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渝中区两路口文图大厦M层，上午十点的阳光透过窗户，温柔地洒在阿蛮老师递来的《嘉陵十卷》上。书页间还带着淡淡的油墨香，纸质温润厚实，仿佛捧着一捧沉淀了岁月的山河。接过书时，阿蛮老师那句“这是我用脚一步步丈量出来的文字”，让我对这部著作多了一份莫名的敬畏。翻开“赤色巴涪”篇，我没有急于速读，而是逐字逐句品读，那些带着实地探访温度的文字、具体到细节的记述，让通南巴平的山水、人物、历史都变得可触可感。读完后，心中不是模糊的感动，而是深入骨髓的信服与震撼——这不是虚构的史诗，而是被文字精准还原的、真实存在过的山河与信仰。

《嘉陵十卷》写南江，没有空泛的抒情，而是用大量可考证的细节、可感知的场景，让我仿佛跟着阿蛮老师的脚步，一步步走完了那段艰险却充满收获的寻源之路。书中对小巴山道路的描写，精准到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小巴山紧邻光雾山风景区，目前尚未开发旅游，不通班车。乡村公路顺着关坝河向上进入小巴山，路陡且窄，还有多处危岩落石区，平时不允许车辆进入。我去寻找巴河源头，多亏县文联和关坝镇热心帮助，开车送我进山。玉泉村委会的李主任担任向导，领着不断向上爬升，一路介绍情况。”这样的细节让我瞬间想起自己曾走过的山区公路，那种谨慎与颠簸的真实感，一下拉近距离，让南江的山路不再是文字描述的抽象概念，而是能切身感受到的艰险。

下山时遇到的杂交猪崽，书中的描写同样充满生活气息：“关坝镇乡民的确实现了与野生动物的和平相处。我们下山时又遇到一群自由徜徉的小猪，无人看管。其中一只猪崽毛色与众不同，呈黄褐色。李主任说那也是只野猪，不过有一半家猪血统。乡民把母猪赶到山里林下散养，吸引野猪加入后，产出的杂交猪肉质好、脂肪少、滋味鲜美，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很多。”这些具体的细节，让南江的生态之美不再是抽象的“原生态”，而是能看到、能想象到的真实场景。

任炜璋的故事，书中更是以史料为基，细节为骨，让这位烈士的形象立体丰满。书中写他的出身：“任炜璋，四川南部县人，年轻时学过裁缝，当过兵，进过讲武堂。1932年8月，任炜璋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率部转移到南江县麦子坪，发动桃园起义，组建川北民众救国义勇军，“据山险行赤化。”写他的遭遇：“曾任川军杨森部二十军十八旅旅长，后被杨森削去兵权，调任渠县县长。”写他的抉择：“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通南巴根据地。1933年1月19日，川北民众救国义勇军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南江县赶场溪高壁庵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任炜璋任师长。”书中还详细记录了任炜璋参与的战役：“任炜璋独立师配合红73师，在陈昌浩、李先念指挥下参加了鹿角垭、巫山垭、解放南江城和晋子岭、马桑寨等系列作战行动，对国民党军田颂尧部予以沉重打击。”这些具体的战例，结合南江县博物馆的解说词“据山险行赤化”，让任炜璋的英勇与抉择更具说服力。而书中提到他的结局：“不幸的是，由于敌我形势错综复杂，任炜璋在川陕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错误处决。后予以平反，追认烈士。尽管有诸多曲折艰难，独立师最终仍是红四方面军和巴山游击队的骨干力量，以顽强战斗和英勇牺牲，诠释了南江这方土地蜿蜒磅礴终为钟灵发祥之壤。”《嘉陵十卷》没有刻意回避历史的曲折，更显真实。

读到南江林下经济时，书中的描写充满了烟火气和真实的数据支撑。“关坝镇人大主席老何补充说，乡民除了在森林里养猪，还养蜂、采野生蘑菇、药材和生漆，近年全镇1800多户全部脱贫，林下经济贡献巨大。”这些具体的数字和案例，让红色土地的“新生”不再是口号，而是村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这种真实的烟火气，让南江的山水与精神都变得更加可信、可亲。

