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感谢峰会主、承办方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分享自己关于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今天我带来的发言题目是“阶段转换、结构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题目下，我想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发展转型是当今世界的共性问题。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连接、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三大因素导致当今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深刻的发展转型问题。不仅是拉美和中国，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与韩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虽然中国、拉美和欧美日本等各自发展阶段差异很大，具体问题也各不相同，但都有三个共同因素的影响，也都因这种影响而存在着转型的紧迫性。这三个共同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国内发展阶段转换、国际格局动荡和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

先看国内发展阶段转换。二次大战之后，先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构建的两大国际秩序体系中，后是在美国独家引领的市场经济秩序体系中，各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高速增长，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都到了阶段转换和结构调整重组的新时期。

再看国际格局变化。经过近百年的演化，整个世界由美、苏两大集团分庭抗礼到美国独大，再到中国崛起，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东地区以色列与巴列斯坦及阿拉伯诸国矛盾冲突尚未解决，东欧地区俄乌冲突又起，且愈演愈烈，这两大冲突几乎牵动了所有大国的神经，从而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个因素更为重要，即当前正在酝酿的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第四次技术和产业革命，对人类文明演化和各大经济体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难以预知。未来的人类社会将变成什么样？由于人工智能渗透到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现在确实无人能说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发展方式转换。例如美国八大高科技公司高歌猛进，英伟达一个企业市值就超过5万亿美元，而美国社会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就业入和生活水平都面临着重大挑战。

上午中国驻拉美某国前大使提到了一个非常独到的观点，即拉美面临“一个危机和三大陷阱”。一个危机是发展危机，三大陷阱是政府孱弱、生产能力不足和社会分化。应该说，这些问题是后发国家在向更为发达阶段迈进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问题，甚至说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部分，是我们共同的经验和思想财富。值得中国在发展转型过程中关注研究并努力避免。

第二个观点，是中国转型的紧迫性不亚于拉美。中国的人均GDP目前已达到1.3万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逼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中央部署，至2050年，也就是未来25年要分两个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相比2020年，到2035年人均GDP要翻一番，达到2.5万美元左右，从而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学家们测算，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年均GDP增速要达到5%左右。即使达到了这一目标，也还不及现在世界贸发组织当前确定的发达国家3万亿美元的标准还有差距。10年以后，门槛肯定会更高，所以，我们的发展任务非常重。到2050年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阶段，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人均GDP要达到届时美国的一半，估计至少是5万美元。根据这个标准测算，2035到2050年间，我们的人均GDP大约还需要翻一番，GDP增速也还要达到年均5%左右。这就是说，未来我们面临着两个翻番，两个阶段连续30年GDP年均5%增速的艰巨任务。

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个发展目标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实现发展转型，并解决两个方面的难题：一个是从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一个是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要转向技术依赖，首先必须在创新文化和创新制度方面解决一系列问题。过去我们的发展是资源依赖型，即依靠资源、能源、劳动力和土地的消耗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增长不可持续，这是大家的共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未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仅要依赖国内市场，还要依赖全球市场，但不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全球市场，都面临类似美国这样的第一大经济体的竞争和遏制。这就要求加大创新力度，使我们在主要产品和产业领域都必须进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

刚才我们获得了英伟达、微软、谷歌等大型科技巨头的信息，他们都向人工智能龙头 OpenAI投入了数千亿美元提升其算力，并获得其算力支持。这样的巨额投入和我们的廉价DeepSeek及其相关人工智能公司构成严峻挑战。所以，除了加大投入之外，培育创新文化和通过深化改革构建适应于创新的制度极其重要。

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我们习惯于投资驱动，通过供给解决发展问题。然而，如何实现消费驱动，我们不仅面临观念上的障碍，还面临一系列现实冲突。例如，我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而发达经济体消费占比都在60%以上，新型发达经济体如韩国也在55%以上。我们应该如何提升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当前，要启动消费，我们却面临着通缩的恶性循环。通缩及消费无法启动的原因有四个：首先，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户获取的比例过低，大约不到40%，政府和企业获取的比例较多，消费主要依靠居民户的需求实现；其次，在消费总量中，居民消费占比较低；第三，是社会成员之间财富占有差距过大。我们的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45至0.5之间，导致最大多数有消费需求的群体缺乏相应的支付能力；最后，是我们对高收入人群消费场景的拓宽面临着较大问题。某个专家提到一个富人消费的话题，我非常赞成。例如在发达的经济体，港口码头到处都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私人游艇，中国却很鲜见。中国也需要放开富人消费的限制，拓宽富人的消费空间，让穷人有就业和收入。

第三个观点，可以借助中拉峰会平台，深化河南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合作，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增砖添瓦。近年来，河南一直在努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作为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量最大的省域经济体，河南具备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一系列条件。第十八届中拉企业峰会在郑州举办，为未来河南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以及河南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这种合作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汽车贸易。郑州具有巨大的汽车产业发展潜力，无论是客车还是小型乘用车。郑州也是与拉美国家开展汽车贸易最早的城市，早在20多年前，宇通客车作为全球第一大客车品牌，已经批量出口古巴。据刚刚获得的信息，截至目前，宇通客车在拉美地区的存量已经超过3万台，每年出口到拉美地区的客车数量接近2000台，且那里已经拥有一个200多人的服务团队负责售后服务保障。比亚迪、上汽、奇瑞等小型乘用车在河南的生产基地到拉美的出口也在迅速增加，这是河南与拉美合作的良好基础。

第二是空中丝绸之路。以郑州机场为轴心的空中丝绸之路已经是个响亮的品牌，郑州和卢森堡双枢纽运行状态良好，郑州和马来西亚吉隆坡之间的东南亚双枢纽也已具雏形，接下来郑州与北美、南美及澳大利亚的双枢纽也会陆续推进。河南拥有巨大的人口和消费市场，每年空运来自南美的车厘子等农牧产品和海产品数量很大，郑州作为内陆最大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分拨中心，也使郑州至拉美空中丝路货邮量增长具有巨大潜力。

我希望河南省郑州市以中拉峰会为契机，推动与拉美地区经济贸易的更深度、更广泛合作，并且聚集各方研究力量，追踪研究郑州以及河南和拉美合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出智库解决方案，为中拉经济发展尽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