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过庭《书谱》中“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书法创作中主体性情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复杂关系。孙过庭并非简单否定性情对风格的影响，而是构建了一个精妙的“性情悖论”：性情是风格生成的天然动力，亦是艺术境界得以升华的潜在桎梏。

关键词：《书谱》；性情；风格；悖论；中和；修养；书法美学

引言

唐代孙过庭的《书谱》，以其思辨之精微、体系之宏阔、文辞之雅赡，烛照千古，成为华夏书学史上不可逾越的理论高峰。其文不仅深究技法源流，更将笔锋直指艺术创作之核心——创作主体本身。在卷帙之中，有一段文字尤为鞭辟入里，振聋发聩：

“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径侹不遒，刚佷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淬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

此段论述，孙过庭以其犀利的艺术洞察力，勾勒出一幅因性情而异彩纷呈，亦因性情而各自困顿的书法风格图谱。他明确指出了书法史上一个普遍而深刻的現象：学者虽同出一门，然最终风貌各异，此乃个体之性情、偏好使然。然而，孙过庭的卓见远不止于承认性情对风格的塑造力。其思想的深邃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揭示了一个内在的“悖论”：性情既是风格生成的“发动机”，亦是艺术境界得以提升的“天花板”。 当书者“随其性欲，便以为姿”，将一己之本性自然流露等同于艺术个性的成熟标志时，便极易陷入由该性情本身所带来的审美陷阱与风格缺陷，从而沦为“偏玩所乖”的“独行之士”。

本文旨在对此段关键文本进行深度释读与哲学延伸。拟从以下几个层面逐层展开：首先，细致剖析孙过庭所列举的八组性情与书弊，解读其从“本真”滑向“偏狭”的内在机制，阐明“性情悖论”的具体内涵。其次，探寻此一思想所依托的中国传统哲学资源，重点分析儒家“中庸之道”与道家“心斋坐忘”思想如何共同奠定了其理论基石。复次，探讨超越此一悖论的路径，即如何通过“审美心胸”的构建与“生命修养”的历程，化性欲之偏为中正之和。最后，观照孙过庭这一思想对当下书法创作与批评的镜鉴意义。通过此番梳理，以期能更深刻地把握孙过庭书学思想中关于主体性与艺术性之辩证关系的精髓。

一、“性欲便姿”的谱系：八种性情偏执及其书弊析微

孙过庭以极其凝练的笔触，列举了八种典型的性情偏向及其在书法风格上对应的流弊。此非随意罗列，而是构建了一个从内在性格到外在形式表现的完整批评谱系，生动地演绎了“性情悖论”的发生现场。

其一，“质直者则径侹不遒”：“质直”，即本性质朴、耿直。此种性格投射于书，易导致用笔与结体过于径直、简单（“径侹”），缺乏婉转的韵致与内在的筋力（“不遒”）。其书虽有率真之趣，却因缺少含蓄的波澜与韧性的表达，而失之呆板生硬。正如为人过于直来直往，难免缺乏回旋的余地与深度。

其二，“刚佷者又倔强无润”：“刚佷”，指性格刚烈、狠戾。此类书者，其笔下往往充满强悍、外露的张力，但过度则成“倔强”，如枯木顽石，毫无温润华滋之气（“无润”）。书法美学讲究“刚柔并济”，骨力之外需以血肉润之。纯刚无柔，则燥气满纸，失去了书法作为高雅艺术所应具备的文雅气质。

其三，“矜敛者弊于拘束”：“矜敛”，意为矜持、收敛。性格谨慎内向者，作书时往往过于小心，点画拘谨，结体紧束，放不开手脚。其书或能工稳，却如辕下之驹，局促不堪，全然没有“潇洒流落，翰逸神飞”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将性格中的自我约束，不当地转化为艺术表达上的枷锁。

其四，“脱易者失于规矩”：“脱易”，即轻率、随便。与“矜敛”相反，此类性格疏放不拘，下笔往往不遵法度，任意纵横。虽或有天趣，但因其“失于规矩”，破坏了书法形式的内在法则，极易流于野狐禅，格调不高。这是将性情中的自由，误解为创作中可以抛弃一切规范的放纵。

