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恒

在全球贸易格局深度震荡的当下，中国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

9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并致辞。李强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不到24小时，商务部召开吹风会进一步表明立场，强调“发展中国家身份不变”“中国仍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捍卫发展中成员正当权益的决心不会变”。

这不是一次单纯的技术表态，而是一场高度战略性的外交重塑。放弃新的特权，却不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不主动要利，却释放出更大的影响力野心；主动让渡筹码，却意在换取规则博弈的核心席位——这是中国在全球经贸秩序博弈中的一次角色转向：从制度的适应者向制度的贡献者演进。

在WTO体系被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重压之际，中国不是抽身离场，而是选择更深度站场。这背后真正的落点是：中国不再满足于“规则跟随”，而是要在下一轮全球治理的起草席上拥有发言权。

放弃特权，不等于后退；这是一种更具长期战略意义的“让权”——中国以“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身份，对外喊出了新的经贸逻辑，也对内释放出深化改革、开放升级的信号。

01:放弃“新特权”背后，是争取“规则席位”的长期战略

中国在WTO谈判中宣布“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看似是让利，实则是升位。这种“主动不争利”的姿态，既不是妥协，也非退让，而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复杂国际经贸格局下重新定义自身谈判角色与战略坐标。

按照WTO现行规则，发展中成员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S&DT），主要体现在“义务较轻”“过渡期更长”“获得更多技术援助”等方面。中国以发展中成员身份于2001年加入WTO，本应享有这些制度性权益，但是在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享受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少于其他发展中成员，如率先将农业综合支持量约束为零，放弃使用农业“发展箱”补贴和农业出口补贴的权利。中国的农产品平均关税到2010年降税义务履行完毕时降至15.2%，约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的四分之一，远低于发展中成员56%和发达成员39%的平均关税水平。

当前环境下，中国此番表态更像是一种制度性升级申明——从“可以豁免规则”转向“要参与制定规则”，从“受益者”转为“治理者”。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明确表示：这是中方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对外作出的重要立场宣誓，是中方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行动，必将为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注入强心剂，必将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注入正能量。这番话背后隐藏的政策逻辑是：在新一轮全球规则谈判中，谁放弃了狭隘特权，谁就有可能争得引领权。

尤其是在美国主导的小圈子贸易规则（如IPEF）加速成型、“脱钩—去风险化”日益政治化的当下，中国必须通过实质行动证明自己仍然是多边主义的稳定力量。与其在每一次新规则博弈中反复强调“我弱我有理”，不如主动转身说一句“我强我愿担”——这不仅有助于重塑中国在WTO话语权，也有助于在全球经贸秩序调整周期中，获得长期影响力的杠杆支点。

这是一场以“减少争利”换“增强发言权”的角色切换。更深层的意图是：当全球经济新一轮规则尚未落地时，中国要站在谈判桌中央，而不是在桌边等待“安排”。

02:发展中成员的“身份保留”，是一种大国平衡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不再寻求WTO框架下的新“特殊与差别待遇”，但商务部反复强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会变、立场不会变、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这不是自相矛盾，而是一种有意维持的身份平衡。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贸易总量、产业体系完整性、基础设施投资能力等维度上，已具备许多发达国家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国人均GDP尚处中等偏下水平，区域发展不均、城乡鸿沟和社会保障体系仍面临重大挑战。在世贸组织中，中国需要扮演“发展中代表”和“大国引领者”两个角色，前者带来联盟与认同，后者争取规则与影响。

更深层来看，这是对当前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的一种回应——当美国以“去风险”为名边缘化WTO、打造闭环规则体系（如美欧TTIP、印太IPEF）时，中国若一味强调自身“强大”，就可能失去“全球多数”的舆论支持基础。而保持发展中成员身份，恰恰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跨阵营对话的政治筹码，在南北之间保持调和角色，在全球南方中维持“代言人”位置。

这种身份张力并非中国独有，事实上也是所有“中等偏上国家”的集体困境：要增长，要话语权，但又不能被发展中国家视为“站队变节”。而中国的回应路径是——既不放弃大国身份，也不背弃发展阵营，而是在“两端对话”中争取博弈主动权。

3:在WTO濒临“失声”时，中国为何如此选择？

中国此时选择在WTO舞台上“让权不让位”，既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策略判断，也是一种制度理想主义的坚持。在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WTO事实上已处于“三功能瘫痪”状态：规则制定谈不动、争端解决机制被掏空、成员间分歧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国家早已转向“双边协定”或“小圈子规则”，WTO成了“还在用但不再谈”的舞台。

但中国没有离场，反而在服务贸易规制、渔业补贴协定等谈判中频频让步，并宣布不主张特殊待遇，就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依然是多边贸易体制最坚定的维护者之一。

本质上，中国知道，如果WTO全面失灵、全球进入碎片化治理状态——不论是靠美国主导的印太框架，还是欧盟倡导的“绿色关税机制”——都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全球配置、对外投资的市场稳定，也不利于新兴市场国家构建平等参与的通道。WTO仍是中国能够以“全球南方身份”参与博弈的最低制度平台，也是当下最具合法性的话语舞台。

正如商务部世贸司司长韩勇所说，中国此举将为将给全球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新动力。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指明方向、提振信心、引领发展。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提振谁的信心？其实是希望让越来越多对多边主义感到失望的中小经济体重返共识轨道。

这种“先让一步”的外交逻辑，是在争取更大主动性：不靠对抗赢空间，而靠让利塑共识。

可以说，这是一次带着危机意识的战略押注。中国宁可“主动收回特权”，也要“保住话语阵地”，因为它看得更长远——全球规则重构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失去现在的位子，将意味着未来只能被动接受新规矩的安排。

尾声：不再做制度例外，要做制度塑造者

从“不再主张新特权”到“坚持发展中地位不变”，中国在WTO上的这次表态，是一次清晰的大国宣示：不做制度例外，要做制度塑造者。

这不是一种身份的退让，而是一种话语权的重构；不是对全球秩序的服从，而是对新一轮治理格局的提前卡位。在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交织加剧、全球产业链呈现重构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选择继续维护WTO这张制度底牌，既是维护自己全球利益分布稳定的现实需要，也是为更多发展中经济体撑起规则空间的责任体现。

从“要发展权利”到“扛制度责任”，这不仅是一种态度转变，更是一种战略坐标的上移。一个真正成熟的大国，不是通过不断索取特权来证明自己的特殊性，而是在关键时刻敢于让利、愿意搭台，赢得制度红利的再分配权。

未来的WTO改革之路，注定不会顺畅。美国不重返上诉机构，欧盟在“碳边境”问题上咄咄逼人，数字贸易、绿色补贴、知识产权等新议题正在撕裂传统共识。在这场制度重构的博弈中，谁越早表达诚意，谁就越可能成为新规则的设计者与受益者。

这一点，中国显然已经看清楚，并选择了下注。