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广

这梦想，是从我们村小学三年级那间漏风的教室开始的。

那时，我们的课桌满是坑洼，写铅笔字时非得垫上硬纸板才行。语文老师是位老教师，常常穿着雪白的衬衫，他念着报纸上的文章，声音宛如山涧潺潺的溪水。他说，能把字印在报纸上的人，叫做记者。 那天布置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咬着铅笔头，望着窗外田野上低飞的蜻蜓，一笔一划认真地写道：“我要当记者，坐绿皮火车去北京，把咱们村红薯、西瓜甜不甜，告诉全国人民。”

那篇作文，老师用红笔打了三个大大的五角星。他让我站在讲台上，念给全班同学听。同学们仰着黝黑的小脸，眼睛亮晶晶的。那张作文纸，在教室后面的土墙上贴了整整一个学期，边缘卷曲、泛黄，恰似一面褪色的旗。那便是我的“铅字”——带着泥土气息，混着草屑与梦想的最初“铅字”。

后来，这梦想在中学的校园里抽枝散叶。中学是镇上的寄宿学校，我清楚记得，班主任英语老师为我开辟了实现记者梦的另一条路——向各种杂志报刊投稿。第一次在《中学生博览》的角落里，看到那行“欢迎来稿”的小字，我的心怦怦直跳。老师鼓励我用她办公室的电脑，我用一个指头敲出第一篇散文，写的是老家院里那棵歪脖子枣树。寄出去后，每天都跑去传达室看信，直到两个月后，收到一张薄薄的十五元汇款单，我的手激动得几乎握不住那张纸。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写春雨后松软的土地，写母亲在庄稼地里劳作，写邻居家那条老黄狗。稿费从十元涨到三十元，再到五十元、一百元。最让我骄傲的并非钱，而是随稿费寄来的那些小证件——“特约小记者”“校园通讯员”，红色塑胶封皮，烫金的字。我小心地把它们压在书包最里层的夹袋里，仿佛那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行证。

到了大学，我考上一家医学院校，也在一步步为实现梦想努力着，从文学社成员到校报编辑、校文学社社长、校宣传部部长。守着那间堆满旧报刊的狭小办公室，我们以最虔诚的态度，讨论着哪个标题更“抓人”，哪篇评论更“有骨”。那时，心里满是妙手著文章的豪情，笔下流淌的，是自认为可以烛照黑暗的正义之光。我们谈论着远方的战火与不公，仿佛那“铁肩”天生就是为担起这些而生。 课余，我常跟着老记者跑新闻，在城中村的拆迁现场，听满面尘灰的老人颤抖着拉住我，诉说他的茫然。我渐渐明白，“铁肩”二字，不只是豪言壮语，更是一种沉甸甸、具体而微的责任。它要求你不仅要有冲入现场的勇气，更要有凝视伤口、倾听哭声，并将这一切忠实地转化为文字的耐心与诚实。

大学毕业后，我真的把名字变成了铅字。可这铅字的重量，比我想象的更为复杂。或许，我从农村带来的那股执拗的“拙”劲儿，在城市的信息洪流里，常显得不合时宜。

然而，不知何时起，那“铁肩”似乎渐渐感到酸痛。也许是见多了现实的复杂，远非少年时黑白分明的想象；或许是那曾被视为圭臬的“铅字”，在时代浪潮里光环渐黯。我不再是那个以为一篇稿子能改变世界的少年，也不再觉得肩膀是“铁”打的，我的肩膀是父母用小麦和汗水哺育出来的，是肉长的，会酸会痛。于是，“量力而行”从无奈的妥协，慢慢变成清醒的认知，认清自己能耕好哪一块地。

如今，在又一个记者节前夕的夜里，我写下这些文字。窗外是城市的霓虹，没有蛙声与稻浪。我握着的还是一支笔，它不再是最初那支想丈量世界的铅笔，也不是大学时那支以为无坚不摧的钢笔。它就是我——一个从田埂走出来的九零后手中的工具；我用它，量力而行，一笔一划耕种着属于自己的方寸之地。

忽然觉得，所谓“铁肩担道义”，未必总是轰轰烈烈的揭发与呐喊，也可以是一种安静、持续的承担——承担记录的本分，承担言说的谨慎，承担对笔下每一个字的敬畏。而“妙手著文章”的“妙”，或许不再是辞藻华丽与结构精巧，而是在喧嚣世界里，仍保有倾听的耐心、发现细微美好的眼睛，以及不为浮名所动的朴素之心。

笔依旧很重。但这重量，我熟悉，也踏实。那些年一张张汇款单积攒起来的，不只是零花钱，更是一个农村孩子对文字最原始的信仰。而今，这信仰在现实的土壤里深深扎根，开出的或许不是耀眼的花，却是经得起风雨的、实实在在的庄稼。

作者简历

丁志广，笔名上官志，生于中医世家，河南滑县人，青年作家、双创导师、资深媒体人。历任河南科技报记者、主编、产业处副处长(主持工作)、省融媒科技中心执行主任。河南省传播学会理事、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产业发展委员会委员，长期以来从事融媒传播、国际传播、乡村振兴、产业经济、数字经济、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及开发区(产业集聚区、新区)研究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