其五，“温柔者伤于软缓”：“温柔”本为美德，但若在艺术表现中一味如此，则笔力孱弱，行笔迟缓（“软缓”），线条缺乏骨力与神采，如墨猪臃肿，立形无力。书法用笔讲究“力透纸背”，过度的柔缓无疑消解了书法最根本的力度美。

其六，“躁勇者过于剽迫”：“躁勇”，即急躁、勇猛。其书追求速度与气势，但“过犹不及”，行笔过于“剽迫”（轻疾急促），则点画浮滑，仓促潦草，缺乏沉着顿挫之致。仿佛战场上只有冲锋，没有谋划与驻守，终非大家气象。

其七，“狐疑者溺于滞涩”：“狐疑”，指多疑、犹豫。此种心态反映在运笔上，便是迟疑不决，欲行又止，导致笔势“滞涩”不通，气脉中断。书法讲究“一气呵成”，笔断意连。而狐疑者之书，意、笔皆断，生机全无。

其八，“迟重者终于蹇钝”：“迟重”，即迟缓、沉重。性格沉稳本是优点，但若过度，则用笔笨拙，转换不灵（“蹇钝”），如跛足人行路，步履维艰。书法需要静中有动，迟中寓速，纯然迟重，则神采僵死。

最后一条，“轻琐者淬于俗吏”：此条可视为对前述诸弊的一个总结与升华。“轻琐”，指品格轻浮、琐碎。此种内在的庸俗气质，会使书作自然而然地沾染上“俗吏”般的格调，或矫揉造作，或搔首弄姿，或斤斤于细枝末节而失却大雅之风。这是将性格中的卑微，直接投射为审美品位的低劣。

孙过庭将所有这些弊端，归结为“独行之士，偏玩所乖”。“独行”在此非褒义，乃指固守一隅，不能兼通；“偏玩”即偏执地爱好、玩味；“乖”则指背离了书法艺术的正确道路。此言深刻揭示了问题的根源：书者并非没有个性，而是其个性未经提炼与升华，停留在原始状态，并对此种由性情偏执所生成的“风格”自我欣赏、自我固化，最终作茧自缚。此时的“风格”，已非成熟的艺术个性，而是性格缺陷在艺术上的放大与展览。

二、“中庸”与“心斋”：悖论背后的哲学渊薮

孙过庭此论，绝非简单的经验之谈，其背后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作为支撑。其主要源于儒家“中庸”的辩证智慧与道家“虚静”的修养工夫。

（一）儒家“中庸”之道的审美显现

《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所追求的“中和”，是一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理想状态。任何情感、行为的表达，都需要“中节”，即符合节度，恰到好处。

孙过庭的批评标准，正是“中和”之美在书法领域的具体应用。他所列举的八种书弊，无一不是“过”或“不及”的表现：

其一，“径侹”是“直”之过，“不遒”是“韵”之不及。

其二，“倔强”是“刚”之过，“无润”是“柔”之不及。

其三，“拘束”是“敛”之过，“规矩”之“失”是“放”之不及。

其四，“软缓”是“柔”之过，“剽迫”是“刚”之不及。

……

“质直”、“刚佷”、“温柔”、“躁勇”等性情本身，在伦理层面或许各有其价值，但一旦进入艺术创作领域，若不能加以调节（“中节”），便会破坏形式的和谐。孙过庭的理想境界，显然是超越这些单一偏向的“中和”之美。这种美，不是各种风味的简单叠加，更不是取消个性的僵化标准，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将各种对立的因素（如刚柔、迟速、浓淡、奇正）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一种“圆融”、“通会”的化境。后世项穆《书法雅言》提出“中和”为书法之最高标准，谓“会于中和，斯为美善”，正是对孙过庭此一思想的直接继承与系统发挥。

（二）道家“虚静”观的心性修养

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哲学，为解决“性情偏执”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即“心斋”、“坐忘”的修养工夫。《庄子·人间世》言：“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大宗师》又言：“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所谓“虚静”，就是要消除内心固有的成见、欲望（包括对某种固定风格的执着），让心灵达到空明澄澈的状态。