书中对巴河源头汪瞎子沟的描写，更是精准到感官细节：“我们的寻找在接近小巴山顶的汪瞎子沟结束。数股清泉自林间深处流出，淌过长满青苔的石岩，发出窃窃私语般的声响，向下渐成一条小溪。李主任告知，此即巴河源头之水，其初始水源为林间石缝渗出，随雨旱季节变化，位置并不固定，也没有一个山洞之类地标。村里准备在此立碑标示“渠江源”，方便旅游者进山探源。”这些细节，让巴河源头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能看到、能触摸、能聆听的真实地方。

二、读通江：每一个故事的细节，都藏着信仰的重量

通江的章节，是让我读得最动容也最信服的部分，因为阿蛮老师笔下的每一个红色故事，都有具体的细节支撑，没有夸大，没有渲染，却自带震撼人心的力量。写老龙洞的通江源头，书中的描写细致到让人仿佛亲身抵达：“与南江巴河一样，通江也是渠江三大支流之一，为渠江北源。通江长不及巴河，但对渠江水量贡献最大，因其本身即由两条河构成，分别为小通江、大通江。”

走到老龙洞时，书中这样刻画：“小通江源头在汉中市南郑区碑坝镇广家店村老龙洞村民组。老龙洞保持着渠江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源头样貌，在米仓山深处，乡村公路尽头，之后是六七百米田埂路和一片青苔和浅沼。我是绾起裤腿，打着赤脚走进去的。因为尚未进行旅游开发，老龙洞至今保持着原生态样貌。弧形的洞口很低，进去后却是一个大厅似的空间，三面洞壁和头上洞顶渗落而成的水流，从各种荫生植物叶间穿过，流出洞口已然形成一条小河。河水异常清澈，每尝一口都是甘甜，令人顿生意外惊喜。原来我看到的这一股嘉陵江源头水，与古人最初看到的清流并无不同。脑海里便自然浮出李白那脍炙人口的诗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这样的感官细节描写，让我仿佛能感受到脚底的淤泥、洞中的潮湿、泉水的甘甜，“通江源头”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真实可至、可感可知的地方。

老龙洞所在的“红军路”，书中也补充了具体的背景和细节：“老龙洞渠江源所在的米仓山，有一条蜿蜒盘旋的公路，上起南郑天池梁，下至通江潮水坝，有一个统一的路名——红军路。当地乡民说，这条路得名于上世纪30年代，那时还不是公路，而是一条窄窄的山道。如果不是路边标牌提示，很难想象当年曾有千军万马由此进入通南巴，开辟出一片红色天地。”这些细节，让“红军路”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路名，而是承载着革命历史的真实印记。

通江的红色记忆，在书中以无数具体的人和事呈现。阿蛮老师详细记录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的一生，用大量细节串联起他的坎坷与坚守。写他的出身：“熊国炳(1893-1960)，通江县熊家湾（今属万源县）人，因家贫过继人家，少年失学，曾为猎户，被称为“巴山勇士。”写他加入革命及贡献：“红军入川后，熊国炳被推选为乡苏维埃主席，因工作勤奋，积极支前，受到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称赞。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发展生产方面政绩斐然。1934年，川陕苏区反击国民党军六路围攻，熊国炳走乡串户，组织群众向前线红军运送粮食、弹药，救治伤员，为万源保卫战获胜做出重大贡献。”

