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桦

在当代中国书画鉴定领域，启功先生的“书画鉴定三议”突破技术辨伪范畴，构建起科学与人文交融的方法论体系。在科技介入鉴定、艺术史研究跨学科发展的当下，结合具体古书画案例重审这一思想，更能凸显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正视“模糊性”：以《平复帖》鉴定看科技与经验的融合

启功先生指出，书画鉴定存在“模糊性”，即便有科技辅助也难达绝对精确。以陆机《平复帖》鉴定为例，这件被誉为“法帖之祖”的作品，因纸墨老化、字迹漫漶，传统目鉴长期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其笔法、结体符合西晋风格，另一部分则因帖中个别用字存疑，对年代提出质疑。

这种“模糊性”正源于启功所说的认知局限——鉴定者对西晋书法风格的理解受个人经验影响，且缺乏同时期可比对的墨迹标准件。对此，启功提出的“软硬件结合”路径得到实践验证：现代科技通过碳十四测年确定《平复帖》纸张年代在西晋至东晋区间，为年代判断提供量化依据；而鉴定者则结合目鉴经验，分析其“古雅简远”的笔法特征与西晋文人书风的契合度，最终形成“高概率为西晋陆机真迹”的结论。这种“科技定范围、经验辨细节”的模式，完美诠释了启功对“模糊性”的应对智慧，打破了“权威独断”，推动鉴定走向科学论证。

二、超越“二元论”：从《兰亭序》摹本看鉴定的历史价值维度

传统鉴定的“真伪二元论”，在启功先生梳理的古书画“灰色光谱”面前失去合理性。以《兰亭序》为例，王羲之原作早已亡佚，现存最知名的是唐代冯承素摹本、虞世南摹本等。若按“非真即伪”标准，这些摹本均为“伪作”，但启功先生强调，需从艺术史语境挖掘其价值。

冯承素摹本因“双钩填墨”技法精湛，最大限度还原了王羲之原作的笔法、章法，成为研究东晋“尚韵”书风的核心实物。启功曾指出，这件摹本的价值不仅在于“摹得像”，更在于它保留了原作已失传的艺术特征，为后世理解王羲之书法、研究唐代摹拓技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依据。此外，清代董其昌代笔作品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董其昌晚年因应酬繁多，部分作品由弟子代笔，若仅断“真伪”，代笔作品易被忽视；但启功通过比对真迹与代笔作品，还原了董其昌工作室的创作分工，揭示了晚明文人书画“代笔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让鉴定超越“断真伪”，成为解读艺术史的关键环节。

三、警惕“人情扰”：从“石涛伪作案”看鉴定伦理的重要性

启功先生总结的“世故人情”干扰，在近现代书画鉴定中屡见不鲜，“石涛伪作案”便是典型。上世纪中期，某藏家为抬高藏品价值，将一批清代仿石涛画作伪称为真迹，并借助“资历权威”施压，部分鉴定者因“挟长”“远害”等因素，未严格考证便认可其真伪，导致伪作在市场流通多年。

启功先生对此类现象深恶痛绝，他强调鉴定需坚守“学术良知”，建立“证据优先”的逻辑。后来，有学者依据启功倡导的“集体研讨”机制，组织专家从石涛不同时期的笔墨特征、款识习惯、印章风格等维度交叉验证，最终证明这批作品为仿作。此案印证了启功的主张：健康的鉴定生态需“科学流程”与“伦理防线”并重——既要通过“证据分级”（如笔墨特征为一级证据、流传记录为二级证据）确保判断严谨，也要以“透明评议”避免权力、利益干扰。正如启功所言，“容众”精神不是盲从，而是通过平等对话，让鉴定回归学术本质。

总之，从《平复帖》的科技与经验融合，到《兰亭序》摹本的历史价值挖掘，再到“石涛伪作案”的伦理反思，启功“书画鉴定三议”的方法论通过具体案例得到充分印证。在当下，我们既要善用科技提升鉴定精度，更要坚守人文立场，以伦理准则守护学术纯粹。启功先生所追求的“科学与人文平衡”，不仅是书画鉴定的核心准则，更是推动文化传承与艺术史研究科学化的关键基石。

2025年9月23日于寄吾斋

（作者：温州市方介堪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