孙过庭虽然在此段未直接提及“虚静”，但其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后文论及“五合五乖”时所说的“神怡务闲”，以及“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的自由境界，无不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辉。一个内心被自身“质直”、“刚佷”等性情完全充满和支配的书者，其心灵是不“虚”不“静”的。他带着强烈的“前见”进行创作，其笔墨自然成为其性格的直接分泌物。

唯有通过“虚静”的工夫，使心灵从固有的性情偏执中暂时超脱出来，达到一种“无我”的观照状态，书者才能：

第一，客观地审视法度：不以一己之偏好曲解或抗拒古法，从而真正领会“规矩”的奥秘。

第二，自如地调控笔墨：根据作品的整体需要，自由地调用或刚或柔、或疾或徐的表现手段，而不为单一性情所困。

第三，感通万物之神：在“虚静”中，主体才能与所要表现的对象（无论是文字内容还是自然意象）精神往来，从而在笔下生出超越个体局限的、更为广大的意趣。

因此，儒家的“中庸”为孙过庭提供了审美的理想范式，而道家的“虚静”则为其提供了达成这一理想所必需的主体心理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其批判“偏玩所乖”与追求“通会之际”的哲学基础。

三、“兼通”与“人书俱老”：超越悖论的修养路径

指出了弊病，揭示了哲理，那么，如何才能超越“性情悖论”，从“偏玩所乖”的“独行之士”，走向“熔铸百家”的“通会”之才？孙过庭在《书谱》的其他部分，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修养路径。

（一）“思虑通审，志气和平”：审美心胸的构建

孙过庭在描述“五合”之首时，提出了“神怡务闲”（精神愉悦，事务悠闲）的心理状态。这其实就是“虚静”心态的一种表述。要达到超越性情偏执的境界，首先需要培养一种“思虑通审，志气和平”的审美心胸。

“思虑通审”，意味着理性的洞察与全面的观照。书者不能仅仅沉溺于感性的挥洒，而必须对古往今来的经典法帖、各种风格流派有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理解。他要能分析出“质朴”与“径侹”、“刚健”与“倔强”、“温柔”与“软缓”之间的微妙差别。这种理性的“通审”，是打破“偏玩”之狭隘眼光的利器。

“志气和平”，则是内在心性的修养功夫。它要求书者通过读书、阅世、涵养，使自己的心性由原来的“刚佷”、“躁勇”、“狐疑”等偏激状态，逐渐趋于平和、中正、澄澈。这不是要泯灭个性，而是要将原始、粗糙的性情，锤炼、升华为一种深沉、醇和、富有包容性的精神气质。当主体的“志气”变得“和平”，其笔下自然也就容易规避过激与偏狭，呈现出一种“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优雅气象。

（二）“人书俱老”：生命历程中的化性为艺

孙过庭最为著名的论断之一，便是关于学书三阶段的论述：“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这段论述完全可以视为对“性情悖论”的超越过程的完美诠释。

其一，“平正”阶段：是克服原始性情的随意性，服从于普通法度的阶段。此阶段，性情在一定程度上被规矩所约束。

其二，“险绝”阶段：相当于“随其性欲，便以为姿”的阶段。书者在掌握基本法度后，其内在的性情、生命力寻求突破，往往极力张扬个性，追求奇崛、险峻之风。此一阶段极易落入孙过庭所批判的八种弊端之中。然而，这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之”阶段，没有这种充分的释放与探索，个性就无法真正显现。

其三，“复归平正”与“通会”阶段：这是最高的境界。此处的“平正”，已非初阶段的稚拙平正，而是“绚烂之极，复归平淡”的“平正”。书者经历了“险绝”的探索，洞悉了各种风格（包括自身性情所长与所短）的奥妙与局限之后，不再偏执于一端。他能够以“和平”的志气，“通审”的思虑，将法度的严谨与性情的流露、将“质朴”与“遒润”、“刚健”与“温润”、“拘束”与“放逸”等各种对立因素，完美地融合于一体。此时的“个性”，不再是原始性情的直接流露，而是经过文化淬炼、修养升华后的“第二个性”，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真正的艺术自由。

