而高大。他用钢铁一样的肩膀为我们扛住了风风雨雨，为我们托起了一个完美幸福的家庭。

2025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