熊国炳的坎坷遭遇，书中的描写更是具体到让人心疼。写他的家庭悲剧：“1935年春，熊国炳随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参加长征。之后不久，其尚未成年的两个儿子被还乡团杀害，妻子赵氏在逃亡途中饿毙。”写他长征中的艰险：“1936年10月，各路红军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部队组成西路军出征河西走廊，熊国炳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年底，西路军兵败祁连山。1937年1月，熊国炳率西路军后勤总部和红九军余部组织临泽突围。部队在雪地里被马步芳骑兵队冲散，熊国炳单枪匹马冲出敌阵。战马中弹死去，熊国炳头部和脚受伤，趴卧雪窝难以动弹。至半夜，幸得两位战友寻来，生火将其下肢的结冰烤化，保住了伤腿。”

写他的被俘与逃脱：“在寻找部队途中，熊国炳与五名战士被马步芳骑兵俘获。敌方不认识熊国炳，见他穿着破烂，双脚冻坏，当作普通士兵关押，后被受雇于‘马家军’的裕固族看管放行。”写他的隐姓埋名：“熊国炳带伤西行，到酒泉屯升乡被当地百姓救治后送到酒泉城。熊国炳在一家醋坊做帮工并重新安家，得以躲过国民党的悬赏搜捕，但已失去了与党和红军的联系。”

全国解放后，书中写了他的境遇：“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公开寻找散落的红军官兵，熊国炳如实填写了参加革命登记表，获得补助款50元、麦子4石。1960年10月，这位曾经身披红军战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在酒泉去世。”当乡亲们问他为何不向党组织提出要求，恢复红军高级干部待遇时，书中引用了《通江县志·人物志》里他的原话，没有任何修饰，却让这份坚守与淡泊变得无比厚重：“川陕根据地出去的那么多人都死了，而我还活着，我怎么能去向组织要求待遇！”这些细节，让熊国炳不再是“烈士名录”上的一个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坚守有奉献的真实之人。

还有老红军唐明开的故事，《嘉陵十卷》通过其后人老唐的口述，还原了无数鲜活的细节，让这位“红军散落人员”的形象立体丰满。书中写他的出身与求学：“唐明开，世居四川通江，1903年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唐明开少年时就去过成都、重庆、汉口、西安等地，边求学边游历。”写他加入共产党，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唐明开19岁回到通江，成为中学教师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入川后，唐明开成为川陕苏区一名宣传干部，他口才好，善演讲，曾动员3000多名通江青年参加红军。”

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撤离通南巴开始长征，书中写了唐明开的抉择：“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撤离通南巴开始长征。其时正值妻子生病，唐明开征得党组织同意，把两个儿子托付给战友，随主力部队一道长征，自己留下照顾妻子，同时作为留守人员转入地下斗争。两个“少年红军”都完成了长征。长子唐高义随解放军打回四川，1950年退伍回到通江老家，与很多有着光荣革命经历的老兵一样，成为新中国农民。次子唐志明在部队提了干，后转业到重庆，任南桐矿区红卫采石场场长。”

留下来的唐明开，经历了生死考验。书中写了他的被捕与受刑：“国民党军队占领通江后，唐明开被人‘点水’遭逮捕审讯，两条腿被打断。后经通江社会名流杨大献医生担保出狱，但已成残疾。”写他的出狱与逃亡：“唐明开不甘心自己的革命生涯就此结束，在疗伤期间设法打听红军的去向。得知一个红军战友的消息后，他以为儿子治病为由，把妻子和刚满7岁的小儿子带上，乘船离开通江，经平昌、石桥、三汇、云门等地，到合川溯涪江而上，在中江县与那位战友会合。而此时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两人便放弃了继续寻找红军的计划。唐明开化名李木森，在中江以自幼所学中医知识，开了中医诊所，一家人以此谋生。”

全国解放前夕，书中写了他的回归：“全国解放前夕，唐明开敏感地意识到老家将要解放，于是举家回到通江县陈家坝，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此后唐明开终身务农并成为受人尊敬的赤脚医生。”

书中写了他的坚守：“虽然因找不到当年的介绍人证明，党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恢复，但他仍保持了红军的传统，教育后代听党的话，踏实做事。20世纪70年代，通江县民政局为唐明开颁发了《红军散落人员证明书》。此时唐明开把一把秘密收藏了半个世纪的马刀，捐献给通江县文化馆，成为珍贵的红军文物。”