“人书俱老”，深刻地揭示了书法艺术与主体生命修养的同步性。书的“老境”，是技巧的极致成熟，更是人格修养、生命境界在笔墨中的圆满呈现。它意味着书者最终摆脱了“性欲便姿”的原始冲动，实现了对“性情悖论”的彻底超越。

四、余论：孙过庭“性情观”的当代启示

在当代书坛，孙过庭的这番论述依然如同一面犀利的镜子，映照出诸多现实问题。

一方面，现代艺术观念极度强调个性的张扬与自我的表现。许多书写者将“随其性欲，便以为姿”奉为圭臬，认为只要是自己内心情感的宣泄，便是好的艺术。于是，满目皆是“倔强无润”的狂怪、“失于规矩”的胡涂乱抹、“过于剽迫”的浮躁，以及“淬于俗吏”的甜媚。他们将孙过庭所警示的“弊病”，当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来追求，并以此自鸣得意。孙过庭的警告，对于这种将艺术等同于情绪化宣泄的倾向，不啻为一剂清醒的良药。

另一方面，在学院化的书法教育中，又容易产生另一种偏向，即过度强调技法的标准化，抑制了性情的自然生发，导致作品“矜敛者弊于拘束”，缺乏生机与感染力。

孙过庭的思想告诉我们：

第一，尊重性情，但不放纵性情。书法创作必须要有真性情的参与，否则便是无灵魂的傀儡。但不能停留于此，必须对其加以反思、引导和提升。

第二，“通会”是比“独行”更高的目标。一个书家的成熟，不在于他找到并固守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符号”，而在于他能否融汇古今，打通各种审美范畴的壁垒，最终形成一种内涵丰富、层次多元、既深具个人面貌又符合普通审美规律的“中和”风格。

第三，书法是“艺”，更是“道”。它不仅仅是手上的技艺，更是整个人格、全部修养的体现。技术的锤炼与心性的修养，必须齐头并进。唯有在生命的漫长历程中不断“化性为艺”，才能最终抵达“人书俱老”的崇高境界。

结语

孙过庭《书谱》中关于“性欲便姿”的这段论述，其思想光芒穿越时空，至今依然璀璨。他并非要扼杀书者的个性，而是以一位伟大理论家的深邃眼光，洞察了个性与风格之间存在的深刻悖论：未经文化洗礼与理性升华的自然性情，既是艺术风格的生发之源，亦是其境界提升的障目之叶。他以其建立的从“质直”到“轻琐”的八组对应关系，清晰地勾勒了这一悖论的发生机制。

这一批判性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中庸”的审美理想与道家“虚静”的心性工夫。其最终指向，是引导书者通过“思虑通审，志气和平”的审美心胸构建，以及“平正—险绝—平正”的“人书俱老”的修养历程，完成从“率性的自然”到“修养的自由”的关键性跃升。在这一过程中，性情从一种潜在的、盲目的支配力量，转变为主体可以自觉调控、并用以熔铸多样化艺术表现的宝贵资源。

孙过庭的智慧启示我们，书法的最高境界，不在于简单地“做自己”，而在于不断地“成为更博大、更深刻的自己”。在个性张扬被视为圭臬的今天，重温和深思孙过庭的这一思想，对于匡正时弊，深化对书法艺术本质的理解，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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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孟云飞，出生于河南，199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2001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师从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2007年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供职于国务院参事室，兼任河南大学文学院书法文献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博士生导师。

其作品多次参加各种比赛、展览并获奖。书法风格潇洒豪放、妍美质朴，尤其注重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在“书法风格”研究方面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0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研究》《新华文摘》《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书法》等国家级报刊公开发表；出版《二王书艺研究》等专著，主编《翰墨情缘》《艺海无涯》以及《中小学书法教材》等四十余本；录制《轻松学书法》系列光盘十余张，并在“中国教育”等多家电视台播出；主持、参加《书法风格研究》等省部级以及国家艺术科学规划等项目；曾获得文学艺术评论、国家第四十三批博士后基金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