书中还补充了一个细节：“老唐说，爷爷去世后，他们几次搬家，那张《红军散落人员证明书》也没有保存下来。红军博物馆里有无数把马刀，现在也分不清谁是谁的了。”这些生活化的细节，让红军爷爷唐明开的信仰不是挂在嘴边，而是融入在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坚守中，真实而动人。

《嘉陵十卷》对通江红军遗址的描写，也充满了真实的质感。书中写到作者亲访毛浴古镇的所见所闻：“毛浴镇历史悠久，明总兵府、清守备署设立于此‘以镇川北’。娘娘庙古塔及城隍庙、火神庙、张爷庙、观音庙、关帝庙等古遗址保留至今。毛浴镇最令人称奇的，是上世纪30年代红军留下的地面文物比比皆是。中共川陕省特委机关、赤江县苏维埃政府、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川陕工农总医院、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招待所、红四方面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址、列宁小学、古城门石刻红军标语，以及红军拴马林、红军树等全都保存完好。整个镇街几乎就是一座露天陈列的红军博物馆。”

书中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毛浴镇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毛浴镇召开全军党政工作会议。会议确定的‘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训词，成为‘红四方面军不朽的军魂’。史籍还记载，红四方面军在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期间，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即‘会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在此方针指导下，红四方面军最终实现了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会师。毛浴镇在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书中还引用了1998年《通江县志·大事记》的记载：“1935年春，红军撤离通江后，国民党反攻倒算，发布告称：‘一家犯法，十家连坐。’4月初，恶霸地主王笃芝率乡丁推倒红四方面军王坪烈士墓碑，挖掘烈士坟墓900余座。”这些细节，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往，而是就在眼前、触手可及的真实印记。

三、读巴中：军民同心的烟火气，最是动人与可信

巴中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中心与政治枢纽，书中没有聚焦宏大的战略部署，而是通过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丰富的历史文物，详细说明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生活与战斗历程。包括大量红军标语、红军文告、红军兵器、红军服装、红色印章，以及川陕苏维埃政府 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向贫苦百姓颁发的土地证、房产证等。这些具体的展品和史料，让巴中作为根据地枢纽的地位有了实物支撑，真实可信。

这些刻满历史印痕的红色文物，作者阿蛮都用他的相机拍摄下来，成为《嘉陵十卷》一书那些历史故事的有力佐证。

四、读平昌：英雄的细节，让信仰具象化

平昌的章节，最打动我的是刘伯坚烈士的故事，书中用大量真实的史料和细节，让这位英雄的形象立体而鲜活。写他的革命经历：“刘伯坚（1895-1935），平昌县龙岗乡人，1922年赴欧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旅欧总支部第三任书记（前两任为赵世炎、周恩来），并成为聂荣臻、蔡畅等的入党介绍人。回国后历任中央苏区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

写他在红军战斗历程，尤其是政治工作方面的突出贡献：“1931年刘伯坚与赵博生、董振堂一道，组织领导了‘宁都暴动’，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成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与肖劲光、何长工、黄火青、左权、程子华一道，成为红五军团政治工作的坚强堡垒。长征中，红五军团担任殿后，成为中央红军的‘铁流后卫’。刘伯坚亦被毛主席赞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平昌刘伯坚纪念馆碑文词）”。

书中写了他被俘及在狱中坚持与敌人斗争的过程：“1935年3月，刘伯坚率部在江西信丰县与国民党军激战，突围时为掩护战友左腿负伤，被俘遇害。” 书中引用了国民党的审讯记录（档案复制件）：“纪念馆陈列的国民党审讯记录中（档案复制件），刘伯坚面对威逼利诱，坚持信仰，毫不动摇的气慨跃然纸上，读来令人动容。”“他在敌人监狱里留下的《带镣行》，成为现代诗歌中铮铮铁骨风格的经典作品，长久为人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